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62年11月12日，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文中曾指出：“孙中山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进行了四十年的政治斗争，在他的晚年达到了最高峰。这一发展的顶点是他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道进行中国的革命。”回首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合作历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孙中山与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的交往。
1922年11月孙中山摄于上海
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两度营救陈独秀，共商国共合作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在孙中山的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一众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的旗帜之下，推动了辛亥革命的成功，陈独秀便是其中一位。后来他成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陈独秀在青年时期便参与到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中。他为寻求救国之路多次赴日留学，结识章太炎、邹容、章士钊、刘季平、蒋百里、赵声、张继、苏曼殊等革命志士，发起组织“励志学社”“安徽爱国会”“岳王会”等革命团体，编辑或创办《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为辛亥革命鼓吹宣传。1903年陈独秀在组织安徽爱国会时，便倡议联络东南各省革命志士组织“国民同盟会”。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发起组织中国同盟会后，陈独秀虽然没有加入，却与同盟会员过从甚密，共同致力于革命斗争。辛亥革命胜利后，陈独秀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职务。1912年1月30日，陈独秀还曾在为保护刘光汉致大总统孙中山书上签字。孙中山发起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后，陈独秀积极参与，成为安徽都督柏文慰的得力助手。
孙中山为《新青年》题写《天下为公》
五四运动前后，孙中山与陈独秀在上海多有交往。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起新文化运动，欲启发“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造就新型国民，从根本上探求救国之路。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寓居上海，他十分赏识陈独秀的才干，对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给予很高评价，曾在上海宴请陈独秀，并于1920年5月为《新青年》杂志的《劳动节纪念号》题写“天下为公”四字；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与陈独秀共同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1920年4月，在陈独秀一生五次入狱，其中孙中山两次施以援手，设法营救；在国共合作期间，陈独秀从大局出发，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顺利开展国民革命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起草并散发《告北京市民宣言》在京被捕入狱，胡适被捕的谣传也传至上海。孙中山闻讯后，利用自己的政治声望积极营救。6月14日，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民国日报》全文发表陈独秀《告北京市民宣言》，15日该报又发表《北京军警逮捕陈独秀黑暗势力猖獗》，强烈谴责北洋政府倒行逆施的行为。1920年9月上旬，北洋政府代表许世英到上海进行南北和议。1919年12月沈玄庐在致胡适的信中讲述了此事：“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得好。”
李大钊致胡适关于孙中山抵沪后之态度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党组织工作，住在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 弄2号）。陈独秀回沪的消息，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921年10月4日下午，法租界密探闯入陈独秀住宅，逮捕了陈独秀和正在此处的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和柯庆施等人，并搜出《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等杂志。被捕后，陈独秀化名王旦甫，并嘱咐包惠僧等人将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不可泄露党的秘密。后来，去陈家访问的褚辅成和邵力子也被捕。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电请孙中山设法营救。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聘请法国律师巴和为其辩护。孙中山得知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给法国驻沪总领事予以营救。之后，法国驻沪总领事又致电法租界警务处协调此事，最终此案以罚款了事。陈独秀出狱后，得知这是孙中山、李达以及马林合力营救的结果。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后，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来到上海后，孙中山下决心探索革命新路，思考中国革命的未来方向与联合力量。在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的过程中，陈独秀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陈独秀的建议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早在1920年11月在上海拜访孙中山，表达了双方联合的愿望。1921年1月，维经斯基又在陈独秀的陪同下在广州拜见孙中山。1921年12月，在陈独秀和林伯渠的安排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会面，并进行了三次长谈，使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直接联系，对共产国际和苏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
当时，马林通过考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力量还比较小，工人阶级的人数也很少，而国民党同情工人阶级，支持工人运动，孙中山“倾向于社会主义”，对俄国革命持赞同态度，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因此，他从广州返回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的建议，但是遭到了陈独秀等大多数共产党人的反对。
李大钊
1922年8月在杭州西湖召开的中共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上，马林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具体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问题。在会上，陈独秀强调“国民党主要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马林表示，“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原则，中共必须尊重和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最后，陈独秀为顾全大局，表示愿意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但孙中山必须改变其管理模式并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最终会议通过了陈独秀的意见，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在同孙中山会晤时，向他提出条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允许取消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的原有入党办法，并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等，得到了孙中山的赞同。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在孙中山主盟下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国民党员53人召开改进党务会议，指定由陈独秀等9人组成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并任命陈独秀为国民党本部参议。1923年6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三大”，提出了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思想，会议决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2月2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长名义与秘书罗龙章共同签署了《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号召全体共产党员积极推动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陈独秀在《向导》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后，陈独秀于3月14日在《向导》周报第106期发表《悼孙中山先生》，称：“我们没有了中山先生了！我们失了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惟正因我们有了这个极大的损失，我们更应该加紧奋斗，因为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及军阀——必然跟着中山先生之死向民众加紧进攻。”他号召“全中国的革命分子”，“团结成伟大的集合体，来继续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在上海会晤李大钊，称其为“真正的革命同志”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早在辛亥革命前后，李大钊就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予以关注。1907年，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开始树立民主主义的观点，爱国政治思想亦日益高涨。当孙中山领导的各地起义接连失败，李大钊发出了“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丘”的感慨。
1912年12月，北洋法政学会成立，李大钊任编辑部长，主持翻译了日本人署名复堂学人（即中岛端）的小册子《支那分割之命运》，书中有《孙逸仙之月旦》一节，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一事无成，只是“所谓幸运儿者”。李大钊译后撰写了一篇题为《<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其中指出中国革命“种因于二十年前，而卒收光复之果者，中山也，何言一事无成？”，并指出“逸仙实造时势之英雄”。针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李大钊认为“中山隐退，高洁之怀，天下共见”，“孙氏倡革命于举世不解共和之日，莽莽神州，一身无所寄，流寓海表，辛苦备尝，二十年如一日，遂有多数党人连翩而起，言孙之言，行孙之行，以与人道蟊贼穷凶极恶之专制政体抗，停辛伫苦，踏白刃而不辞，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平等路如砥，自由苗而茁，中华民国乃见于东亚大陆”。“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李大钊在文中对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倒清王朝的作用及让位于袁世凯的胸襟做出了准确的评价，可见他对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中华民国缔造者的推崇与认识。但袁世凯当政后，李大钊撰文抨击袁世凯统治下的黑暗现实，称其窃国卖权，“政疾病风，民如秋草”“盈廷皆争权壤利之桀……钩心斗角，诈变机谲”，支持孙中山的反袁斗争。尤其是他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发表的《国情》一文，矛头直指袁世凯阴谋复辟的野心，表现出坚定的政治立场。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16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深受鼓舞，相继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杂志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逐渐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于1920年10月在北大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而孙中山早在1912年，便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认识，曾发表题为《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也深受鼓舞，开始转变革命思想，多次同列宁及苏俄代表书信往来，加强交往以寻求合作。
1918年，李大钊发表了他的论著《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孙中山看后十分赞赏，对李大钊等人“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著作，感到非常高兴”。他满怀激动地欣赏着李大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的伟大预言。孙中山曾对宋庆龄说：“在20世纪，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孙中山与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他们在思想上的碰撞，为后来国共合作的酝酿打下了思想基础。
1922年8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西湖会议之后，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托，赴上海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寓所拜访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在寓所二楼书房的一张六角桌旁，孙中山与比他小23岁的李大钊交谈甚欢。在会谈中，孙中山对李大钊说：
对中国处在如此混乱状态之下的这种局面，我时常在考虑解救它的方法。我以为应恢复合法的国会、护法总统、护法政府，与此同时，使中央在事实上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以此来削弱各督军的势力，这是促进统一的最好方法。我决不承认现在这样的督军割据的联省自治，应当一面采取集中兵力于中央的办法，一面扩大县的自治权力从而削弱现有督军的权力。
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进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作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返京后，李大钊曾于9月13日接受日本《北京周报》记者的访问，介绍了他与孙中山谈话的部分内容。这次谈话以《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为题发表在1922年9月17日的日文《北京周报》第33号上。孙中山与李大钊在上海的会晤，为国共两党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李大钊在《狱中自述》记载了当时与孙中山的会谈情况
此后，李大钊多次来访，与孙中山商讨国共合作的问题，并在孙中山的主盟下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1927年李大钊被捕后，他在《狱中自述》中详细讲述了他与孙中山在上海会晤的过程。其中写道：“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中山先生与我等畅谈此问题亘数小时，间当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钊入国民党。”宋庆龄也曾回忆那时的情景说：“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会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为促成国共合作，1923年1月16日，李大钊以养病为名陪同苏俄特使越飞前往上海。1月20日，李大钊陪同越飞赴孙中山寓所会晤，商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李大钊在沪见证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
为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李大钊先后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和《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等文章。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李大钊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主张，积极主张共产党员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也指出要保持党的独立性。他的建议得到了大会的采纳，并当选中央委员。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曾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密电李大钊赴沪商讨国民党改组事宜。1924年1月，他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李大钊回到北京，在北方积极发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组织，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基层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作《挽孙中山》联，高度评价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并表达了承继孙中山遗志继续奋斗的决心：“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1926年李大钊又作《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 及《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高度评价孙中山，流露出真挚的革命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