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省怀宁县境内矗立着一座风光险秀的山峰，名为独秀山。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其实是我国近代风云人物陈独秀的故乡，同时也是“独秀”这个笔名的来源。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陈独秀对于中国革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特别是由他倡导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堪称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批有志青年。
虽然后世对陈独秀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正因为有了他，中国共产党的“星星之火”才得以被点燃，而后中国革命才有了方向。他对于旧中国思想解放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不亚于康德之于德国，卢梭之于法国。
而且人们还有所不知的是，陈独秀为革命所作出的牺牲，也是非常惨痛的。他与发妻总共生育三儿一女，其中有两个都是因为革命而牺牲，后来女儿也因兄长去世郁郁而终，最后只剩三子陈松年。
这一点，说他与伟人相似，也并无不妥。
也正因如此，在陈独秀受到以王明为首的中央的排挤而脱离组织后，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依旧非常尊敬他，还想方设法对他予以接济。只不过，向来执拗且颇具傲骨的陈独秀始终不肯接受，最后潦倒着在四川江津安度余生。
对于陈独秀，伟人是非常尊敬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陈去世以后，他还让人多加关照其后人，特别是遗子陈松年。
当时伟人在听闻了陈松年的窘况后，还特批给了他每月30元的补助，如此待遇在全国都少之又少，由此可见伟人对陈家的关怀和照顾。
那么，陈独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能让毛主席对他如此重视？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他又是如何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呢？
本期文章，笔者将带大家走近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了解一个更加清晰的、有血有肉的陈独秀形象。
1879年，安徽安庆怀宁县一户陈姓人家迎来了一个男婴，只不过这个男婴出生不久后，他的父亲便去世了，由其祖父一手带大。
祖父是个儒士，但生性怪癖，很容易暴躁，是当地有名的“孩见愁”，人称“白胡爹爹”。“白胡爹爹”给男婴取名陈庆同，教他四书五经，对他的要求十分严格。
陈庆同从小聪颖，祖父心生喜欢，但为了不让孩子“小时了了，大未必佳”，他总是责多于夸，时常打骂。由于祖父粗暴的家长作风，让陈庆同心生不满，他想要反抗，却又一直不敢实践。到了十岁那年，祖父过世，这件事便成为了他的遗憾。
祖父过世后，陈庆同和母亲查氏生活了几年，由于母亲“优容奸恶”，这让他受到了不少影响。到了16岁时，他过继给了叔父当儿子，叔父是个文人，他又在叔父身上受到了不少熏陶。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8岁的陈庆同受母亲之命前往南京参加乡试，不幸落第。只不过这次参试本就不是陈庆同本意，他只想以此应付母亲，所以落第倒也无关紧要。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本不情愿的应试，却让陈庆同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因为他亲眼目睹了考场上的怪状和官场的腐败，这让他“眼见大开”。
根据亲眼所见的这些“怪象”，陈庆同从根本上联想到了国家制度上的毛病，而这也让他明确了自己未来想要践行的道路。
维新变法失败后，陈庆同成为了康有为的追随者，坚定国家制度需要“改良”的观念。但八国联军侵华后，这使得他受到了相当大的震动，他这才明白了“康学”并不能救国。
从那时候开始，陈庆同便对救国之路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他得到的第一个结论，就是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推翻无可救药的封建制度。
于是，从1901年开始，陈庆同便积极进行反清宣传活动，还因此遭到了清政府的通缉。之后迫于形势，他只好从安庆逃往了日本，并在这里接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
第一次从日本回到安庆后，陈庆同便带回了“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雏形，他在安庆藏书楼（现红旗路地区广播局）的一次演讲中，竟破天荒地喊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
根据我国杰出爱国民主人士朱蕴山回忆，在他十六七岁时（1903年左右），就经常在藏书楼听陈独秀（陈庆同）的演讲，那时他便听到过陈喊出这两句口号。因此，陈庆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提出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人，其地位可见一斑。
由于陈庆同经常都在藏书楼举行演讲，这里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传播科学和民主的反清据点，所以没过多久，藏书楼就遭到了清政府的查封，而陈庆同也再遭通缉，他只好又一次逃往日本。
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前，陈庆同才从日本返回，到了浙江陆军学堂任教。虽然当时孙中山的同盟会多次邀请陈庆同加入，但他并未应邀，只是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之后，清政府被推翻，他出任了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成为了安徽地区民主革命的领军人物。
就在陈庆同认为新制度即将在中国得到建立时，袁世凯却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所以，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革命党人发动了“二次革命”，而陈庆同也主动参与了其中。
只不过，由于同盟会领导层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加之兵力粮饷严重不足，因此根本无力与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袁世凯相抗衡。最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逃亡日本，陈庆同被捕入狱。
好在一年以后，在同盟会人的帮助下，陈庆同得以出狱。此后他再次到了日本，并帮助章士钊创办了《甲寅》杂志，为之后创办《新青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在执笔《甲寅》期间，陈庆同还第一次以“独秀”的笔名发表文章。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陈庆同就以“陈独秀”这个名字，缔造了一个属于他的传奇。
1915年从日本回国以后，陈独秀便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并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了“人权论”、“生物进化论”以及“社会主义”这三个概念，其中“人权论”倡导了民主，“生物进化论”倡导了科学。
由此，“民主”和“科学”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同时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发端。
从第二期开始，《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开始积极宣传民主和科学的具体含义，倡导新文学。这一时期，李大钊、胡适等人也相继加入了《新青年》，分别发表了《青春》和《文学改良刍议》等重要文章，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由于《新青年》的进步性，当时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的毛泽东也成为了《新青年》的忠实读者，他还尤其钟爱陈独秀的文章，并深刻受到其思想的影响。
后来毛泽东还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向《新青年》编辑部寄去了一篇名为《体育之研究》论文，以“科学”的眼光大谈运动方法。这篇文章受到了陈独秀的高度赞扬，一经发表便造成了轰动，而这也成为了陈独秀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交集。
1917年伊始，陈独秀应蔡元培的之邀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职，这时《新青年》的编辑部便跟随他从上海迁到了北京。
在北大，陈独秀终于见到了“合作”已久的李大钊，两人此前虽素未谋面，但《新青年》的合作已然让二人默契十足，因此他们很快就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不过，尽管新文化运动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可陈李二人明白，想要真正巩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就必须要找到一条道路，一条真正能够将中国从泥泞中解救出来的道路。
然而，除了对“民主”“科学”的热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可外，他们并不知道那条道路该怎么走，也不知道该怎么找到它。
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了，布尔什维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政党突然建立起了一个伟大的国家，掀起了一阵社会主义的风暴。而这场风暴，同样深刻影响了中国人。
苏俄建立以后，人类可以说进入了新的纪元，而陈独秀等人更是敏锐地找到了方向。陈独秀明白，只有奉行社会主义，才能打破当时中国混乱不堪的局面，才能推翻压迫与穷苦。
从1918年底开始，陈独秀便和李大钊创办了《每周评论》一刊，专门用以批判封建军阀，同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从这时开始，新文化运动可以说进入了高潮，《新青年》与《每周评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将中国的思想解放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说起伟人与陈独秀的最早接触，具体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以后。当时陈独秀为了躲避反动军阀的迫害，只能被迫从“中心阵地”北京秘密转移到了上海，而毛泽东正好也从北京奔赴上海，一边为“赴法留学生”筹资送行，一边进一步宣传湖南“驱张运动”（张敬尧，湖南军阀）。
得到了陈独秀赴沪的消息后，毛泽东当即对他进行了拜访，而对于这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陈也是早有耳闻，所以他非常热情地予以了接待，两人还进行了一次长谈。
对于两人的这次谈话，伟人一直记忆犹新，后来他还对斯诺说过这么一番话：“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伟人之所以会说这么一番话，是因为他当时在北大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都没能有太大心得，加之其他各种思想干扰，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不是特别深。而在与陈独秀的谈话中，陈所谈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才让他“拨云见日”，同时也让他彻底坚定了走“马克思主义之路”的决心。
因此，陈独秀的确是对伟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的，而伟人对于这位“思想导师”，也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爱戴，并一生都心怀感激。
1920年，陈独秀与李大钊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一事进行了商讨，而两人最终得出了一致结论，必须要成立代表广大工人利益的工会组织，执行马克思主义的方针。
于是，陈独秀在回到上海后，他便立即着手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而李大钊则在北京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很快，马克思主义就以北京、上海为中心，开始向全国辐射，而一些受到了五四运动影响的先进分子，也由此开始联系起来。
1920年6月，陈独秀决定在上海成立党组织，并亲自起草了党的纲领共十条草案。对于党组织的命名，陈独秀向李大钊征求了意见，李主张“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对此非常赞成。
当年11月，陈独秀主持拟订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由此，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正式开始了进程，一个崭新的政党，就这样在中国开始孕育。
我们知道，中共一大召开时陈、李二人都没有参加，他们当时都在为了活动经费而操劳，陈在广东，李在北京。但尽管如此，作为中共的创始人和灵魂人物，陈独秀还是被选为了中央局书记，其中地位不言而喻。
中共一大召开以后，陈独秀就辞去了广东和上海的其他工作，开始专心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在此之后至五大期间，他都是中共的核心人物，领导和指示了很多重要工作。比如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三大国共合作方针等，这些都是事关中共命运的重大事件，而陈独秀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陈独秀却犯了一个相当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奉行右倾机会主义。
在陈独秀看来，社会的属性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封建主义的终结是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终结才应该是社会主义。所以，他认为必须要让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并得到发展后，才能在其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这也就是他提出的“二次革命”理论。
这个错误，致使他对国民党全面妥协，并甘心将中共命脉交到了国民党手中。加之当时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抱有很大期望，遂指示他为加强国共合作而“牺牲部分权利”，而这为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埋下了伏笔。
“四一二政变”以后，主动权尽失的中共遭到了近乎灭顶的灾难，大量共产党员都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由于与张国焘意见分歧很大，陈便随同汪精卫去了武汉（当时汪并未叛变，依旧是国民党元老），之后中共中央还进行了改组，陈从此失去了中共的最高领导地位。
虽然离开了最高领导层，但陈独秀并没有感到不满，尽管他认为很多问题都是由共产国际的错误指示导致的，可他还是没有选择推卸，而是主动承担了责任。此后，他便开始用自己擅长的笔揭露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领导工人运动，这也为中共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
“四一二政变”，对于陈独秀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不仅离开了由自己一手缔造的中共党组织，更是遭到了中共的“除名”。除此之外，挚友李大钊的牺牲，以及两个儿子的被捕就义，都将他拖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陈独秀与发妻共生育三子一女，三子分别名为：延年、乔年、松年。
其中，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留法学生，陈延年还曾经和周恩来一同创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回国后，陈延年在广州从事中共工作，当时中共的影响力并不大，可他还是凭着自己的能力将中共带上了新高度，史称“其时，在粤极有势力”，其能力不得不令人赞叹。
但“四一二政变”以后，陈延年在江苏被捕，并于被捕9天后被杀害。次年，同样在江苏任职的弟弟陈乔年也被逮捕，于当年二月份遇害。
两个儿子的接连牺牲，让陈独秀倍受打击，同时也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后来，陈独秀与中共彻底分道扬镳，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损害党组织的事。他黯然退幕，不再过问政事，成为了一个不隶属于任何党派的人。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多次发表文章，指责国民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甚至还提出了“反蒋抗日”的主张。而通过他的主张我们不难看出，陈独秀的爱国热枕和家国情怀，或许正是他从事革命的初心，也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
到了1938年，在拒绝了蒋介石的盛邀和国民政府的拉拢后，陈独秀离开了武汉，一路沿江溯行，最后到了四川江津（今重庆江津区）落脚。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四年，也秉承了自己光明正大的一生。
在江津期间，陈独秀一家非常穷困，特别是在他生病卧床以后，全家的担子更是落到了三子陈松年一个人身上，一家人经常都食不果腹。
中央闻讯后，时任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的周恩来还特意前去探望了他，并且表示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回到延安。
但陈独秀却回答：“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大了…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
对于直言不讳且固执的陈独秀，周恩来也是非常清楚，于是他打消了劝其回延安的念头，转而想要为他提供生活补助。但这个提议，也被陈独秀所拒绝，他坚持不花党中央一分钱。
至于伟人，他对陈独秀也是清楚的，所以他指示将补助悄悄给陈松年。只不过陈松年是个大孝子，他对父亲的教诲铭记心中，所以也不愿接受。
最终，家庭潦倒的陈独秀因没钱买药，只好服用郎中介绍的偏方。但由于药材变质，导致陈独秀因此中了毒，于1942年在江津阖然长逝，享年63岁。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关键缔造者，伟人视为的“五四运动总司令”，就这样草草结束了一生，没能亲眼看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
陈独秀去世以后，陈松年暂时将其安葬在了江津，然后自己带着家眷回到了安庆老家。直到1947年，他才托人将父亲的灵柩托运回安庆，而且由于害怕国民党反动派捣乱，在棺木上他都没敢写父亲的名字，只是用其参加科举时使用的“陈乾生”一名。
此后的时间里，陈家一直过着潦倒平静的生活，谁也没有将他们与“陈独秀的后人”联系起来。直到1958年，随着毛主席视察安庆，陈家的光辉才被人所得知，但受囿于时代，陈家依旧无比低调。
考虑到陈独秀以及陈延年、陈乔年为革命所做的贡献，加之陈家当时的窘迫光景，因此毛主席特意嘱托了当地政府，给予陈松年一家每月30块钱的补助，并将他安排到窑场工作。直到这时，陈家的光景才得到了改善。
我们知道，伟人是非常不愿意给别人安排工作的，特别是对自己的亲人，不论多么困难，他都好言相劝，让他们放弃。像毛泽连、文昌运等人，最终都是空手而归。
但对于陈独秀的后人，伟人不仅特批补助，还安排了工作，如此待遇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不过，伟人的用意，我们倒是不难理解，毕竟陈独秀于他而言，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甚至于中国而言，都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了。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其实都是在为了理想和信念而奋斗，而且相较于其他革命者，他更加纯粹，更加坚定，更加光明正大。虽然他没能在正确的道路上贯穿到底，但正是由于他的开拓和奉献，才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发展正道，让无数革命者有了前行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