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导演邓树荣回归演员身份，一个周末，在上海连演三场《自在的一小时》。让人意外的并不是这位多年探索“肢体表演”的导演，一个人面对观众几乎不间断地聊了一小时。反倒是，在今天的创作环境里，做一部男性中心的独角戏，是挺有勇气的“不走寻常路”。
台上极简，只有一桌数椅。说是独角戏，其实有两个不在场的角色，做电台主持的男主角在台风天信号中断的1小时里，和远在他乡的妻女断断续续地打电话。通过男人的对白，观众能猜到他和女儿因为选大学专业意见不和，和妻子的婚姻陷入困境，两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追求产生严重分歧。这是带着半自传色彩的、个人化的剧场表达，邓树荣并不讳言，他把几十年来日记里的碎片式感悟，借以长途电话的形式串联起来。
两年前，邓树荣导演的“全女班”《李尔王》在上海演出，他略去了莎剧的台词，要求演员们只以肢体表达这部悲剧的核心。他多年来坚持简约美学和形体剧场的探索，强调梅耶荷德的美学观念，即，演员的身体是最原始的表达工具，而非语言。《自在的一小时》似乎成了邓树荣这些年创作中的“异类”，这个男主角说得太多。然而随着演出进行，观众会发现这是一部添加了音轨的肢体剧。无论做导演还是演员，邓树荣作品的看点始终在于“身体表达的生命感受”。
虽然在香港演出时，《自在的一小时》被评价“金句频出”，其实，这部“小戏”所有灵光闪烁的时刻，是身体“说”的实话——这具矮小、看起来疲惫不堪的身体，有时背叛语言，有时自说自话，也有一些时刻，身体和语言终于自洽完整地统一了。男人出于“父辈的经验”，对女儿的学业方向指手画脚时，那些实用主义的“老人言”用时下的社交网络上的评语讲，难免是“爹里爹气”。在这些时刻，他的身体看起来是僵硬拘束的。他和妻子通话，指责妻子的“理想主义”不能改造现实世界，却给身边的人带来负担和伤害，听起来他是委屈的一方，但他的身体表达和语言产生微妙落差，他的身体是紧张、咄咄逼人，带着进攻色彩的。这对夫妻终究是体面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争议没有演变成互生怨怼，通过香港和伦敦相连的电话线，他们回忆许多年前在巴黎、在加德满都、在狮子山下以及在产房里的相伴的时刻，这时，男人自然、松弛的身体和他的告白，形成了中年诗意的时刻。
《自在的一小时》过去了，邓树荣在剧场里想象着爱的回忆可以战胜爱的消逝，生命的活力能够被找回，这是人到中年的“自在童话”，也是剧场保留了梦的特权。联想托尔斯泰暮年的故事，他和妻子找出年轻时两人的通信，都是青春热烈的情书，他们一封接着一封地朗读，读到最后，托尔斯泰嚎啕大哭，因为他不得不承认，爱的回忆和爱的语言仍然清晰，但消失的爱找不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