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档案】打捞带劲儿的真实事件
由陈拙在世界范围内搜寻可靠的文字、影像资料
进行还原式地写作
以达到续命和长见识的目的
大家好，我是陈拙。
不知道你们是否也和我一样，想过这个毛骨悚然的问题——
如果有天进了精神病院，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那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并非天方夜谭。
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过一个著名的罗森汉恩实验，招募了8个假病人，其中有3名心理学家，1名精神病学家，4名不相关职业者。他们的任务是把自己送到12所精神病院。
随后，他们说自己能听到“轰”和“砰”的声音，除此外完全正常。
结果除一人外，其余被试者均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主人公，就是一个陷入该难题，被诊断精神分裂症，且关在最高安全级别精神病院30年的男人。他曾有过精神疾病的症状，但期间又有医生证明他已康复，很难说，他是因病关进了病院，还是关进病院后得了病。
关于他的故事，读者议论纷纷，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大家看完后都说——
“少有人能如此雄辩地描绘出一个几乎无法证明其精神状态的机构所带来的恐惧。”
1992年11月，少年布莱恩走进超市，用200多美元，买了把霰弹枪和一盒子弹。他锯掉枪口，藏在身下，回家后就连上厕所都要带着这把枪。
他把自己锁在卧室，把枪上膛，放在梳妆台，枪口对着门。
全家人都没有发现他的异样，直到有天，他用这把枪杀了父亲，然后是妈妈。
他被法院宣判：送到珀金斯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18岁的布莱恩参加高中舞会
至今为止，他被困在精神病医院将近30年。他无数次希望自己能够被释放，过上正常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从最开始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演变成了对医院的对抗与胁迫。
他谋划过两次绑架护士的行动，逃出精神病院，只为让警察把自己抓去监狱。
在外界的眼里，他的罪名不断叠加：杀害父母的变态，绑架犯，煽动者与偏执狂。这种人活该一辈子被关进病院，不要到社会上产生危害。
事实上，如果有人愿意听闻布莱恩的所有故事，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坏人。
甚至是一个值得拥有自由的人。
没杀死父母之前的布莱恩，曾被精神病院诊断患有非典型抑郁症，那年他才16岁。
他被送到精神病院的原因很荒诞，因为姐姐想自杀被送到精神病院，他在心理老师诱导下，说自己也想过自杀，就被爸妈强行送进去了。
明明那年布莱恩智商测试正常，大脑和身体功能也正常。
这次住院，改变了布莱恩一生，也是他家庭的悲剧源头之一。
医生把布莱恩关进一间“恐怖病房”，室友是枪杀继父的年轻人，还有一个猥亵犯。小布莱恩在里面度过了黑暗的一星期，还被医生要求吃下嗜睡类药品，多次恳求妈妈才被接回家。
然而家里并没有比精神病院好到哪里去。
布莱恩从小看着哥哥姐姐被父母羞辱，他作为最小的孩子也被视为累赘。他回到家后，父亲沉浸在退休生活里，无暇顾及他和妈妈。妈妈也不喜欢布莱恩，觉得养他太花钱。
这次就算他回家了，也依然被父母冷淡对待，家人出游时，他被撇在家里。
就在一次父母去度假的时候，他染上了毒品，很快就被指控相关罪名被判缓刑，不得离开居住地。父母知道这件事后，他再一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这次布莱恩真的出现幻觉了，同时极度焦虑，最严重的时候心跳会加速，呼吸困难。
就算这样，他依然能够做到离开医院后，用一个冬天戒掉毒瘾，成功考上大学，
布莱恩尽量把精力花在学习上，他选最难的课程，努力让每科都获得最高分。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慢慢感到焦虑减轻了，妄想和偏执也消散了，变得更自在。他也尝试信任他人，结交朋友。
他在奔着更好的方向成长，直到这一切崩塌。
布莱恩违反了毒品指控缓刑期的条件——他读大学时仍处在缓刑期，不得离开居住州。
缓刑官要求他回去。父母对他的学业漠不关心，没帮他与法庭协商，还停掉了他的学费。
父母是有钱的，甚至刚刚买了新房抵消税款，他们只是觉得布莱恩读大学没有意义。
布莱恩又回到了冷冰冰的家里，这一次，真正的危机到来了。
他母亲查出了乳腺癌，只能靠氧气罐帮助呼吸。面对母亲的痛苦，父亲选了冷嘲热讽，而不是照顾。布莱恩亲耳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他从来没有爱过母亲，是母亲毁掉了他的生活。
母亲在最绝望的时候，对布莱恩说了一个请求，那就是帮她结束生命。
布莱恩失去了生活的动力，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他的头痛经常发作，变得严重了。他失去食欲，彻夜难眠，即便是睡着了也会被噩梦惊醒。
他的精神状态堪忧，上街总感觉被跟踪，他在卧室门上安装了三把锁，制作了一个假人，穿上他的衣服，放在他房间的窗户旁。从外面看，他好像总是在家里一样。
1991年6月，布莱恩花了200多美元买了一把霰弹枪和一盒子弹。带回了家，对准自己房门，或许他已经饱受自己幻想带来的困扰，想要解决那个跟踪者。
布莱恩反常的举动没有引起父母的关注和担心。
一天早上，失眠十几天的布莱恩睁眼到了天亮，刚有困意，就听到父亲在厨房大叫。
布莱恩从床上起来，拿起梳妆台上的霰弹枪，直奔楼下。父亲背对着他，向病恹恹的母亲抱怨着。布莱恩举起霰弹枪，射向父亲后背，鲜血溅在洗碗机上。
布莱恩转过身，没看妈妈的脸，举起枪，向妈妈胸部左侧开枪。然后他又绕到妈妈背面开枪。
布莱恩拿了父亲的车钥匙，开车直奔墨西哥边境。
失眠十几天的布莱恩意识模糊，他开向了佛罗里达。在高速上，他看到了被轧死的小动物，肢体撕裂，血迹被拖得到处都是。他认为这是一种征兆。
到佛罗里达州后，他找了一栋废弃的建筑里睡了两天。醒来后，他不确定是否真杀了自己的父母。他一度想给家里打电话确认一下，又觉得是一场噩梦。
在路上，他又听到收音机里传教士的声音，他在一个营地休息的时候，被一本《詹姆斯国王钦定版圣经》吸引。他窝在车里看了三天圣经，有时整夜都在读。
布莱恩意识到自己真的杀了亲生父母。
他找到警局，说在上帝的指引下来自首，很快就被引渡回居住州。
哥哥们对布莱恩的举动感到震惊，而姐姐们虽然伤心，却也清楚布莱恩的遭遇，大家各自成家后，最小的布莱恩承受着父母的最糟糕的情绪。
当时一位知名的犯罪学家对青少年弑杀双亲的杀人事件，进行了广泛的实证分析，称弑杀双亲通常发生在孩子感到走投无路，或者孤立无援时。这是一种绝望的反应。
事后，施害者也就是孩子，通常会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最常见的就是精神分裂。以至于弑杀双亲的罪名曾经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犯罪”。
两个姐姐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律师给布莱恩辩护。
州检察官要求布莱恩接受精神病评估，布莱恩的二度痛苦，就在这时开始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因精神病杀人的犯人，被送到的地方不会是监狱，而是精神病院。
名义上是让这些精神病犯人接受治疗，正常后可以回归社会。
实际上很多精神病院会让犯人一辈子都待在里面。
而布莱恩被送进的珀金斯精神病院，某种程度上讲，它就不是医院，因为没有相关的医疗设备，它的实际功能，被人认为是“阻隔精神病犯人进入社会的隔离带。”
当年美国的精神病学有一点很尴尬，不像现在，有联邦机构监督精神病院，也没有相关的机构或组织追踪病人在医院的表现。这无形之中赋予了精神病院极大的权力——
左右精神病犯人是否能回归社会。
那个年代，布莱恩这样的人都会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病因不详，一辈子都无法“被治愈”“恢复正常”，总是处在“缓解”的状态。
布莱恩就是这样被主治医生对待的，说他一直处在缓解的状态，但还有些“古怪的行为”。
当时精神病的研究也有局限性，美国多次上演精神病人杀人事件，法院和检察院也认为精神病犯人能否回归社会应该听从精神病院的安排。
即便是外部的精神科医生多次对布莱恩的评估结果都是恢复到了正常人的状态，也无济于事。
但布莱恩仍然充满希望。
住院5年后，布莱恩出现在A&E电视台《调查报道》纪录片里。镜头里的布莱恩让人难忘，他肌肉发达、脖颈粗壮，像一个业余的举重运动员。
他淡定地讲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对更多人敞开心扉，诉说自己的情况。他积极参加团体治疗时，公开讲述自己的罪行和导致他们犯罪的原因和背景，坦诚让他交到了很多朋友。
布莱恩进步明显，他刚到珀金斯医院一年多，就搬到了中度安全级别的病房。
布莱恩手持咖啡走在医院的走廊
新的病房，有空调、镜子、松软的床和安静的卫生间。布莱恩坐在里面惬意地喝咖啡，穿便装，甚至还短暂地交了一个女朋友。
1994年6月，布莱恩入院两年后，附近医院的心理医生对他进行了评估。
他被描述为一个25岁，衣着得体，外表整洁，智商稳定在平均水平，精神状态好于作案前的白人单身男性。医生也修改了他的诊断报告，由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改为没有抑郁症状，情绪稳定，没有精神病。
随着《调查报道》的纪录片播出，布莱恩在医院良好的表现和治愈效果被很多人知道了。医院准许布莱恩在监督员的陪伴下外出。
那段时间他外出了十四次，这让他想离开精神病医院，过正常人的生活。他也看到很多病人被释放，包括那些犯下和他一样严重甚至更严重罪行的人。
但每当布莱恩问治疗小组，是否可以申请假释听证会时，他们总是说他还没有准备好。
还有让布莱恩深感不安的是，珀金斯医院换了一位有军方背景的精神病医生担任院长。这位新院长引入了一套扣分制度——病人任何违规行为，无论多么轻微都会被扣分，这也会剥夺吃零食和抽烟的权利，还有重返社会的机会。
同时医院规定，病人调到不同的安全级别病房前，必须接受临床法医审查委员会的考核。
布莱恩感觉自己的命运要交给临床法医审查委员手上，并不受他左右。
布莱恩怀疑他没有机会申请假释听证会，可能是因为他不愿意服药。
当时新型精神药物刚进入市场，医生给病人开药主要是让他们进入沉睡状态，避免病人活跃制造麻烦。
珀金斯医院的医生也不例外。
为了让病人保持嗜睡状态，医生们给病人们开大剂量的药。病人们用药后出现了手抖的情况，有些人手抖得连书都翻不开。还有一些病人服药后，体重增加，动作迟钝，大小便失禁。
布莱恩目睹了这些发生在病友身上的变化。
珀金斯医院有一项政策，只要病人在病房里保持安静，医生可以不强迫病人服药。然而布莱恩向医生提出不想服用任何镇静剂或抗精神病药物时，医生非常恼火。
临床法医学审查委员会也对布莱恩进行了新的评估，认为他患有妄想症，应该服用更多抗精神病药物。如果布莱恩拒绝服药，他原本完美无瑕的住院记录将出现第一条违规，随后对他进行扣分，把他关到安全等级更高的病房。
布莱恩与医生发生了争吵，他说在必要时他会对医生采取一些手段，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医生立刻认定布莱恩情绪不稳定，偏执有危险性，还将布莱恩送到了中等安全级病房服药。
几周后，布莱恩走路时，胳膊已经不听使唤，脸上也很难做有情绪的表情，大小便失禁，耳朵轰鸣，整日躺在床上昏昏沉沉的。
幸好他遇到了新来的实习医生，帮他减少了药量。布莱恩才像动物一样从冬眠中苏醒过来。
在布莱恩眼里，实习医生很坦诚，喜欢分享个人生活，也很热情，这让他放下了戒心。在实习医生的建议下，布莱恩的药被替换成一种预防性的药物。
布莱恩的精神状态恢复过来以后，他重新锻炼身体，起初只能做五个俯卧撑，半年后才恢复到过去一天做一千个俯卧撑的体能。
布莱恩在病房做俯卧撑
布莱恩依赖这位年轻医生的诚实、热情和同情心，几乎每天都去看望他。布莱恩希望实习医生参与到年度评估中，给他一些积极的评估结果，帮他转移到最低安全级别的病房。
但是布莱恩慢慢意识到，通过正常途径获得释放的机会变得渺茫了。
布莱恩发现自己正被其他医护人员塑造成一位彻头彻尾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他在医院听到了很多谣言，说他是种族主义者，与新纳粹组织有联系。这些谣言来自他的病历，他不吃药得罪的那个医生在他的病历把他描述成，一个“反犹太”“种族主义”的疯子。
布莱恩找这位医生解释，他说自己和不同种族的人都有友好的交往，他的好朋友是韩国人，高中时期的女友是中东人，他还喜欢听黑人音乐。
这位医生没有理会布莱恩的解释，还把新的谣言记录在布莱恩的病历里。
布莱恩在后厨帮忙时，盘子上粘着奶酪无法直接清洗，他把盘子泡在水里。厨房工作人员让他直接清洗，两个人发生了争吵。布莱恩“行为古怪”的谣言成了病历上的记录。
一天早上，布莱恩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冰可乐。可乐太凉了，他放在水龙头下用水冲了冲。这一幕被保洁人员看到后告到医生那里，说他在水槽里小便。布莱恩再次被记过。
布莱恩想找科室主任解释，因为不知道科室主任休假，他多敲了几下门，就被人指责“用力敲门，有暴力倾向”。这又成了他病历上的一个黑点。
珀金斯医院的医生们大多在外面经营着私人诊所，或者在当地大学担任老师。他们在医院与病人相处的时间很少，所以他们很依赖护士、社工、保安等工作人员对病人日常的记录。
这些工作人员不断地观察病人，做笔记，分析，报告给医生，精神病患者身上的任何举动都被归类在精神病症状里面。在他们眼里，不吃早餐都属于“行为异常”。
所以布莱恩很难见到自己的主治医生，即便见到了也只有短暂的10分钟交流时间。
布莱恩和主治医生见面的时候，发现医生只会关注他身上的迹象，比如眼神交流、说话的语调还有面部表情。如果布莱恩迟到了，或者开个玩笑，都会被医生解读为病情加重。
布莱恩变得不那么热衷谈论自己的感受，尽量待在房间里，在治疗小组里也谨言慎行。医院的工作医院把他的行为解读为隐藏自己的情绪，不敢面对自己的罪行，消极治疗。
更糟糕的是，布莱恩在一次催眠治疗时，拒绝了主治医生对进行催眠的提议。这坐实了他消极治疗的谣言，又被记录在病历中。
主治医生告诉布莱恩，他的药量必须增加，从之前每天服用5毫克奋乃静变成服用20毫克。
布莱恩拒绝了。他看到过服用20毫克奋乃静的病友，肥胖、迟钝，还有增加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
作为惩罚，布莱恩被转到最高安全级别的病房。布莱恩希望在那里，能遇到像实习医生那样的好医生，避免被弄得神志不清。
结果，布莱恩在最高安全等级的病房受到了更苛刻的对待。
在最高安全等级的病房，护士们拒绝接收病人们的每周外卖订单，对病人使用肥皂和卫生纸限额。
病房里住着很多有智力障碍的病人，有些人身体条件差需要外卖来改善伙食，还有一些经常久坐患有痔疮的病人需要更多的卫生纸和清洗。
布莱恩看到这些人遭受不公平对待很气愤。
这些有智力障碍的病人无法清晰地向医院表达诉求，布莱恩决定站出来，帮他们争取权益。
在病房会议上，布莱恩向医护人员表达了病友们的难处，“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剥夺我们的权利，如果你们做得很过分，我们也有权利向院长投诉。恳请你们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我们！”
很快，外卖和浴室用品恢复了正常，但是布莱恩也成了护士们的“头号公敌”。一个护士在他的病历上写道，“喜欢操纵别人和蛊惑人心，充满敌意，没有合作意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差”。
真正支撑布莱恩坚持下来的是宗教信仰。
珀金斯医院位置偏僻，周围没有公共交通工具。过去这些年，同情他的姐姐也很少来看他，亲戚朋友都和他也断了联系。
布莱恩偷偷看圣经，鼓励自己。但是他从不和任何人谈论他信奉的宗教。
在珀金斯医院，宗教信仰被理解成一种“偏执思维”，属于精神分裂症的一种表现。他曾经在集体治疗的时候讨论过宗教，却被医生记录在病历是“他用宗教视角掩盖自己的罪行，建议增加药量，让他远离基督教。”
布莱恩不提信仰以后，医生又在他病历中提到，“试图隐藏自己的宗教妄想”。医生增加了布莱恩的服药量，将奋乃静每天服用的量增加到20毫克。
布莱恩只能选择配合医生吃药。不久后，他很难进行正常的对话，很难集中注意力和思考，每天睡16个小时，再次出现大小便失禁。
在珀金斯医院，普通的词汇有着深不可测的含义。医生和病人都会无休止地、详细地分析对方的语言。医生试图了解病人防御性言语和行为的背后原因，而病人想知道医生会给他们什么样的评价，是否会允许他们重返社会。
布莱恩意识到这些评价可能意味他会在这家医院待一辈子，永远也没有重返社会的机会。
他决定反击。
那几天，他设法搞到速溶咖啡，让自己保持清醒，躺在床上酝酿自己的逃跑计划。
布莱恩酝酿了一个逃到废弃铜矿的计划。
他想请患癌的老朋友帮他在外面准备好物资和汽车。他逃出去之后，开车去那里生活几年，等外面的人忘记他的时候再出来。这位老朋友得了绝症，警察也不会难为他。
等他列好物资清单寄送给老朋友后，却得到了老朋友去世的消息。
布莱恩打消了逃出去的念头。他觉得监狱的生活都比精神病医院好过，于是谋划绑架护士，逼着守卫开枪，然后把自己从珀金斯精神病院转送到监狱。
1999年冬天的一个周日，被关了7年的布莱恩趁着警卫离开时，手持一根熨衣板上的支撑杆，绑架了一名护士。
布莱恩挟持着护士穿过了几道门禁后，在走出医院大厅前，他放了护士。他制服大门口的警卫，跑出医院，直奔停车场。布莱恩又挟持了一名准备下班的护士，让她开车载自己跑到装卸码头。
警察很快就追踪到了他，掏出枪对准了布莱恩。此时，布莱恩身旁有一辆要启动的货车，司机吓坏了，僵坐在驾驶位上。
布莱恩说，“你最好朝我开枪，我死都不想回去。”
布莱恩掏出了藏在袖子里的支撑杆，这时又过来两名警察将他围住。
他对警察说，“你们最好朝我开枪，否则我会劫持货车上的司机，抢走一辆路上的卡车逃走。”布莱恩说完后就做出了扑向附近卡车驾驶位的动作。
一连串的枪声划破长空。
布莱恩倒下了。
他被警察翻过身来，手腕被反扣在背后，戴上手铐后被抬上了一架医疗直升机。
布莱恩控制得很好，整个过程中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受伤。
布莱恩手术后，腹部缠着厚厚的绷带。医生告诉他，右边胳膊肘中了一枪，腹部中了两枪，导致他肠道受损，暂时不能进食和吞咽，只靠输液解决基本需求。
布莱恩身体上遭受的疼痛，丝毫不逊于他精神上承受的压力。他三周瘦了46斤。随后他做了肠道缝合手术后，才慢慢进食。
2000年1月中旬，布莱恩被警察带走审问。结果他坦诚认罪后，再次被送回了珀金斯医院。
他又回到了八年前住过的病房，与一个患者共同住两张床的小单间。他只能集体治疗，不能参加园艺等活动。医护人员对他的要求置之不理，敷衍了事地处理他的伤口，逼迫他吃抗精神病药物。
这次逃跑让医护人员对他更加警惕，布莱恩已经被描绘成了一个危险而可怕的病人。他出去放风的时候，也不允许穿冬大衣，医院担心他用厚衣服藏武器。
医生还想强迫布莱恩服用更多的药。布莱恩拒绝后，彻底失去了重返社会的机会。
为了尽快康复，虚弱的布莱恩依靠每周的外卖补充营养。胃部绑着绷带，他尽可能做一些安全温和的运动，来恢复体力。
这并没有阻止布莱恩的枪伤感染，他得了血中毒。医生告诉他如果感染到了动脉，他的胳膊需要被截掉。
布莱恩不害怕失去一只胳膊，他反而想借这个机会和铂金斯医院打官司，找逃出去的办法。
可手术结束后，布莱恩醒来后发现身体完好无损。
2000年3月份，临床法医委员会对布莱恩进行了新的评估。他们认为布莱恩滥用多种药物，属于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另外布莱恩又被诊断有自杀倾向，因为他面对警察时，反复要求警察开枪。
事实上，除了医生给他的药物，他没有碰过任何药品。在逃跑过程中，布莱恩也意识清醒，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
临床法医委员会要求布莱恩继续待在最高安全级别的病房。
布莱恩很气愤，做出关键诊断和最有权力的精神科医生，恰恰是与他这样的病人接触时间最短的人。他们要负责30个左右的病人，只给病人10分钟时间，怎么能轻易给病人下结论呢？
2002年，布莱恩因为越狱未遂被珀金斯精神病院除名，他被带到当地的法院接受审判。
在法庭上，布莱恩告诉法官，他之所以越狱，是为了能够把自己关进真正的监狱，他说自己的处境和《飞越疯人院》里的精神病患者一样，饱受折磨，会被永远关在精神病院。
珀金斯医院的工作人员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布莱恩善于伪装，隐藏自己的病情，并持有武器攻击护士，是个危险人物。
法院判布莱恩继续在珀金斯医院接受治疗，并判处他13年的缓刑。布莱恩很失望，他认为情况不能更糟糕了。
事实上，布莱恩低估了珀金斯医院的医生，更低估了命运对他的捉弄。
医生在布莱恩的病历上，增加了更多莫须有的临床症状：对突发的情况的反应能力差、过度信奉基督教、社交技能和社会适应性差……
随着精神病研究的进步，更多词汇扣在布莱恩头上。
2005年4月，布莱恩即将在珀金斯医院度过第13年。有一天，他感到身体不适，被送到别的医院做了一次常规胸透，发现肺部有一个阴影。他从医生那里听到自己可能得了肺癌。
布莱恩得了肺癌却有些高兴。
他清楚自己已经失去了被释放的希望，但因为肺癌而死，总好过在精神病医院被折磨。
如果真得了癌症，布莱恩决定，自己将拒绝接受任何治疗。
可珀金斯医院的医生说，他患有精神病，没办法对自己的身体做出任何决定。布莱恩坚持认为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最终决定权。双方争论不休，于是这件事闹到法庭上。
2005年12月5日，这一天是他越狱六周年纪念日。虚弱的布莱恩站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州检察官对布莱恩为自己辩护的举动不满，在开场陈述中，向陪审团强调，布莱恩是个聪明的人，总能找到漏洞提出看似合理的解释，希望大家不要被他的表现迷惑。
州检察官还特意强调布莱恩杀过自己父母，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善于伪装，普通人难以识别他的危险性。
布莱恩不想让陪审团纠结于精神疾病问题，他开场时集中在自己的公民权利和智力能力上。他说在外部医生的评估中，他的智商113，超过大多数人，能够清晰、理性、有逻辑地做出任何决定，包括是否接受治疗。
他还说美国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和自我表达自由的基础上，个人拥有自主权，没有经过他的同意，不能对他的身体为所欲为。
法院请来了一位心理医生对布莱恩的精神状态进行评估，结果与珀金斯医院的评估结果一致，认为他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意味着布莱恩做出的任何决定都不值得被采纳。
布莱恩很气愤质问对方，“有哪些办法能确认某人是否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呢？”
这位心理医生说，“基于一个人的言谈举止。”布莱恩追问，“还有别的吗？”
医生说，“还基于一些其他的信息来源，其他形式的观察，比如他周围的人的观察和评价。”
布莱恩说，“也就是说只能依靠患者的行为和语言来判断，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证明某人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心理医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憋出一句，“精神疾病的证据就是患者拒绝接受治疗。这就是偏执型精神病的症状之一——误解别人的好意。”州检察官支持这个观点。
珀金斯医院的医护人员出庭时，利用布莱恩病历上的“奇怪行为”来证明布莱恩不具备决定自己身体是否治疗的能力。
布莱恩知道自己难以说服他们，他还是做了结案陈词：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建议，只是意见有分歧，那不是‘精神分裂症’的证据。但是在珀金斯医院的患者如果这么做，就是患有精神分裂症。如果一个得了阿尔茨海默病的人，把他的积蓄捐给一个家里人都不认识的人，这会影响到家人。但如果我得了癌症，这只会影响到我，不会麻烦任何人。”
陪审团认为，布莱恩不能对杀害父母的行为不负责任，同时又对自己的健康负有足够的责任。这两件事应该是一致的，精神分裂症不能让布莱恩做出任何决定。
法官左右为难，最后判决双方证据都不足，授予医院替布莱恩做出医疗决定的临时权力。
上帝又给布莱恩开了一个玩笑。
珀金斯医院让布莱恩做了各种检查，请来了癌症专家就诊。在结果出来前，布莱恩肺部的肿块突然消失了。医生们百思不得其解。
决定报复医院的医护人员的布莱恩，在行动时心软了。他挟持的护士趁机拉响了警报。
布莱恩被安保制服后，戴上手铐，关进了隔离病房。他身上还被戴上了五点式安全带，类似于连体衣一样的束缚带，四肢被分开，捆绑在担架上。
在隔离病房，布莱恩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任由珀金斯医院的医护人员摆布，他们给他喂大剂量的药物。这导致布莱恩的体重增加，胆固醇飙升，整日一副呆滞的状态。
珀金斯医院带着布莱恩做体检的时候，发现布莱恩真得了癌症，只是不在肺部，在他的左睾丸。布莱恩高兴不起来了，那次审判决定他不管得什么病，都要听从珀金斯医院的安排。
布莱恩好像生而有罪，受到了诅咒一般，被命运反复折磨。
2006年7月，布莱恩的睾丸被切除，随后进行了4轮化疗。他每天都发着烧躺在病床上，想要舒服一些，只能接受医院的条件——注射高剂量的药物，而不是之前的口服。
布莱恩被迫同意了。
他凭借意志抵抗药效。他时刻保持警惕，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尽量不让自己睡着。
2009年，40岁的布莱恩再次接受珀金斯医院临床法医学审查委员会的评估，以确认他是否可以转到中度安全级别的病房。布莱恩非常配合，尽力做到诚实。
此时，“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这种说法在新的精神病治疗规定中已经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双相分裂情感障碍、自恋和反社会特征的混合人格障碍。
在新的评估报告里面，布莱恩的病也就跟着换了新名字，形容他的症状也有所减轻，情绪稳定，没有妄想的迹象，思考有逻辑且连贯，目标明确，配合度高。
布莱恩被转入了中度安全级别的病房。
沉默的布莱恩还是看到了新的希望。在2008年—2010年，珀金斯医院每年都爆发上百起病人袭击医护人员的事情，医患冲突到了一个高压时期。
2010年，珀金斯医院收到了242名患者投诉，理由不限于医护人员打骂病人，拒绝为失禁的患者更换床单和尿布，甚至性侵患者。
为了平息舆论，珀金斯医院被迫解雇了5名过度使用暴力的员工。这并没有缓解珀金斯医院承受的舆论的压力。发生在布莱恩身边的一起有预谋凶杀事件，让珀金斯医院成为美国全民关注的焦点。
2010年是布莱恩待在珀金斯医院的第18年，他迎来了几位重返社会的老病友的回归。一天夜里，一位老病友在病房杀死了另一位病友。这反映出珀金斯医院监管不严，无法保证患者的安全的问题。
珀金斯医院的首席执行官辞职，曾经在法庭上针对布莱恩的检察官，被任命为新的首席执行官。医院聘请了额外的安保，加强对夜班员工的监视，安装了很多摄像头。
同时，他们也更换了一批医生，提升了病人的待遇。
布莱恩又遇到了一个年轻的新医生，得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新医生告诉布莱恩，他将在临床法医审查委员会上建议把他转移到最低安全级别的病房，之后可能会转移到一家地方医院。
布莱恩还没来得及高兴，新医生改变了主意，告诉他需要增加药量。
布莱恩意识到整个珀金斯医院都在针对他。
事实上，杀害家人的病人在珀金斯医院非常普遍。1982年，一个叫H.H的人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他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姨妈、舅舅和祖母。9年后，他被珀金斯医院释放；1990年，19岁的R.S用一把来复枪杀死了自己的父亲，10年后被珀金斯医院释放。
珀金斯医院释放了不少于10个这样的病人。
新医生警告布莱恩，如果他拒绝增加药量，他永不会转移到低级安全级别的病房，更不可能重返社会。
珀金斯医院的威胁总会反映在病历上。布莱恩的病历上又多一些“症状”，接着被迫服用更大剂量的药物。
新医生根据布莱恩的服从的情况，调整病历上的记录。
2013年，从小就照顾他的大姐去世了。虽然大姐很少联系他，但是在他犯罪后大姐给了他很多支持和鼓励，还帮他请律师。这让原本就难熬的布莱恩找不到活下去的希望。
布莱恩看着一些病友被转移到最低安全级别的病房，他厌倦了被珀金斯医院要挟的游戏。他不想逃跑了，他只想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将珀金斯医院告上法庭。
这对于布莱恩来说异常艰难，他已经在争取治权的官司上失败过一次了。司法部门很难克服他们对精神病患者自我辩护的偏见，尤其是布莱恩这样的人。
基于病人过去犯下的暴力罪行，法官们把是否应该强制收容、约束或者违背其意愿用药的问题归为医疗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他们把治疗的决定权划分给精神科医生。
珀金斯医院也很狡猾，面对患者的起诉，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公关措施和针对病人的策略应付法庭。医护人员和一些病人也习惯了去法庭做证换取利益。
布莱恩没有丝毫的畏惧，他坚持起诉珀金斯医院。他担心律师手里案件多，无法抽出足够多的精力处理他的案子。布莱恩解雇了自己的辩护人，自己亲自辩护。
2015年布莱恩在医院的照片
尽管法官强调律师可以应对陪审团的刁难，布莱恩也没有动摇，“我认为陪审团看到我更多地参与保释申请中会更好，让律师包揽一切，他们不会增加对我的了解。只有他们了解我，才能有可能做出对我有利的判决。”
陪审团成员有两名律师、两名医生、一名信息技术顾问和一名护士。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了解精神病患者。
50岁的布莱恩在法庭上陈述案情，他说自己的案子是自由意志的问题，是法律问题，不是医疗问题。
他请陪审团们想象一下，一个平时很安静的人，老年时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他不记得家人的样子，面对闯入家里的“陌生人”使用了暴力。这时没有人会认为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尔茨海默病的具体症状。
如果一个精神病人面对闯进家里的陌生人也用暴力了，大家会同情他或者宽恕他吗？事实上，大众对于精神病的了解非常有限。即便是法院和医院对精神病患者的认识也存在分歧。
珀金斯医院的医生反驳说，布莱恩有精神疾病是事实，袭击并绑架医护人员也是事实，这证明布莱恩是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危险人物。
为了支持医生的观点，州检察官请求传唤4名精神病医生出庭作证。
前两名精神病医生列举布莱恩早年间吸毒、枪杀父母的行为，称布莱恩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但是他们都解释不出什么才是这类精神疾病的典型特征。他们觉得孩子违反学校的规则，甚至儿童时期违反幼儿园的规则，就有反社会人格的潜质。
医学界对“精神分裂症”的定义不断地更新，不再是一个统指各类精神障碍的术语。研究人员意识到，“精神分裂症”不是单一的病，而是大脑中集中不同功能紊乱的集群。它不受遗传基因的影响，更多的是外界刺激，尤其在儿童时期和青少年时期，这时大脑还在发育。
法官提醒陪审团布莱恩杀害父母的罪行，还有其他早年的罪行不在本案的审理范围，不应该作为证据考虑。同时，也对精神科医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第三位出庭的精神科医生称，布莱恩只是看起来很正常，实际上他得了一种非常微妙的精神疾病，只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才能观察出来，普通人看不出来。
他说完后，陪审团成员开始好奇地打量布莱恩。
第四位心理医生在语气对布莱恩表达了关心和安慰，他称布莱恩患混合人格障碍。布莱恩让他列举一些能说明自己患有混合人格障碍的特征行为。
这位心理医生对布莱恩说，如果别人说了不同意你的观点，你会心里不舒服，觉得别人伤害了自己。这是布莱恩自恋表现。布莱恩没有反驳什么，他对方举的例子说明了一切。
法官认为没有必要讨论布莱恩是否得了精神病，他更关心的是，布莱恩获释之后会不会危害他人的生命？他也不想因为释放布莱恩担责。
布莱恩再次看了看陪审团们，这些人大多数看着和蔼可亲。他又看了看法官身后的徽章，他觉得自己应该获得公平的审判。
陪审团经过两轮的协商，依然无法做出裁决。法官称赞了布莱恩在法庭上镇定自若的表现。但布莱恩依旧要回到珀金斯医院。
布莱恩表达了对法官的理解。法官建议布莱恩寻找一位专业权威的精神病专业的法医来给他精神鉴定。布莱恩尝试找过权威的专家，他需要负担8500美元的鉴定费。没有人愿意为他负担这笔费用，他在珀金斯医院需要攒好多年才能支付得起。
布莱恩虽然没有赢下这场官司，但是他让大众知道了精神病患者遭受了很多耻辱的事情，引发了大众的同情和讨论，也为其他起诉珀金斯医院的患者提供了一些思路。
2016年，一名化名简的病人成功起诉珀金斯医院的医生。这位病人在病房洗手间被一名艾滋病毒阳性男病人强奸，她向医生投诉时，医生坚持认为她是自愿的。
此时大众舆论对精神病患者所承受的耻辱和遭遇有所提高，在舆论的压力下，简获得了珀金斯医院40万美金的赔偿。
随着公众对珀金斯医院这样的监管类精神病院系统了解的增多，大家意识精神病犯人被无限期关在这种精神病院，面临着比监狱还糟糕的待遇，难以获得公平有效的治疗。
公众呼吁改善美国的精神健康护理系统。
珀金斯医院在这种呼声下，进行了改革，阻止类似性侵事件的发生；改善病人的伙食，让患者可以吃到鱼、水果和鸡肉制品；每个病房都贴有医生的签到表，每位病人都有单独的治疗计划，每两个月都有与治疗团队见面的机会。
2016年，布莱恩的公共辩护律师，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法医精神科医生对布莱恩进行评估，以期在即将到来的释放听证会上代表布莱恩做证。
这位专家分别在2016 年和 2018 年两次与布莱恩会面。他发现布莱恩没有精神病性思维，没有妄想，也没有幻觉，更没有精神分裂症或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的迹象。专家说，“如果让布莱恩回归社会，他不会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险。他在行为上基本稳定了近 12 年。”
2019年7月，50岁的布莱恩终于获准离开精神病院，在临床监督员的陪伴下，去沃尔玛购物，他买了一罐咖啡和一个杯子。
这是他越狱之后第一次离开医院。
这次与社会短暂的接触，并没有让布莱恩有靠岸的感觉，他依然被困在“孤岛”之中。
他命运就是如此，青少年时期被父母扔进精神病院的孤岛，被扔在空无一人的家里，犯罪后为了重返社会，他不敢在精神病院敞开心扉，困在病房的孤岛。
布莱恩自小都是被忽略的一个人，尤其是他因为精神问题弑杀双亲之后，在哥哥们和医生的眼里，他就不值得被认真对待，将他扔到病院独自求生。
布莱恩在病房里，会想起父亲。父亲曾经尝试和他建立联系，带他去了马里兰州的所罗门岛度假。布莱恩一路上都在畅想着和父亲一起探索这个岛屿。
但是他们到达后，布莱恩发现岛上是一个空荡荡的军事基地，只有几间房子和一个废弃的电影院。父亲一直在工作，没有时间照顾他。布莱恩一个人在荒凉、狂风肆虐的街道上走动。
至今2025年，是布莱恩被关进病院的第33年。
他依然在争取被释放的机会，尝试在一座温暖的港湾靠岸。
参考资料：
1、Couple Found Slain: After a Family Murder，by Mikita Brottman
2、Think An Insanity Defense Is The Easy Way Out? New Book Says It Could Be 'Worse Than Prison'
编辑：大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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