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李莎 北京报道
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举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如何理解农业新质生产力？如何看待育种加速器对种业振兴的意义？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该如何着力？饲草在保障国家饲料粮方面有多大的想象空间？目前我国饲草行业发展面临哪些难点？如何提升饲草生产能力？
围绕这些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21世纪经济报道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种康进行了专访。
种康表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尤其强调生产高产、优质、营养丰富农产品的能力，农业各生产环节均有科技创新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空间。育种加速器建设可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建议“十五五”时期加大育种加速器建设支持力度，支持建设一批能更灵活地满足某些特定品种需求的育种加速器，助力育种工作高效开展。目前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还有一些难点堵点需要打通，比如需持续将新技术用于育种，要建立优质优价的作物收购机制，应进一步完善探索和鼓励新技术推广的支持政策。
种康认为，饲草在保障国家饲料粮安全中意义重大，但当前我国饲草干草与饲草种子的进口量很大，要利用前沿生物技术和理论助力饲草育种，优化饲草加工方式，建设饲草交易中心，促进饲草行业健康良性发展，更好保障国家饲料粮安全。
《21世纪》：今年农业新质生产力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相较其他领域，农业新质生产力有什么特点？如何“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
种康：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与其他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相比，农业新质生产力有类似或交叉的地方，但更强调如何能够生产高产、优质、营养丰富的农产品。供应农业产品过程涉及诸多环节，与其他行业不同，农业的每一个生产过程和环节都有科技创新的空间，或者说都有实现生产要素最佳配置的空间。
我从事育种技术相关的研究工作，我国传统育种尤其是在一些大宗作物育种领域成果颇丰，为粮食供应提供有力保障。去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1.4万亿斤，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育种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但从育种角度看，如何将前沿生物学理论转化为育种应用技术，是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以水稻育种为例，传统育种技术要培育一个新品种往往需要十几年时间。但如果运用分子设计理念以及分子标记等前沿技术，育种周期可大幅缩短到几年。这种前沿技术与传统育种的结合，是形成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相较于粮食作物育种，尤其是水稻育种，当前饲草育种的整体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过去从事饲草育种的研究群体比较少；另一方面，在过往发展进程中，我们对饲草的需求量或紧迫度不高。但过去 30 年间，我国居民膳食结构中的蛋白摄入量增长了 5 倍，随着城市化持续推进，居民对肉蛋奶等高蛋白食物的需求量还在持续上升，催生了对高质量饲草的刚性需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运用前沿生物学技术与理论助力饲草育种成为关键课题。
《21世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育种加速器对种业振兴的意义如何？目前我国育种加速器相关工作进展怎么样？你对“十五五”育种加速器建设有什么建议？
种康：育种加速器是重要的研究平台，可以规避很多自然环境因素影响，人为控制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模拟适宜作物生长的条件，大大缩短育种周期，加快培育新品种或创新作物加工形式。
以苜蓿育种为例，我们研究所借助育种加速器，一年内可完成五至六季苜蓿种植，而大田种植受气候等自然条件限制，不同区域种植季数差异明显。例如，在呼伦贝尔等地，苜蓿一年仅能收割两至三茬。相较而言，育种加速器能显著提升育种效率，为培育优良饲草品种争取更多时间。
从全国来看，我国已经在进行大型育种加速器布局，去年2月27日，国家作物表型组学研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神农设施”）项目在武汉启动建设，该设施建成后，可以模拟各类作物生长环境，显著缩短水稻等大宗作物的育种周期。该设施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较长，后续维护成本也比较高。
对于规模相对较小、专业性强的育种加速器，目前主要是一些科研机构和大型企业在投入和布局，比如我们依托中国科学院相关项目，搭建了一个通量不是很大的饲草育种加速器。但育种加速器对技术、资金等要素要求高，当前零散的育种加速器实践面临设施参差不齐、育种进程和质量受不同程度影响的问题。因而我们建议农业农村部支持建设一批能更灵活地满足某些特定品种需求的育种加速器，助力育种工作高效开展。
整体而言，育种加速器对大宗作物育种和饲草育种都有重要作用，从国家层面出发，仍需进一步扩大育种加速器规模，提升其运行能力，强化其在育种领域的效能。因此我建议 “十五五” 期间，将育种加速器建设纳入农业科技相关规划。
《21世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继续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目前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还有哪些难点有待突破？对此应如何着力？
种康：生物育种采用前沿技术来培育品种，生物育种产业化涉及很多环节，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从科技技术角度看，生物育种意味着要将最新技术应用于育种，随着科学的持续发展和进步，会不断产生新技术，将这些新技术运用于育种是一个长线的工作。另外，不同作物在生物育种过程中面临不同问题，需要加强对部分品种生物育种基础研究工作的支持力度。
如从市场角度看，目前市场售卖的不同品种的大米等已实现差异化定价，但在粮食收购环节，优质优价机制尚未完全建立，优质品种的价格优势无法体现，生产者购买和种植优良品种的动力不足，不利于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
再如从政策角度看， 以基因编辑技术为例，农业农村部已针对植物基因编辑产品开辟新的绿色通道。但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探索如何在政策上鼓励新技术的推广，根据新品种培育情况，及时对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优化和更新，为生物育种产业化提供政策支撑。
《21世纪》：你长期关注饲草领域，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提升饲草生产能力，加快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我国饲草生产还面临哪些难点？
种康：饲草领域面临的主要难点，一是传统草原畜牧业以草原放养牛羊为主，随着牛羊肉需求量持续增加，草原过载问题日益凸显，草原出现退化，生产与生态之间矛盾突出。如何在两者间探寻最佳平衡点，成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是已退化的草原面临如何修复的问题。这一方面可以利用一些修复技术和制剂等直接措施来恢复草原，另一方面，培育适宜品种的草来辅助草原恢复也非常重要。而其中的难点在于，在以往的育种工作中，可以在草原修复过程中使用的品种比较少。我们的中科院战略先导专项也在致力于推进这项工作，目前在羊草育种方面成果比较突出，已经在内蒙古进行示范和推广。
《21世纪》：饲草在服务国家饲料粮安全和大食物观方面的想象空间有多大？提升饲草生产能力应如何着力？
种康：就饲草层面看，比如苜蓿素有 “饲草之王” 的称号，作为豆科植物，其叶片与茎秆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通常能达到20%以上。然而，当前我国饲草干草与饲草种子的进口量都很大，其中每年约80%的苜蓿草种依赖进口，从粮食安全层面考量，这无疑是一大隐患。
就饲料粮层面看，我国大豆以进口为主，扩大国内大豆种植面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进口，但仍无法满足全部需求。实际上，发展高产量、高蛋白饲草，提升饲草营养价值，也能够实现部分大豆替代，缓解饲料粮供应压力。
就饲草加工层面看，过去，饲草收获之后多采用晾干的方式简单保存，如今可以利用青贮技术有效保留饲草中的营养价值，为牛羊提供更为全面和丰富的营养，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
另外，要实现饲草产业健康良性发展，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随着饲草产业规模扩大，会出现诸如饲草产量与牛羊养殖规模不匹配等问题，单靠人为规划难以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类市场要素的协同配合，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对此，我们建议，可考虑在山东东营或内蒙古等地建设饲草交易中心，让市场参与者提前了解饲草供需状况，包括本年度所需饲草量、已种植量、缺口规模以及适宜种植区域等信息，方便市场主体进行统筹规划。
《21世纪》：去年全国两会你的一个提案是推广“以种适地”东营模式，加速推进盐碱地利用，一年过去，目前相关工作进展如何？
种康：从建言献策的角度看，去年我提交的这一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去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联合出台《关于推动饲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大力推进‘以种适地’，积极发展盐碱地种草”作为重点方向之一，被写入该文件。该文件明确，要将“以种适地”作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主攻方向，坚持宜耕则耕、宜草则草，积极探索不同盐碱区治理和利用模式。
在我们的实践成果方面，经过五年实践，去年我们在东营的“以种适地”盐碱地利用示范面积已扩大至5000亩。同时，我们还发展出一些先进的单项技术，如在快速烘干技术方面，我们研发出新型烘干装置，实现日烘干饲草100吨；在青贮技术方面，我们在实验中发现，相较于食用传统晾干燕麦草，食用青贮燕麦草，每头牛每年的综合效益可增加3000多元。在模式推广方面，我们开始在新疆布局试点，遵循 “以水定地” 原则，依据可提供的水量确定盐碱地用于饲草种植的面积。
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我也在继续关注这一议题，重点聚焦科技平台建设以及产业发展方面，希望将现有单项技术转化为产业化成果，着重解决如何让这些技术在实际生产环节中真正落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