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鹿城的保安团长王文珍站在城墙上，看着远处八路军骑兵掀起的烟尘，心里越发不安。这些人究竟是来打仗，还是来谈合作的？他手下这些保安团士兵，真能挡得住八路军的进攻吗？”
为什么王文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太原失守之后，华北局势迅速恶化。日军占领了山西，国民政府的军队被迫南撤，大片华北平原成为了日军和伪军的势力范围。而在这些地方，地方武装、土匪与残余的保安团势力混杂，局面极为复杂。
1937年年底，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太行山与华北平原交界处建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29师奉命担此重任。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朱德总司令命令129师派出一支东进纵队，深入冀南，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支部队由陈再道担任司令员，政委是李菁玉，下辖步兵连、机枪连和骑兵连，共500多人。
冀南地区地势平坦，战略位置极其重要。这里是连接太行山和河北平原的枢纽，一旦控制了这里，就能向日军后方渗透。可这里的局势也很复杂，地方势力盘根错节，保安团、土匪、民团各自为政，甚至还相互火并。东进纵队刚到这里，就遇上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巨鹿县的保安团与土匪刘磨头激战不休，连续火并了十多天，搞得两县交界处民不聊生。
陈再道决定先调解争端。他派人给双方写了信，劝他们停止内斗，把枪口对准日本人。经过几番交涉，双方停止了火并。但巨鹿县的保安团长王文珍却始终不肯让八路军进城。他表面上说是为了城内的秩序，实际上是不信任八路军。他担心八路军进了城，自己这点人马会被直接收编，甚至连自己的地位都保不住。
陈再道的震慑策略
陈再道没有急着硬碰硬，而是决定用一场“心理战”来解决问题。他命令部队向巨鹿城靠近，营造出一副“兵临城下”的态势。骑兵连被安排绕城活动，拉长队形，同时制造大量烟尘，仿佛大军压境。
王文珍站在城墙上，看着眼前的场景，心里直发慌。保安团的兵力本就薄弱，武器装备更是比不上八路军。如果八路军真要攻城，他连一天都守不住。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求和。于是，他派人邀请陈再道进城谈判。但陈再道两次婉拒，理由是“战事繁忙”。
这下，王文珍更加不安。他开始担心，八路军是不是要用武力解决问题。第三次，他亲自出面，带着礼物和几位地方名流到八路军驻地，诚恳地邀请陈再道进城“共商抗日大计”。这一次，陈再道终于答应了。
陈再道只带了几名警卫员，轻装进城。巨鹿县的名流和保安团官兵看到这一幕，都既惊讶又佩服。他们没想到，陈再道敢这样“单刀赴会”，这无疑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城内的宴会上，陈再道态度坦然，谈笑风生。他在席间重申了八路军的抗日立场和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明确要求巨鹿县接受八路军的领导，并对保安团进行改编。面对东纵的兵力和陈再道的从容态度，王文珍最终放下了心中的戒备，同意了这一请求。几天后，东纵进驻巨鹿县城，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热烈欢迎。
巨鹿县的整编与清剿
八路军进城后，立即成立了“巨鹿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这个组织既是抗日领导机构，又承担了临时政权的职能。保安团被改编为八路军的地方武装，刘磨头的土匪部队也被收编，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
然而，收编并不意味着问题的完全解决。刘磨头等人虽然接受了改编，但仍然保留着不少土匪习气。他们看似服从八路军的指挥，实际上却阳奉阴违，有时还私下继续为非作歹。
陈再道对此非常警觉。他认为，抗日根据地内部必须保持统一，绝不能容忍这些“带着尾巴”的问题武装。他决定先礼后兵，多次派人劝说刘磨头等人遵守纪律，但效果有限。最终，陈再道果断采取军事行动，对这些不听招呼的土匪武装进行清剿。
巨鹿县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陈再道和东纵赢得了当地百姓的信任，也为进一步扩展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东纵的扩张与游杂武装的改编
八路军进驻巨鹿县城后，陈再道和李菁玉迅速展开工作。他们一方面通过“巨鹿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安抚百姓、恢复城内秩序，另一方面着手改编当地的武装力量。巨鹿保安团改编得相对顺利，王文珍在形势的压力下，接受了八路军的领导。但对于刘磨头这样的土匪武装，情况却复杂得多。
刘磨头虽然声称愿意抗日，但他的队伍散漫成性，纪律极差，时常私下骚扰百姓。对于这样的游杂武装，陈再道采取了“两手策略”——先争取团结，再逐步清理。东纵多次派人到刘磨头的部队中宣讲抗日政策，要求他们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然而，刘磨头并没有完全服从，甚至开始试探八路军的底线。
陈再道明白，仅靠口头上的说服是不够的。于是，他集中力量，对刘磨头的部队进行整编。经过数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刘磨头的主力被迫缴械，剩余分队被彻底瓦解。这个过程虽然耗时，但却为冀南根据地的稳定迈出了关键一步。
通过对巨鹿的成功改编，东纵迅速积累了宝贵经验。随后，他们将这一模式复制到周边地区，逐步整合了更多的地方武装。冀南的抗日力量因此得到了显著提升，而东纵的规模也在短时间内大幅扩张。
南宫的战略中心地位
处理完巨鹿的事务后，陈再道将目光投向了南宫县。这座县城位于冀南平原的中央，素有“小北平”之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陈再道判断，如果能够控制南宫，就能够以此为中心，辐射整个冀南地区。
东纵进入南宫后，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工作。他们帮助地方组建了抗日政权，调解了各类地方矛盾，同时继续清剿那些不肯服从统一战线的土匪武装。南宫很快成为了冀南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八路军以此为基地，开始向更广阔的区域派遣部队，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的范围。
为了巩固控制，东纵还在南宫设立了多个机构，负责管理治安、组织抗日宣传以及协调各类资源的分配。这些措施不仅增强了根据地的稳定性，还极大地激发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
然而，并非所有地方武装都愿意接受改编。在隆平县一带，土匪邱庆福的部队依然保持反抗态度。他们不仅拒绝配合，还在东纵驻扎南宫期间，公然抢掠百姓。陈再道对此绝不容忍。他通过一场精心设计的围剿行动，将邱庆福的势力彻底清除。南宫以北的大片区域因此得到了有效控制。
冀南根据地的全面成型
东纵以南宫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影响力。他们派出两支挺进支队，分别沿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活动，打击日伪据点，拔除敌人的军事堡垒。这些行动不仅有效牵制了日军的力量，也让当地百姓看到了抗日的希望。
与此同时，东纵还通过各种方式鼓励群众参与抗日。陈再道特别强调要尊重地方传统，最大程度地争取民心。他和李菁玉多次深入乡村，与百姓座谈，了解他们的需求，并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东纵的努力下，冀南根据地的抗日氛围日益浓厚，地方武装逐步转变为纪律严明的抗日力量，八路军的规模也迅速扩大。
至1938年中期，冀南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东纵从最初的500余人发展到上万人，全面控制了20多个县的区域。这里不仅成为了抗日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还为后续的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陈再道在冀南的表现，不仅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也展现了他卓越的政治智慧。从调解巨鹿土匪与保安团的冲突，到稳步推进武装改编，再到清剿反抗势力，他始终把握住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原则。短短几个月时间，东纵成功在冀南站稳脚跟，这不仅是一次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组织能力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