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院院长贾宇：刑事司法理念还存在“跟不上”的问题
有句话叫“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也有句话说“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法院工作必须既要讲公正，也要讲效率。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法院来说，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需要我们立足工作实际，构建起符合审判规律与案件特点的工作机制，还需要与相关部门、单位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贾宇。（受访者丨供图）
“你问我对自己在上海这两年工作的感觉怎么样，感觉比较踏实，觉得比较好地履行了职责。”2025年2月25日，距离2025年全国两会开幕已不足十天，贾宇向南方周末记者坦言他对过去两年工作的整体印象。
2025年是贾宇到上海工作的第三年。2023年年初，他从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任上离开，跨省履新，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但在很长时间里，贾宇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贾老师”和“贾校长”。从16岁到54岁，贾宇在西北政法大学学习、工作长达38年，其间担任校长一职11年。2021年12月，贾宇当选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即便离开高校，刑事法学研究和法治人才培养依然是贾宇放不下的工作。
采访当天，围绕他关心的刑事法学研究、院校合作等工作以及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计划在2025年两会召开期间提出的议案，南方周末记者与贾宇对谈。
“法官一定要把案子办好”
南方周末：今年是你到上海履职的第三年，回顾过去两年在上海法院的工作，你有什么总结和深层的感受吗？
贾宇：2023年我刚到上海工作时，高院党组对上海法院的工作该怎么做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三句话的工作主线，“政治建设引领、司法质效为本、数字改革赋能”，应当说它贯穿了这两年上海法院的各项工作。
第一句话政治建设引领，就是要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绝对领导。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在具体的司法案件里，就体现为法官判案是不是坚持人民立场，能不能做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第二句话司法质效为本，说得再通俗一点，法官一定要把案子办好，这是我们的立足之本。有句话叫“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但也有句话说“迟来的正义就不是正义”，所以法院工作必须坚持围绕“公正与效率”的主题，既要讲公正，也要讲效率。这几年，我们在探索符合超大城市治理模式的“枫桥经验”，开展社区巡回审判赋能基层治理试点工作，成效已经逐渐显现，2024年上海法院受理案件总数同比下降11.4%，入选指导性案例、案例库案例总数也位居全国第一。
第三句话数字改革赋能，就是要以数字化转型推动法院工作现代化。我在浙江工作时大力推动数字检察改革，以数字检察驱动法律监督模式重塑变革。2022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浙江召开数字检察工作会议，向全国检察机关推广浙江的经验做法。数字法院建设同样是基于科技革命的时代背景。这两年，我们通过数字法院建设，形成“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和数助政务”五大板块，对内辅助法官办案、全程监督预警，对外方便公众诉讼、参与社会治理，推动法院工作理念、业务流程、治理方式实现重塑性变革，以更高的质量和效率来回应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实现公平正义的需求。
再说回来，整体来看，你问我对自己在上海这两年工作的感觉怎么样。感觉比较踏实，觉得比较好地履行了职责。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上海法院这两年来取得了不少亮眼的工作成效。
贾宇：现在的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冲击，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也有更多新的期待。所以尽管上海法院经过两年多来的跬步积累，已经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工作成效。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工作的短板也不少，还是要继续努力。对上海法院来说，还需要永葆自我革新的勇气，全力以赴狠抓“九分落实”，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司法力量。
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南方周末：除了上海高院院长的身份，作为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刑法学界的知名学者，此前你对刑事法学的研究也受到颇多关注。从学术界走到实务界，法院工作有给你带来什么新的观察和思考吗？
贾宇：近年来，我国国内的刑事犯罪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持续下降，危险驾驶、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轻罪案件大幅上升。
但是，就我看来，面对犯罪结构的重大变化，刑事司法理念在一些案件处理过程中还存在“跟不上”的问题，怎么把传统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理念与当前刑事司法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努力。因为刑事审判承担着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任，确实需要正确处理好“严”与“宽”、惩治与教育、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等关系。
南方周末：怎么去理解所谓“严”与“宽”的关系？这在我们的法院工作中是如何体现的？
贾宇：对法院来说，我们在办案中要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
那什么是应该“严”的呢，比如说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犯罪，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涉黑涉恶、涉枪涉爆等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犯罪，报复社会型暴力犯罪，残害老弱妇孺等严重挑战法律和伦理底线、践踏社会良知的重大犯罪等，就需要依法严厉惩治。
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法院就要敢于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的规定予以出罪。总体上来看，法院判案是需要考虑案件具体情节和危害后果，融合天理国法人情，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的。
南方周末：我们注意到在2022年的时候，最高法就曾提出进一步深化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以切实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2025年上海法院也提出要推动这项工作，背后有怎样的思考吗？
贾宇：我们根据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部署精神来落实推动这项工作。委托律师辩护是宪法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无论是从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角度出发，还是从司法保障人权和法治文明建设的视角来看，这项工作都是极为重要的。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法院来说，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需要我们立足工作实际，构建起符合审判规律与案件特点的工作机制，还需要与相关部门、单位凝聚共识、形成合力，把这项工作落到实处。
上海法院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还与数字法院建设相结合，通过优化审判信息化建设平台，把律师通知、指派、阅卷、文书送达等各项流程电子化，从形式上将“全覆盖”真正落实起来。但光有形式是不够的，接下来，我们还计划在前期探索的基础上，努力把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覆盖。
提议修订劳动合同法
南方周末：我们知道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你都会准备一些跟立法和司法实践有关的议案或者建议，2025年有什么话题是你比较关注的吗？
贾宇：今年我准备了一个议案，是关于修订劳动合同法、加强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的。现在大家基本都是吃饭靠外卖，出门靠代驾、网约车，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人群中的占比越来越高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非常多，比如我们法院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不少案件，有的外卖骑手“被外包”，有的“被签订”自然人服务合作协议，当他们在工作中出现受伤的情况，需要主张权益的时候，用工平台或企业往往就会否认彼此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影响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维权保障。
南方周末：其实灵活就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是近年来一个很受关注的话题，有什么新的观察和思考吗？
贾宇：在提这个议案之前，我们也是基于案件做了一些调研。以平台经济为例，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主要存在四个问题。
第一是外卖骑手收入分成不透明，工作时间较长是第一个。因为就业门槛低，对外卖骑手来说，平台属于甲方。灵活就业人员为了维持生计而延长工作时间，劳动强度非常大，收入却普遍低于平均水平，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第二是社会保险体系覆盖不足。首先，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适用于传统劳动关系，没有有效覆盖这些灵活就业人员，导致他们在医疗、养老等方面存在较大风险。其次，部分外卖平台虽强制要求骑手购买商业保险，但商业保险费用还是由骑手自行承担的，既增加了他的经济负担，又因为是他自己交的，往往就会选择理赔金额最低的保险，钱交得少，保障的范围就有限，难以有效应对意外事故对自身及第三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第三个是收入模式单一。相比域外地区采取的预约费、任务奖励等多元收入模式，中国大陆的灵活就业人员收入仍然是按单收费为主，稳定性较低。而且当前的平台经济还没形成长期可持续的收入保障体系，缺乏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与培训支持，他们一旦发生意外事故、健康问题或者面临市场波动，就可能面临经济困难。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劳动合同法，主要针对的还是传统的就业方式，对于平台经济下的新型就业模式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在工作中遭遇工伤或与平台产生纠纷时，难以通过现有法律途径获得有效救济。所以，我建议提出修订劳动合同法，通过法律法规来加强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保障，还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南方周末：那从这几年上海法院办案的情况来看，对于灵活就业群体面临的种种困难，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有什么保障空间或者好的做法吗？
贾宇：公平与正义是法院的基本立场。2024年，上海法院审结涉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争议案件1223件，努力做好涉灵活就业人员相关案件的司法保障。比如，涉外卖骑手劳动关系纠纷案中，根据实际用工情况认定骑手与平台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破除以连环外包等隐蔽手段规避用人责任的“障眼法”，助推劳动市场规范有序发展。此外，我们发布了《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稳定就业的实施方案》，会同市人社局等部门出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意见，不断健全完善联动机制，搭建调解平台，形成工作合力，着力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合法权益。
“柔性引才”
南方周末：2023年刚到上海工作时，你就提出要开展院校合作，进行法治人才培养，如今这项工作也已经开展了整两年，取得了哪些成效？
贾宇：因为自己长期在高校工作，更深切地体会到法治人才培养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需要法学教育与法治实务深度融合。2018年到浙江工作后，我就开始大力推进检校合作，在理论研究、教育培训、互聘互派、实践教学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2023年年初到上海法院后，在总结经验深化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司法机关要承担起法治人才培养的共同责任”，着力打造新时代院校合作的新模式。
我记得去年我们聊起院校合作这个话题时，我就介绍过上海法院已经与全国24家高校、科研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聘请专家学者、开展学术交流等。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我们推出了“上海法院实务专家组团式进高校系列巡讲”的新品牌。
这个系列巡讲目前已经在武汉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先后开讲，由4名审判业务专家组成重量级授课团队，围绕刑事理念、司法伦理、裁判方法、金融审判、涉外商事审判等领域进行讲课。从效果上看，应该说是深受广大学子、公检法系统和律师代表的欢迎，累计覆盖了1600余人次，在法学教育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此外，我们还在全市三级法院选拔了236名“审判实务专家”，到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开设了28门学期制课程，这些课程也被学校纳入了学分计算和部分核心课程体系。
南方周末：不仅是法官进学校，2024年你还提到过，上海法院的院校合作也包括让高校教授作为“智慧外脑”参与法院工作，让法学生来法院实习，现在这种做法还在继续吗？
贾宇：都还有，而且这一年我们还探索了叫作“柔性引才”的新模式，就是让专家学者到法院挂职交流，并为此专门研究出台了《上海法院教授工作站管理办法》。
现在，上海法院形成了这样一种合作模式，“设立一个工作站、引进一名高端人才、带来一个工作团队、培养一批司法人才、助力一个法院工作”，已经面向合作高校，在全市部分中基层法院设立了首批共10个教授工作站。
至于实习法官助理项目，这是上海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展的一个省级高院牵头项目，截至目前共开展了两期，接收了317名在校法科生到上海法院实训实习。我希望也相信这段宝贵的学习经历，会成为他们未来从法学院走向法治工作部门的桥梁与纽带。
来源丨南方周末
记者：蒋敏玉
责任编辑：张巧雨
编辑：左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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