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从庐山回来之后，黄克诚无奈过起了“寓公”的生活。在那段寂寞的日子里，从不上门的哥哥黄时玑却专程来到了北京，见到黄克诚身体无恙，连声说道：“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过去你当那么大的官，多危险呐，我都替你担心。”
黄克诚出生在湖南永兴一个贫苦农家，5岁开始参加劳动，除了每天拾粪、打猪草外，还得陪伴比他大10岁的姐姐到地里做农活。黄克诚的姐姐从小患有癫痫，由于家里没钱治病，只能任由病情发展，下地劳动的时候让黄克诚陪着，以便发病时有人能喊人救助。
在黄克诚9岁的时候，被家族一致推举为“培养对象”，送到村里的私塾读书，以求日后家族里能有人写个状子、祭文什么的。黄克诚刚入私塾的时候，学东西很快，但他不满足于整日背书，却不知其中的含义，便经常向先生提些“为什么”。
有的时候先生也没办法给黄克诚讲明白，结果黄克诚就提出要求换先生，弄得先生很没有面子，不但不同意被换掉，还不准黄克诚到别的地方读书。无奈，只读了五年私塾得黄克诚，只好停学在家务农。
到了黄克诚15岁那年，家族里觉得让孩子失学太可惜，又安排他到另一位先生那里读书。结果这位先生毫无责任心，黄克诚只读了两年，便又通过堂伯父的关系令换先生。
当黄时玑带着弟弟黄克诚来到新先生面前时，代表黄家人对他说：“我弟弟脑子很灵，你要多教给他功课，他总是觉得‘吃不饱’。”就这样，黄克诚读了8年多的私塾，逐渐对私塾已经没了兴趣，萌生了到县城读书的想法。
当时黄克诚的父母全都不同意，唯有黄时玑坚决支持弟弟的决定。在家族的支持下，黄时玑挑着书箱和行李，走了几十里路，将弟弟黄克诚送到了永兴县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黄克诚一步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8年白色恐怖时，和组织失去联系的黄克诚回到家乡潜伏，在哥哥黄时玑的帮助下，黄克诚躲过了一次又一次敌人的搜捕。后来家乡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黄克诚只好告别哥哥一家，到上海去找党，自此兄弟二人再也没见过面。
1949年，黄克诚作为省委书记回到湖南后，一直没能抽出时间回家乡看看。黄时玑听说弟弟当了大官，专程跑到长沙看望，并提出希望能给他搞一件皮袄御寒。想起过去哥哥一家的帮助，别说一件皮袄，十件百件也是应该的，但买皮袄需要花钱，而且一般人买不到。
以黄克诚当时的权力，尽管皮袄在湖南属于紧俏商品，给哥哥批件皮袄还是轻而易举的，但黄克诚没有这样做，而是自掏腰包托战友帮忙，从外地买了一件便宜一些的皮袄交给哥哥。
除了这件皮袄外，黄时玑再也没有沾过任何弟弟的光，后来黄克诚调到北京工作，黄时玑更是不登弟弟家的门一步，直到1959年，听说弟弟丢了官，黄时玑才赶到北京看望。
尽管大哥的话里没有任何慷慨激昂的词句，却包含了一个普通农民的是非判断和人生哲理，给了黄克诚很大的安慰和启迪。之后黄克诚无论在政治道路上遇到再大的风浪，都能始终保持着一颗坚韧的平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