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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239
南岳一声雷
——王夫之与船山精神
李 舫
（接上文）
三
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
王夫之与父亲躲在南岳莲花峰，哀恸不已，惊慌不已。在哀恸、惊慌中，他们从1644年中秋躲到次年正月。东躲西逃的日子过了没多久，大难又一次降临，他的父亲、叔父、叔母、兄长在战乱中悉数遇难。擦干眼泪的王夫之明白，日子不能再这样过了。
国恨家仇，在他的内心燃起了熊熊火焰。这个曾经迷茫的书生，经过这场家国巨变之后，变成了坚强的战士。两年后的1646年，清兵南下进逼两湖，王夫之只身赴湘阴上书南明监军、湖北巡抚章旷，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矛盾，并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未被采纳。又两年后的1648年，他与同道好友管嗣裘、李国相、夏汝弼一起，募集当地乡勇。然而，这支微小的武装力量，又怎敌清兵的强悍？王夫之等旋即兵败。主事者管嗣裘全家遇难。
金瓯残缺的乱世，到处是贪生怕死、投降变节，到处是党争内讧、抢权夺利。王夫之却不然，他逃往肇庆，辗转至广西梧州。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桂林留守瞿式耜荐王夫之于永历皇帝，永历感慨这一路劳顿的清瘦书生“骨性松坚”。板荡时节的忠臣义士王夫之怀着慷慨蹈死的信念，同诸多怀抱相同信念的战友一起战斗，在军营里奔波，保家卫国。然而，守着大明的残山剩水，南国瘴气带给他的是更深的失望。纲常不振，人心思变，纵然视死如归，又当如何？又能如何？又该如何？王夫之从征战疆场到守护内心，他着汉服，不剃发，头戴斗笠，不顶清朝的天，脚着木屐，不踏清朝的地，以示与清朝“不共戴天”——王夫之能够守护的，只有心底的这点净土了。在这种氛围里，他努力思考何为正义。何为正义？王夫之道：“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他所追求的，是古今之通义。
然而，末世的动荡与威胁，从未给过王夫之生命的平静。孙可望把持永历朝政之后，将军李定国曾击败清兵，收复衡阳。他想再邀王夫之出山，以挽南明残局。而此时的王夫之，泪已干，心也冷，他婉言谢绝。于续梦庵隐居两年后，再避难于姜耶山。这里，漫山多为野姜。他就像一个浪人，自命姜翁，以野姜充饥。此后，他再度隐姓埋名，化身为一介瑶民，于兵匪浩劫中逃过一命。
王夫之是多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可环顾周遭，何人可诉衷肠？日日陪伴他的，只有老庄、孔孟、程朱，只有《尚书》《春秋》与《周易》，只有文明与历史的千百年演绎。1651年，三十二岁的王夫之回到家乡，辗转流徙，四处隐藏，最后定居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他先住茱萸塘败叶庐，继筑观生居，又于湘水西岸建湘西草堂。1656年，三十七岁的王夫之于耒阳乡下的兴宁寺里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潜心研索《老子》，日后结集为《老子衍》。五年之后，他重回曲兰乡，筑败叶庐，以读书隐居。在这里，他以为可以找到余生的安宁，哪知道，造化还在弄人。次年，妻子郑氏溘然病逝，经历了太多的死别生离，他老泪纵横，默默地承受了这一切。
继《老子衍》之后，王夫之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哪怕饥寒交迫，哪怕生死当前，都不曾有一日改变。他相信历史终将回望，也相信那千年回望里定能看见这未绝的薪火。深沉的忧伤让刚过不惑之年的王夫之早早地出现了白发，呜呼！青山秋缓缓，白发鬓匆匆。
过了知天命之年，王夫之遇到了更大的苦难和动荡。
1673年，降清的吴三桂又开始反正，杀死云南巡抚，攻打湖南。旋占衡阳，妄图称帝。吴三桂派人四处搜捕王夫之，以便其用。这对一直心怀天命与大道的王夫之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他宁愿受死，藏身于麋鹿山洞，日日与麋鹿为伍，亦绝不屈从。
1674年，王夫之再建三间茅草屋，且耕且读。
其时，明清政权交接已历三十年。还有谁知道，在这偏僻的石船山下，一间遮不住瑟瑟寒风的贫寒草屋？还有谁记得，在这青灯黄卷之侧，一个掩卷深思抚案长叹的瘦弱而又坚定的身影？还有谁明白，王夫之字里行间、孜孜矻矻寻找的，是国家兴盛的亘古真理？
日夜不息的湘江，从草屋之西流过，王夫之将草屋命名为“湘西草堂”。
很多年以后，东西方学者不约而同地称王夫之为十七、十八世纪与黑格尔齐名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逝世一百年后，黑格尔用鹅毛笔饱蘸墨水，写下了一句至今令我们深思的话：“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
在这间寒陋的草屋，王夫之足不出户，却是思想的行者；他蹇蹇匪躬，却是未来的信使；尽管站在黑夜之中，他却用另一种方式，为中华民族仰望星空。
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其党强命王夫之写《劝进表》，遭到愤然拒绝。他对吴三桂派来的幕僚说：“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事后，逃入深山，仿屈原《九歌》，作《祓禊赋》，抒发自己的感想：“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无人，蹇谁将兮望春？”对吴三桂极尽蔑视。1689年，衡州知府崔鸣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此时的王夫之已年逾六旬，身患重病，饥寒交迫，但仍不欲违素心，他写了一封信，婉拒米币，以明心迹，自署南岳遗民。在信中，他写了一副对联，有意以“明”“清”两字嵌入：“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难得的是，除了打仗，他也没有放下笔，很多南明王朝的历史真相，都在他的书中有完整的记录，那虽然悲情失败，却始终不屈不挠抵抗的南明历史，因为他，才不曾被清朝御用文人们抹黑。早在康熙元年，当永历皇帝殉国的消息传来时，深感希望破灭的王夫之悲愤难忍，留下了诸多诗篇。
咏史已惊开竹素，挑灯无事话沧桑。他开始隐居在湘西草堂，埋头于经济学问之中，这位科举的多年失败者、矢志不移的抗清志士，终于找到了走向未来的最佳路向。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重新反思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正因他身世坎坷，扎根底层，所以他看到了时间之外的历史真相，那蛰伏于平静的水面下的湍急细流，那隐藏在繁华背后的人性的丑恶、制度的弊端，他比好些人都看得深刻，看得明白。
可是，他真的老了，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白发稀疏，瘦骨嶙峋，连他的儿子都说他“迄予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他一边咳喘，一边叹息：“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间，谁为授此者？”这年五月，他仿照杜甫的《八哀诗》写下《广哀诗》十九首，以悼念他的十九个故去的朋友：他一直追随的前辈瞿式耜，青年时代的好朋友管嗣裘，他衷心敬佩的学者方以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为追求理想，不惜牺牲生命。
谁信碧云深处，夕阳仍在天涯？
病中的王夫之，即便“药炉烟逼蛛丝重，消受厖眉老病翁”，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王夫之后半生四十余年中，著述百余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学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七十种，324卷。每一本，都是一声追问，一道印痕，一段坚忍卓绝的生命。
1689年，王夫之已是古稀之年，他听力渐渐丧失，甚至连草堂外面的杜鹃啼鸣也听不到了。然而，他存心如昔，依然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笔耕不辍。1691年四月，王夫之咳喘中完成生命最后的思想典籍：《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
从三十七岁回乡到七十三岁辞世，近四十年时光，王夫之由青年而壮岁而老年，人生由清晨到正午到黄昏，他的生活，变得简单、干净、从容，不再有享乐、欢娱、交游、饮酒、酬唱，他余生的全部岁月，只有一件事，只做一件事，著书。生活中的王夫之是寂寞的，文字里的王夫之却未曾寂寞。他在历史中溯游的时候，也在与未来对望。这些数百万字的巨著，凝集着王夫之一生的思考和心血，他一直写到生命最后时刻，终于在临终前完成定稿。这些著作坐集千古之智，博大精深，吞吐古今，包括了中国历史的教训和反思，更包含着中国政治文明未来走向的预言。
翻开这厚重的书卷，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句石破天惊的呐喊，在王夫之辞世的250年后，震惊了在外忧内患、丧权辱国中苦苦思考的中国人：
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
四
王夫之的心中，生长着两个“中国”。
一个中国是王朝中国，一个中国是文化中国。王夫之认为，王朝中国是一姓之私，代兴代废。唯有文化中国，从炎黄至今，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只要守住中国文化，捍卫了中国文化价值，中国就永远不会败亡。
王夫之的文化中国，有着丰富的涵义——追溯中国文化的本真本源，寻找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梳理中国文化的历史脉络，并最终以中国文化推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中国。国家强盛、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历史一个宏大的主题。中国士大夫从来都有着家国情怀，家亦是国，国亦是家，难得的是，王夫之从理论高度定义了国家立场，总结和开掘了传统爱国主义，让这种情感具有了现代精神。
1656年冬，三十八岁的王夫之从常宁返回衡阳，这一年，他创作了对后世影响至深的《黄书》。
所谓《黄书》，顾名思义，是关于黄帝文明的书。王夫之忠君爱国，泣血扶倾，坎坷从政失败后，在流亡湘南期间，开始从理论上思考明亡的原因，探求中国的兴盛之道。他在《黄书》中写道：“中国财足自亿也，兵足自强也，智足自名也。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休养厉精，士佻粟积，取威万方，濯秦愚，刷宋耻……足以固其族而无忧矣。”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王夫之倡言从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去强盛中国，华夏民族便可以永固于天下。船山这种强烈的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贯穿于一生的追求。他断言：“公其心，去其危。尽中区之智力，治轩辕之天下。”
看透了明、清两朝的积弊，在主权危机、民族灾难、国家危亡、人民流离的背景下，王夫之向往一个政治清明、社会进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的世界。“新故相推，日生不滞。”他在《尚书引义》中写道。新旧事物交相更替，事物每天都在新生变化之中，这是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是世界的发展规律。他描绘了一个崭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在政治思想方面“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在选贤用人方面，“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在文化建设上，“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躬行实践，知行统一。王夫之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大百科书式的思想家、哲学家，不论是面对战争还是灾难，不论是遭遇绝望还是悲伤，不论在怎样艰难的环境中，他都怀着无限的憧憬，怀抱无限的生机。他以前无古人的卓识和担当，以“埋心不死留春色”的奋斗、“残灯绝笔尚峥嵘”的理想、“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概、“留千古半分忠义”的精神，坚守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家园，捍卫了文化救国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埋下了伟大复兴的燎原火种，这正是他超越以往思想家、哲学家的地方。
中华自强，民族复兴——这是王夫之的政治宣言书，何尝不是现代中国的政治启蒙书？
王夫之故去两个世纪后，晚清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谭嗣同将他对王夫之的由衷敬佩写进一首诗里：“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谭嗣同
这位戊戌变法的斗士，是在王夫之思想的直接影响下走向革命之路的。他服膺并信仰王夫之，坦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以续衡阳王子之绪脉。”他怀抱船山精神，大义凛然地走向断头台，以死唤醒中国，成为民族复兴的英烈之士。
王夫之在《黄书》中所宣示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自强思想，直接成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以王夫之名义迅速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尊黄大潮。推动社会进步、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代大儒王夫之，由此而被人们称为“近现代精神领袖”。
1911年，孙中山主持制定《中国同盟会本部宣言》。宣言宣示，以史可法、黄道周、倪元璐、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等志士仁人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领袖。“当今之世，卓然而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人而已。”章太炎分析辛亥革命成功思想源头时说：“船山学术，为汉族光复之原。近代倡议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端在于斯。”
不愿成佛，愿见船山——这是人们对王夫之的最高评价。
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一生景仰王船山。杨昌济对王船山的认识深深影响到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大批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伊始，毛泽东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栋梁之材。这些进步的种子，如星火燎原般，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门外黄鹂啼碧草，他生杜宇唤春归。
王夫之一生贫困潦倒，甚至书籍纸笔多用故旧门生的旧账簿之类，然而，他死后，却留下了无尽的精神财富。今天，王夫之的学术资源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不仅在中国，在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成立专门机构聘请专家学者研究王夫之思想，在美国、俄罗斯和欧洲各国都有王夫之论著、诗文译本。美国学者布莱克说：“对于那些寻找哲学根源和现代观点、现代思想来源的人来说，王夫之可以说是空前未有地受到注意。”
1985年，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评出古今八大哲学家，其中有四位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依次是：德谟克利特、王夫之、费尔巴哈、马克思。
2019年冬日的一天，太阳在天边喷薄欲出，晨露澄澈，朝霞璀璨。衡阳县金兰乡高节里，距离湘西草堂四公里，清癯的王夫之石像伫立在湘西草堂前，无所凭依却浩然正气，瘦骨嶙峋却坚韧真挚。清冷的寒风掠过他寒瘦的面颊，将他的长衫高高扬起。这个四百岁的老人面对着石船山，久久地、久久地与之凝视。
新的一天开始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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