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王太运/苏门啸月：山水间的魏晋风骨

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回荡。

这个声音是从厚重历史的角落里发出来的，很纯、很亮，像是雪山顶尖上的雪，淳朴得不染一丝尘埃。

在河南辉县，在百泉湖，在苏门山，那个声音似乎离我的心跳，越来越近。

水很清澈，看得见湖底的绿草、石卵，和怡然静泊着的鱼，墨色的鱼，还有时时汩汩而冒的细泉。一长串又一长串的气泡从石窠里吐出来，算计着相同时间的间隔，像是这片古老土地的平稳呼吸，悠悠的，纯净而又执着。湖面很是宽广，由无数的细泉充沛着水源。石岸与湖心的小洲相连，石阶、石栏，弯拱的石桥，小洲上的古树和亭台，加多了人为的刻意，缺失了天然的随性。好在正是一场酣畅的春雨之后，抹抹流云印着蓝色的背景铺满了整个的湖面，不经意间，那条墨鱼竟钻入了一团云里去，在视线里迷失掉了。

湖北侧的苏门山太小了，没有伟岸的身姿可供湖面照影，也没有峻峭的险峰突兀山形，平缓得只任繁茂的植被褶皱出黛青色的纹理，孤零出一座山的样子。不过，山顶甚是旷敞，歧路弯折，苍松翠柏的，也有不少通幽的所在。显然，这山不是为望远而存在的。它只是太行余脉的一部分，似乎是被抛得太过了，疏离了巍峨巉岩，清秀得仿佛书法家收笔时的甩点，仅剩下了走笔的方向。

这湖需要这山，需要山体里的水势来滋养这百眼细泉。这山也需要这湖，需要一片低洼的谷地来清爽满盈的身躯。水是山与湖的联纽，隐在苏门山里，聚在百泉湖里，然后静静地流淌出去，成为一条河。好比一个人，一个满怀卓然文采的人，不将之形成语言文字示于他人，就无法来顺畅呼吸一样，会把山当做他的文思，而把湖当做了他的言语。

当然，这里指的是嵇康。

嵇康来的那天应该也是个春日，一个霏雨延绵后的春日，也许那时的山还更黛，水也更盈，湿漉漉的山岚半掩，路牙的野花正开。嵇康一身的疲惫，两脚的泥泞，追随在一位蓑衣草裳的老者身后，只调节着步伐的缓急，并不言语。在山林最幽处牵枝寻路，在古松根须上盘坐箕踞，看北方太行一痕，看南方平原上的烟火和云霭。或下得山来，在湖边看细泉冒出的水泡，珍珠一样在水面绽成圈圈涟漪。看尽这水、这山，老者一再的沉默里对应着嵇康的一声声叹息。

文才卓然而又性情刚烈，是嵇康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为此，他树敌了不少的异己。孙登引他看山、看水，也许是让嵇康明白，看得清山的走向，才能领悟出水的流势。《晋书·嵇康传》里那句“君性烈而才隽，其能免乎！”正是孙登在提示嵇康，泉眼过大的趵突，不适宜他的人生。

汉魏时期，儒学渐趋衰落，党锢之祸的最后一位幸存者孔融的被杀，更是标志着儒学彻底的沉沦。明代大儒王夫之说“孔融死而士气灰”，留给儒者施展人生抱负的政治空间日益萎缩，更多的学问中人看透了世道、伤透了胸怀，纷纷转而向内，耽淫于心灵的内敛、和肉身的安静。“正始之音”开启了“玄风鼓荡，竞相放诞”的时代，尚奇任侠、倜傥放荡、隐身不交世务之风渐起，玄学清谈日益成为士子们为学的日常。

当时主要以《老子》思想或延伸出的理解为主要话题内容。比如道家主张“养生”时重在“养神”，少私寡欲而返璞归真。嵇康据此做了一篇《养生论》，强调“神”与“形”并重，指出“凡所食之气，蒸性染身，莫不相应。”意思是说，凡是吃的东西的特性，在熏陶性情、影响身体方面，也都会产生相应的作用。嵇康的好友向秀写了一篇《难嵇叔夜养生论》，在肯定嵇康观点的同时，主张养生也要“节之以礼”，要将养生和儒家的礼法相统一，不能背离“心性修养”。针对好友的诘问，嵇康又做了一篇《答向子期难养生论》，进一步发挥了他的养生思想，反对儒家的强人所难。

嵇康的另一位好友，叫做阮侃的，写了一篇《宅无吉凶摄生论》，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反对道家的“相宅”和“堪舆”，认为无论阳宅还是阴宅都决定不了吉凶祸福，而人的命运是由老天注定了的。嵇康则站在道家的立场上做了一篇2000字的《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针锋相对，指出风水、气流对宅居的重要性，主张人的主动行为可以影响、乃至改变命运，反对“人生天注定”的宿命论。阮侃也反唇相讥，写了一篇《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加以反驳。被惹怒的嵇康立马又作一篇3000字《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抨击的言语更加激烈。

和嵇康同时代有一位叫做张辽叔的，写了一篇《自然好学论》，主张好学儒家的“六经”是人性之自然。嵇康马上写了一篇《难自然好学论》，讽刺“六经”一出，大开荣利之途，戕害了人们的自然人性。强调“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纵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自然”。甚至挖苦儒者“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高举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帜。

嵇康这种与朋友论议则必要占据风头的个性，为他赢得了颇高的声誉，但也易于得罪心术不正之人。像是钟会，写了篇《四本论》，想让嵇康指点，却担心嵇康的反诘与刁难，隔墙扔到嵇康院子里，便跑走了。估计嵇康是看不起这样的论著的，虽钟会也才具过人，但他的品行实在是被时人所诟病。后来，钟会升迁后，兴致勃勃地再来拜访。嵇康其时正与向秀在大树下锻铁，并不正眼看他，只低头抡锤，没有尽任何的宾主之礼，冷了人家半晌。钟会走时，嵇康还嘲讽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愤恨地回答说：“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嵇康称自己是“吾直性狭中”，属于胸中有郁垒必一吐为快之人，对所愤恨之事，必然要辩之、祛之、远之，追求着心的纯粹和高洁。无法想象嵇康在写《与吕长悌绝交书》这篇文字时的心情，是切齿的愤怒？被背叛的哀痛？还是无法再面对挚友的凄苦？吕长悌，这个玷污弟媳后反诬告弟弟吕安的无耻卑劣之徒，嵇康毅然决然地与之绝交，就能抹平自己灵魂上的疮疤吗？这是一个小人得势的时代，被小人围剿，被卑鄙围攻，品节越是高贵越容易被攻讦、被污蔑。据《晋书·嵇康传》载，正被司马昭信任的钟会，借着吕安案，私下对司马昭说“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囹圄之中，嵇康写下《幽愤诗》，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简要总括。其中感慨正是由于自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也就是自认心胸狭隘和爱憎分明，从而导致“谤议沸腾”“频致怨憎”，这正是他“卒致囹圄”的根源。残酷的现实和争而不得中，不由发出“昔惭柳惠，今愧孙登”的喟叹。

嵇康大概是不会留恋苏门山下这汩汩而冒的百眼细泉的，串串轻吐，如丝线连缀的珍珠模样，怕是引不起嵇康的兴致。他也不会迷恋苏门这座小山，虽然秀气而有灵，但缺了刀砍斧凿的奇诡和陡峭，拴不住他那颗侠义、放浪的心。他是一个外表俊朗内里发烫的人，身与心和谐而统一。

嵇康告别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黄昏。他瘦削而挺拔的身形仿佛陷落在漫山的落日余晖里，迎着灰突突的夕阳，抖一抖宽大的衣袖，远去的后影溢出他的倔强，还有他孤独又无助的苍凉。

他就像高崖上的雪莲一般，在烟尘聚散的流转里，永远地冰清玉洁。

所以，嵇康是不会在乎孙登那句忠告的，这是他性格里潜藏的运命，注定着悲情。王夫之那话的后一句是“嵇康死而清议绝”。确实，嵇康之后，玄学就走上了佛化的道路，多了些思辨，而少了些侠气。

早在嵇康之前，阮籍也来拜访过孙登。

阮籍不同于嵇康，虽也喜好道家《老》《庄》，有不拘礼节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心在彼而身在此，事事表现着他内里的纠结和煎熬。

在阮籍的心里，总是有一个梦，就像在他的《咏怀八十二首之于心怀寸阴》里说的“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鹌鹑游，连翩戏中庭。”愿做一飞冲天的玄鹤，不甘成为院子里的鹌鹑。但在现实中，他又往往身不由己，屡屡抗志不得，只好委曲求全。成名后，太尉蒋济征辟他出仕，他跑到驿站给蒋济写了封信推辞，表达自己愿意躬耕陇亩，不想为官的愿望。蒋济见阮籍推诿而去，勃然大怒。阮籍的乡邻担心惹来灾祸，都来劝他。阮籍无奈，只好前去赴任。但任职不久，再推以有病而辞职。

阮籍的犹疑不定，是他整个人生履历的常态。后来，阮籍先后做了尚书郎和曹爽的参军，但两次任职的时间都不长，结局均都推以有病而辞职。直至司马师当政，被命为从事中郎，之后才没有再辞。

梦想与现实的落差造就了阮籍身与心相分离的复杂性情。一方面，他漠视礼教，做出了许多令人讶然的乖张之事；另一方面，他又有济世的志向，在司马集团里步步迁升，成为被倚重之士。他在母丧期间饮酒吃肉，这种违背礼制的事情，也被司马昭开脱为“嗣宗（阮籍的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他的这种相矛盾的言行大约可以用《咏怀八十二首之鸿鹄相随飞》里的“抗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来解释，既然山林野曲不是玄鹤能够寄托心志的地方，那就在朝堂里，用自由身躯的抗争，以放浪形骸之举，来求得身与灵的统一。

然而，身心的统一又是何其的艰难，在孤独和幽愤之间，他无助地感慨“愁苦在一时，高行伤微身。曲直何所为，龙蛇为我邻。”（《咏怀八十二首之一日复一朝》）与龙蛇为邻，他已经管顾不了那么多的是非曲直了。于是，他经常一个人驾着牛车，任凭老牛自寻道路，颠簸晃悠而去，直到路上的车轨穷尽，无法前行时，他会向着路的尽头恸哭一场，再折返回家。中年以后，酒更是成为了阮籍的唯一知己，在保全性命的苟且里，于沉醉中逃脱，在麻木里特意的迷失。

同样是对待异己，嵇康的态度是敌视抗辩，或是拒之千里。而阮籍的态度则是选择白眼冷对，或是醉酒逃避。司马昭想要为儿子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为妻。阮籍知晓后，故意每日酗酒，大醉两个月，让使者每次进门都张不了口，司马昭只好作罢。与嵇康有嫌隙的钟会，担任着司隶校尉。这是一个不大的官职，但却掌握着国家和军务的许多机密，算是一个四处查勘的监察官。钟会常常找阮籍谈论，企图从阮籍对他人的臧否之中查找出来一些问题，借机定阮籍的罪名。阮籍何等的聪慧，每次都在面对钟会时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没有给钟会以谮害的机会。

但也有他无法躲避的时候。司马昭要进爵晋公，加九锡。魏元帝曹奂的诏书下来后，司马昭假意谦让，做给天下人看。这个时候，就需要公卿里有人出面向司马昭上一份《劝进表》，算是整个僭越过程的题中应有之事。这个差事自然落在阮籍头上。到了交差的日子，使者去取，见阮籍俨然酣醉不醒，正伏在案上沉睡。被叫醒后，阮籍便以手指蘸着残酒，就着几案书写，一气呵成。使者在旁边抄写，只字也没有改动。拿回去后，众公卿都被这份表章里清壮的文字折服。阮籍也因此更为司马氏所看重了。

而这份《劝进表》，里面对司马昭极尽阿谀奉迎的艳辞美句，怕是阮籍人生中再难以洗刷的污点，在历代文化人中间，不时被翻检出来，叱责一番。也许《咏怀八十二首之鸣鸠嬉庭树》里的那句“焉见孤翔鸟，翩翩无匹群”能够大致概括阮籍的一生，在违心里苟且，在屈身中率性。

得知苏门山隐逸着一位道中高人后，阮籍兴冲冲地登山拜访孙登，自以为找到了知音。但孙登对阮籍，并不热情，保持着远距离的冷漠。面对阮籍的清谈话题，孙登也并没有作答，只是在阮籍求教而不得悻悻然的愤愤长啸后，不凉不热地说了句“可更作”。阮籍便再次啸了一次，而后下山而去。下到半山腰的时候，阮籍的身后传来了一声足以震荡整个隐逸文化的千古长啸。《晋书·阮籍传》里描述说“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

阮籍被这声啸所震撼和折服，回去后将心得写成《大人先生传》。文中将孙登神话为“大人先生”，幻化为自己渴慕一生的崇拜对象，品德高尚、洞透人世、来去飘渺、旷达随性。这样的幻想人物，怕也正是阮籍穷其一生而追求不得的理想吧。正如他在《咏怀八十二首之林中有奇鸟》里描述的“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

《大人先生传》中还毫不客气地讥讽了那些盗名逐利却又手段卑鄙肮脏的自诩君子，说他们好比是裤子里的虱子一样，游走在裤缝之间，藏匿在败絮之内，饥了咬人一口，“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还自鸣得意，丑态频出。辛辣地揶揄道“汝君子之处区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悲夫！”

在违心的挣扎里苟且，为阮籍所不齿，可是，他又能走得了多远呢？

啸本来是一种歌吟的方式，由于没有具体的词句，就不会承担切实的内容，但可以表达啸者的情感褒贬和一定的思想主张。在魏晋迭代的纷争岁月，有不少坚守正统理念的士人常以啸来抒情、来放纵。阮籍原就是一个善啸的高手，但听闻孙登的长啸后，竟也感佩不已，喟叹不如。

啸，比的是音质的纯洁，浑厚如巨岭或是深潭，淳朴如甘酿或是溪泉；比的是音色的品级，真声与次声的占比，胸腔与腹腔的共鸣；比的是音高的悠远，起伏的润滑和婉转，抖音的强弱和振幅。啸，是需要背景的，山脊的回旋与回转，深谷的吸纳与孕育，轻风的激飏与传送，幽林的附奏与梳篦；当然还得有水，足够水域的水，能够洇出大片水雾的水，来淋漓，来烘衬，来润泽。还有季节，似应以晚秋为最，伴以隐隐的松涛、湿漉的烟霭，还有阔叶与条叶的微拂。当这一切都具备以后，就要看啸者撮口时的心态了。被纷繁世相拨乱的心境是无法纯净音质的，就像婴孩的啼哭一般，饿了、疼了的哭音里总是有所索取的，不如初生时的哭声，那一声问候世界的长啼，并不掺杂任何的欲求。

诸多丝竹器乐里，啸声的音律恐与箫音相仿。运筹鼻、口、喉、胸、腹五腔，调节吸、吐、啭、嘘、噎、呼等诸种气法，在气流的颤抖里发出高低婉转的音韵来。弦乐不如管乐，管乐不如人声。天地所有的声音里，越是天然浑成的声音越是美好。和孙登同时代的成公绥有一篇《啸赋》，文中洋洋洒洒地铺排了这种“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的意境。大致初啸时如破土的嫩芽萌动，继而如一抹流云游荡，低吟处如深谷里的虎啸寒潭，激昂时如高柳里群蝉的啁啾，诡谲处像是暗夜远林间的鬼哭，悲怆时像是悬崖上丧子母猿的哀啼，高潮处仿佛北归的群雁栖落湖畔，数点白鹤凌空乱舞，收尾时仿佛龙凤巡天，被落霞弹回来的万里绝响。

啸不是吟，不是吼，不是嗥，更不是喊，不是嘶，不是啕。孙登的啸，是在真声与真情里发出的对阮籍关于黄帝与神农玄寂之问的回答，关于有为之教与栖神导气之术的指引；是对芸芸众生生之为何的拷问，对比自我平生隐逸的总括感悟；是对太初与太极的追问，和向远古和终古的访谒；是对万事万相的洞彻，是对生与死的超然，对有与无的哲思。

孙登这声啸，所达至的已然超越了有与无的境界，是阮籍和嵇康所无法进入的。虽然两人也都以道家做派处世，但本质上也有着不小的区别。从两人迥然而异的文墨来看，嵇康的诗文高蹈独立，褒贬飞扬；阮籍的则幽曲隐晦，伤感多于慷慨。纵观两人各自的人生之路，嵇康更多的是立身道家来比照儒家，阮籍更多的是立身儒家以思慕道家。而且，两人其实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将道家主张外化为切实的以身践行。如嵇康，在不仕不隐间特立独行；如阮籍，在半仕半隐中虚与委蛇。

因而孙登对两人的态度也不同，对嵇康是教，对阮籍则是引了。孙登的长啸明显是在引导阮籍，不仅要看清楚山的走向，悟得出水的流势，更重要的是，要找得准人在水与山之间的位置。

相对于嵇康和阮籍的诸多传世佳作，孙登则只字未留于世。但那一声长啸，却始终回荡在浩如烟海的泛黄的卷帙之间。

是的，能在文化史上留下一声长啸，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