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夜，当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后，负责值班的警卫员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兴奋，立刻就把这个消息向毛主席汇报，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对这个斗争多年的“老对头”的离世，主席并无丝毫开心之意，沉默了很久，神情中甚至透漏出黯然和落寞来，等烟灰落到手上，才回过神来，说了一句：“知道了”。
毛主席
而且，仅仅只说了这三个字后，又沉默了很久。稍稍吃了一点东西后，就放起了张元干的送别词的演唱录音。主席时而静静躺着听，时而用手跟着节拍拍着床，神情悲怆，击节咏叹，一脸落寞的反复听着这首几分钟长的词。
词里写道：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意思就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而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达了满腔悲愤，而又无可奈何，只能借酒消愁的情感。等蒋介石送葬的那天，主席扔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主席向自己的老对手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但为什么主席听到蒋介石去世的消息，只说了三个字，还会显得如此伤心呢？
一是对这个老对手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理念的敬佩；再一个就是，蒋介石的去世，对于统一大业来说是一个巨大损失。
蒋介石
这就要说起，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共两党为推动国家统一，还进行了三次鲜为人知的密谈。
在50年代中期，我党对台湾的政策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想要靠武力解决的方针改变为立足武力伺机彻底解决和力争和平解放相结合的方针。这一政策的变化，对国共两党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曾经参加过1949年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主动向周恩来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故旧，想要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但同意了他的请求，甚至为此还特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请章士钊通过故旧的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章士钊
而在信中，我党给蒋介石提出了两岸统一的四条具体办法：第一，除外交由中央统管外，台湾的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补助；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有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天，在周总理悉心的安排下，章士钊带着我党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的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自知事情重大，便即刻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总统府”，亲手将我党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详尽报告。后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而蒋介石反复权衡后，便选中了宋宜山。
这个宋宜山呢，是蒋介石的学生，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其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我党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探亲。
于是在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
周总理当时还请他吃了熟悉的烤鸭宴。席间，周总理像老朋友一样问了蒋介石的生活、身体和家庭情况，宋宜山原本担心的那种正式商谈气氛并不存在。
而且周总理说，国共和谈不能太急，也不能不急。国共有必要进行第三次合作，这是大势所趋，希望宋先生能到处走走看看，了解目前的大陆。宋宜山也说，我们终究都是中国人，一定能求大同存小异。
周总理与宋宜山
不久，又在周总理的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随后，宋宜山回到香港，蒋介石却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书面报告。由于宋宜山的报告中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当时大陆已开始了“反右”斗争，使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其实，就在1957年7月，章士钊奔波在北京与香港之间，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还有一个神秘人物也风尘仆仆地负着同样使命奔波在香港与北京之间。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虽说曹聚仁是个做学问的人，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都有很深的交情。10月3日，毛主席还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主席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而曹聚仁回到香港后，立即就将他在大陆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详细情况转告了台湾方面。可台湾方面却对国共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撒手，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这样一拖就是几年。
曹聚仁获邀到北京期间，与邵力子（左）合影写信请缨获邀赴京
一直到1965年夏天后，蒋介石才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谈话。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条件，其主要内容为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后的待遇、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等。曹聚仁与蒋氏父子谈妥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共。然而，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蒋介石对我党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曹聚仁
很快，时间就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已取代台湾代表中国坐进了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都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我党十分有利。因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此时，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调解。
可当时曹聚仁已病逝，而90岁高龄的章士钊先生却再度请缨赴港。后经总理的周密安排，经过周密的安排，章士钊于1973年5月25日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并于7月1日与世长辞。章士钊先生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由于我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前途的考虑，蒋介石经过一年多的思考，又动了与我党重开谈判的念头。于是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共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
周总理
可当时，周总理早于1974年3月8日被确诊为癌症复发，6月1日住院做手术，此后又多次住院治疗，共做大小手术13次。而毛主席当时也因中风后遗症，双腿不能站立，行动不便，且双眼患严重白内障，书稿只能请别人代读。也是在强撑病体，主持大局。
所以，在主席得知蒋介石的死讯后，深知国共两党领导人和谈，国家的统一大业终究是因为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性，而又要推迟了。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这位一生创造了无数人间奇迹、为中华民族立下丰功伟绩的历史巨人，也带着深深的遗憾与遗愿——国家要统一，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