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的。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

许多印度人有个非常苦恼的问题,就是印度的独立,一直被认为是英国殖民者“施舍”的,而不是印度人通过浴血战争争取来的。这让他们感觉难堪,仿佛印度软弱、战斗力不足。

事实上如果问,谁才是“印度国父”,大概90%以上的人都会说是瘦弱的甘地,少部分人可能会提到印度开国总理、富二代尼赫鲁,而这两人都与一个词强相关——“非暴力”。所以很多人的脑海中,印度的确是以软糯著称,跟强大的战斗力无缘。

几年前,有个脸大的博主,鼓吹印度社会非常“平和”,还说印度人“与世无争、不尚武”,甚至说“印度犯罪率极低,街上没有警察和小偷”。结果,后来三儿在我们边境闹事,该博主遭群嘲而尿遁网络江湖。

最近一些年,印度人实际已经非常不乐意聊甘地和尼赫鲁,以及他们念兹在兹的“非暴力”了,他们并不希望别人将印度等同于“与世无争、不尚武”,相反,更希望印度多一点阳刚的男子汉气概,乃至暴力色彩。

2014年,莫迪登上总理宝座后,曾为两位印度开国领袖塑像,不过不是尼赫鲁和甘地,而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以下简称鲍斯)和帕特,这两人的共同点,是都曾主张用暴力赢取印度独立,其中鲍斯甚至还曾是法西斯鹰犬。

帕特尔的雕像竖立于2016年。当时莫迪花了4.5亿美元,历时两年,委托中国江西一家公司,在古吉拉特邦-纳马达河-萨达尔水库大坝岸边,树立了一座高182米、重2290吨、总表面积22900平方米世界最大的青铜雕像。


2022年9月,莫迪又在首都新德里印度门附近的“天篷”之下,为鲍斯塑了一座雕像。该雕像,用重280吨的花岗岩雕成,耗费2.6万个工时,高8.53米、重65吨。而该“天篷”底下,在1938-1968年间,曾放置英王乔治五世的雕像。


有意思的是,印度民众也对莫迪的举动颇为赞赏。他们在他的推特底下留言说:“谢谢你莫迪,70年后,真正的领袖得到了应有的认可。”更有一部分网友评论说:“是时候把鲍斯的头像印在我们的钞票上了,而不是那个英国傀儡甘地”“印度第一任总理不是尼赫鲁,而是鲍斯”“甘地们肯定在哭”。

其实作为印度开国领袖之一,鲍斯的形象经常出现于邮票、书籍、机场,他的肖像与甘地、尼赫鲁的肖像并列,悬挂于印度国会大厅。但因为此人做过纳粹和日本法西斯鹰犬,过去印度官方的确有意淡化他的形象。

莫迪的特殊性在于,他敢于打破禁忌,旗帜鲜明地为鲍斯、帕特尔们正名,重写印度的建国史。而这背后,藏着的是印度人急于释放压抑多年的隐秘欲望——秀出强国的肌肉。


鲍斯

1897年,鲍斯出生于孟加拉奥里萨的库塔克城,父亲是个富裕律师,其成长期安逸富足,不过并不安分。

1916年,鲍斯,被加尔各答高等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殴打老师。他的英籍老师奥瓦顿,课堂上大放厥词,说印度人需要英国人“教化”。脾气火爆的鲍斯,将奥瓦顿架至墙角,狠狠捶了一顿。虽遭开除,但他骄傲地宣称:“第一次打英国佬,感觉不错。”


虽然打了英国人,1917年,鲍斯还是遵父亲建议,转去苏格兰教会大学留学,两年后,拿下印度文官公务员考试第四名,顺利当上公务员。但当时恰逢甘地在印度掀起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鼓励印度人不给英印政府当差。所以鲍斯又果断辞掉了公职。

1921年7月,经由印度文豪泰戈尔引荐,鲍斯第一次见到了熠熠生辉的圣雄。刚一见面,他就迫不及待发出灵魂之问:“辞公职真能争得民族自由吗,英国人暴力抓捕怎么办?”甘地一脸“爹味”地回答:“年轻人,如果政府来抓捕,那就去坐牢好了,在监狱也能斗争……”


血气方刚的鲍斯,并未被说服,但出于礼貌,没有当面驳斥甘地。在他当时尚属稚嫩的头脑中,圣雄作为“反殖民一哥”,其地位还没人可替代。

1857年,英军逼着印度士兵使用涂有猪油牛油的子弹,违背宗教禁忌,触发了第一次印度大起义,起义军围攻坎普尔,杀死约200名英国妇女儿童,英军血腥报复,将起义者绑在炮口轰杀,双方伤亡高达1300多人。


首次大起义的后果之一,是英国废弃东印度公司统治权,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印度,正式开启英属印度时期。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开始考虑实施一些怀柔政策。英印政府行政长官阿兰·休姆说,“如果任由印度精英领导印度人,零星的犯罪迟早会凝聚成民族大起义,所以不如主动将印度精英拉拢进统治集团”。

1885年,休姆和时任驻印总督多弗林·阿瓦合作,宣告成立印度国民大会党,作为疏导印度反殖民情绪的“安全阀”。截至一战前夕,国大党也确如休姆所料,起到了非常好的预防激进、暴力革命的作用。

国大党成立这年,甘地才16岁。他诞生于印度古吉拉特邦-博尔本德尔城,属吠舍种姓,祖上世代经商,是雅利安人中下阶层。年少时,他赴英学法律,1893年,前往英属南非发展,曾参与1899年第二次布尔战争,甘为英军效力。后来,他运用“非暴力抵抗”方式,成功为备受歧视的南非印侨争取到平等权利,一举成名。


1915年1月,甘地返回印度,受到凯旋式欢迎。但当时他并没有马上投入民族独立运动,相反,他全力支持正处一战中的大英。同年,甘地加入国大党,后者将其“非暴力抵抗”升级而来的“非暴力不合作”,确立为党纲和指导思想。

所谓“非暴力不合作”,顾名思义包含两个方面:

非暴力——即拒绝一切言行暴力,通过道德优势迫使对手反思,以“心灵力量”感化压迫者,必要时通过“自残”方式揭露压迫者的非正义性,比如自愿坐牢、绝食抗议。

不合作——包括抵制英货,退出英属殖民政府职位,抵制殖民政府法院、学校,比如推广本土纺纱不穿洋服,说本土语言,公然违反殖民政府税法等。

由于甘地在南非成功“验证”,加上本就保守的国大党加持,“非暴力不合作”成为当时印度最深入人心的反殖民思想。

初次见甘地,年轻的鲍斯,不敢,也没能力忤逆,只能默默追随,但他的内心,从未忘记当年打英籍老师时的酸爽。


尼赫鲁

初见甘地,被其光环滤镜所吸引的人,不止鲍斯一人,早期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以下简称尼赫鲁),更堪称甘地“死忠粉”。

尼赫鲁家族,是克什米尔雅利安人,属婆罗门潘迪特种姓。18世纪初,家族中有个叫拉杰·考儿的学者,深得莫卧尔帝国皇帝法鲁克西尔赏识,迁居德里,封官加爵,获赐一座运河边大房子,为感激皇恩浩荡,改姓“尼赫鲁”,即乌尔都语“运河”的意思。

1857年印度反英大起义期间,家族资财被暴徒烧光,无奈搬至因泰姬陵闻名的阿格拉定居,后又迁居安拉阿巴德,1889年11月14日,尼赫鲁出生于此地。

尼赫鲁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以下简称莫蒂拉尔),知名大律师,高光时期,月收入高达2000卢比——普通印度人月入10卢比已属小康。1900年,40岁的老莫花了1.9万卢比,建了座大宫殿,取名“欢喜宫”,游廊、果园、网球场、室内游泳池和跑马地,一应俱全,并配备了当地最早的自来水、电灯,当然还有小汽车。


得益于优渥环境,尼赫鲁15岁前由私人洋教师教导,后被送去英国留学,上哈罗公学——一所创办于1572年的贵族子弟学府,培养过牛顿、达尔文、丘吉尔等,后又进入同样名人辈出的剑桥三一学院。他学习成绩不算出众,主要负责花天酒地,曾一年花掉800英镑——相当于普通留学生三倍开销。


尼赫鲁对政治的兴趣,可能遗传他爹。国大党成立仅3年后的1888年,莫蒂拉尔就加入了该党,但他不是去反殖民的,而是去结识各类印度精英。他对英国人的统治没有太大意见,老说“英国人一片好意,不必心怀叵测地怀疑”。


1906年,国大党首次迎来一位主张自治、抵制英货的激进领导人——提拉克。莫蒂拉尔很不屑,给留学的儿子写信抱怨,“这些粗鄙的蛊惑人心的革命者,迟早毁了印度”。但年轻的尼赫鲁,有不同意见,回信揶揄道 ,“我想英国政府会很喜欢你的跪舔”。

1912年夏,尼赫鲁拿到律师证书,结束七年留学生活,回印后,做了一名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生活衣食无忧,但他感觉“沉闷且空虚”。更让他沮丧的,是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已不容于英印殖民政府,被投入阴暗潮湿的监狱,却没人为他叫屈。

莫蒂拉尔敏感地觉察出儿子的“异常”,及时警告他不要滑入激进革命派阵营,老老实实做赚钱的律师。

1916年,国大党在勒克瑙举办年会,甘地受邀参会,并发表了一篇关于土地改革的演讲。尼赫鲁随父亲,一起参加了该会,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甘圣人。他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说“甘地像一道光,穿透了黑暗,拔去了我们眼睛的翳障”。

对于保守、手无寸铁的印度资产阶层而言,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抗争方法,的确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该方法,可以给英印殖民当局造成一定压力,但又无需付出太大牺牲;能发动群众,但又能控制群众、确保资产阶层的领导权。

不过,此时的莫蒂拉尔,并不希望儿子跟甘地走太近。他把甘地请到“欢喜宫”,对他说,“你要筹款,我可以给你,但要其他的就没了”。甘地心领神会,劝尼赫鲁不要让父亲太伤心,可甘圣人越是如此“温油”,小尼愈是对他着迷。

直到1919年,就连一向将政治当交际的莫蒂拉尔,也掉进了甘地的“温柔乡”里。

这年4月13日,锡克族丰收节,5000多民众,以过节之名,聚集于旁遮普邦阿姆利则市区的札连瓦拉园,抗议英国人刚颁布的恶法《罗拉特法案》。该法,授权英印殖民政府,无需审判随时拘捕、直接判罚反政府嫌疑犯的权力。


话说一战期间,大英帝国从印度征招了大约125万军人、劳工,旁遮普就有35万士兵参战。包括甘地在内的印度主流政治领袖,毫无二话,支持和协助大英参战。可战后,英国人忘恩负义,没有及时给印度将士该有的补偿,导致大量回乡将士失业、生活困顿,引发抗议。

抗议浪潮愈演愈烈,赶上农作物歉收、物价飞涨,英印政府不安抚也就算了,反出台《罗拉特法案》,严厉镇压抗议民众。锡克族丰收节前几天,英军已与旁遮普民众爆发了数次流血冲突。英印政府准将雷金纳德·戴尔,据此下令,禁止阿姆利则举办任何集会。

所以当札连瓦拉园违令集会,戴尔立即派出士兵,将该园围了个水泄不通,且在没有任何警告之下,下令士兵向人群射击,杀红眼的士兵们,打光了1650枚子弹,集会民众像笼中困兽,无处可躲、尖叫奔走间,纷纷倒在血泊中,不少人跳入园内一口水井避难,溺水而亡。


事后统计,至少379人死亡,1200多人受伤,园内水井被鲜血染红的尸体填满了。这就是改变印度历史走向的阿姆利则惨案。

屠杀发生后,印度民族主义情绪被彻底点燃,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宣布放弃英王授予的“爵士”称号,原本认同大英统治的甘地,当年就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刚年满60、最保守的富豪莫蒂拉尔,也被大屠杀完全“激活”了。

一战刚爆发时,印度资产阶层乐观地相信“英国的困难就是印度的机会”。英政府颁布《蒙太古宣言》,画大饼说,战后会逐步给予印度自治。就连前国大党激进派领袖提拉克,也被提前释放。包括莫蒂拉尔在内的资产阶层,高兴得跳起广场舞,慷慨认购了一亿英镑英国战时公债。

然鹅,1917年,当提拉克和时任国大党主席安妮·贝赞特夫人提出,要明确战后印度自治日期时,英印殖民政府的脸立马就变了,下令限制提拉克活动自由,还把贝赞特关进了局子。

贝赞特夫人,是有爱尔兰血统的英国人,神智学专家——著名心灵鸡汤作家克里希那穆提,就是她发觉出来的。她也是尼赫鲁家豪宅常客,以及萧伯纳费边社会主义的超级粉丝,而尼赫鲁英国留学那几年,除了花天酒地,唯一的爱好就是读点费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渐进式革命。

过去,贝赞特推动印度走向自治,莫蒂拉尔袖手旁观,但当局将老友抓进监狱后,他就再也无法淡定,终于看清英国殖民者的真面目。而惨绝人寰的阿姆利则惨案,则将他彻底推入了甘地的怀抱。自此,尼赫鲁父子,也总算是“一条心”了。


跟着甘地闹革命

甘地与国大党合作,1919年发起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后,尼赫鲁一家非常积极。

两父子为表明心志,脱下西服,改穿印度土布制成的紧身裤和无领布衫——当时印度土布非常粗糙,皮肤嫩点‌,能磨得又红又痛。不止于此,家里所有昂贵的天鹅绒、罗缎、丝绸,乃至漂亮的窗帘,以及任何西方舶来品,统统由仆人搬到院子,一把火烧了。

此外,莫蒂拉尔还辞去省立法议会席位,结束律师业务,关闭欧式厨房,砸掉地窖洋酒,解散马房,遣散仆役,就连“欢喜宫”也捐给国大党。最扯的,是两父子为提前“适应”可能到来的牢狱生活,丢掉银质餐具,改用铁质餐具,不睡席梦思,改睡硬地板。

尼赫鲁,还积极响应甘地“到农村去”的口号,接受贫下中农教育。作为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二代,他说农民伯伯洗涤了他的灵魂,说“农民不像我们自视甚高、装模作样、那么庸俗”。

父子俩追溯甘地,几乎毫无保留,唯一“开小差”的地方,是莫蒂拉尔没有癫到把印着乔治五世头像的存款烧了,捐了“欢喜宫”后,又悄悄新盖了座较小的房子,依然装有大理石地板、华美石柱和漂亮喷水池。尼赫鲁对此颇有微词,但他爹怼他说:你要不乐意,可以去住街对面的茅屋。”

虔诚地跟随甘地闹革命的,除了尼赫鲁父子,还有更为年轻气盛的鲍斯。话说,自见过甘地后,鲍斯虽没有百分百认同,但回到家乡加尔各答后,立即加入了国大党,并响应圣人号召,脱掉西装,穿上印度传统服饰,经常深入学生群体,发动他们纠察商店售卖洋货的行为。

1921年,威尔士王子访印。鲍斯牵头,鼓动商户罢市,跑火车站喊口号,整得威尔士王子灰头土脸。这次行动非常成功,鲍斯一举成名。英印政府的报纸遗憾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位出色的公务员,多了个难缠的对手。”

1921年12月,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进入高潮,国大党授权甘地,为该运动唯一执行权威。他为扩大“战果”,尝试拒绝纳税,又宣布全国性罢工罢市。这就戳到了英印政府的肺管子,所以国大党骨干,一个个都被抓进了监狱,其中包括尼赫鲁父子。

尼赫鲁第一次进监狱,从富家公子到阶下囚,按理本应悲凉恐惧,但他反倒觉得新鲜。和尼赫鲁一样,当时许多印度“有志青年”,都不怎么害怕坐牢,因为,按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指导思想,坐牢也算抗争。


1921年12月-1922年1月,英殖民当局一共抓捕了三万多人。许多年轻人很愤怒,愤怒怎么不抓自己?大量年轻人主动要求进监狱,甚至有人扒着警车不肯下来。

当时慑于甘地的影响力,殖民政府倒没敢动他。不过关于坐牢,甘地一直很有“见地”。

——1930年代中期,尼赫鲁女婿费罗兹·甘地被捕。他老妈哭哭啼啼跑去见甘地,希望他能劝劝儿子,不要再参与危险的革命。没想到,甘圣人却说:“当妈的不要耽误儿子干大事好吗,再说了,将来印度独立后,一个人读书得到的学位,哪有一个人被捕下狱的次数管用?”

当然,印度年轻人,不怕坐牢,也不完全是甘地鼓动的,还有个原因,是英印政府的监狱,主要委托给印度人管理,漏洞大得离谱,客观上非常宽松。

以尼赫鲁为例。自1921年第一次坐牢,至1945年二战结束,一共“九进宫”,每次从数月到数年不等。在牢里,他吃得好、睡得香,偶尔胖三斤,还能假释出来探亲、瞧病,没事纺纱织布、看书、写字,在监狱,他写了三本巨著《世界历史一瞥》《尼赫鲁自传》和《印度的发现》,一不小心成了畅销书作者。

鲍斯坐牢的次数比尼赫鲁还多,自1922年第一次坐牢,至二战结束,总共十一次进监狱。很有意思,在狱中,他也写了本名著,叫《印度的奋斗》——看书名就知道,类似小胡子那本书。当然,鲍斯最知名的“监狱风云”,是他最后一次成功越狱。

总之,监狱无法磨灭革命者的斗志,尤其英印政府的监狱。最初跟着甘地闹革命,无论穷富,也无论坐牢与否,大家都很积极,甚至还有点happy,如过嘉年华。


“祛魅”

1922年2月,尼赫鲁还在牢里,就听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被甘地叫停了。本来,罢工不纳税,外加一众积极的“坐牢分子”,给殖民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按理,应继续扩大“战果”,怎能突然叫停呢?关键,是被甘地叫停。尼赫鲁很不解,甚至愤怒。

原来,1922年2月,印度小村庄乔里乔拉,一群村民搞示威游行,一把火点了警察局,五六名警察烧成了炭。甘地慈悲心大发,认为运动“变味”了,弄不好还会触发殖民政府血腥报复,导致更大规模伤亡,所以及时叫停。

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有人说源于美国作家梭罗那句“宁愿坐牢也不纳税”,也有人说跟基督教“有人打你右脸,就把左脸也转过去给他打”一脉相承,总之拒绝“以暴制暴”。

尼赫鲁倒也不主张暴力,只不过他想不通,假如这么点小波澜就叫停运动,那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还怎么担当驱赶殖民者的重任?革命队伍不断扩大,免不了混入不良分子,如果他们时不时搞点小伤亡,革命工作还干不干?

他的疑问很多,急需跟甘地当面掰扯。但他出狱几个月后又进去了,而且甘地后来也被抓了,所以没交流上。但自此,尼赫鲁不再把“非暴力不合作”当教条,也对偶像慢慢“祛魅”。

和尼赫鲁一样,当时正坐牢的鲍斯,也感到极其失望乃至愤怒。1923年,出狱后,他跟尼赫鲁联系上了,两人都觉得甘地太软弱,于是一起办了份报纸,不停地揭露英印政府丑闻,继续抗争。只可惜,1924年,鲍斯再次入了监狱,且一关就是三年,抗争再次中断。

至此,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算彻底偃旗息鼓。失利后,不止尼赫鲁、鲍斯动摇,整个国大党也分裂了。一部分人觉得甘地没错,应继续沿着他的路线走。另一部分人倒也没敢说圣人不对,但认为,应明确运动的目标为“印度自治”,他们因此被人称为自治派。

国大党分裂出自治派,暴露了“非暴力不合作”的致命缺陷:该方法的本质,是在殖民政府法律框架内的维权手段,为印度人争点跟白人同等权利还行,但要用它摆脱英国人统治,实现民族自治乃至独立,那就不好用了。

尼赫鲁甚至发现,甘地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从没明确目标是啥。大家因他名望,无脑追随,仅知道他倡导手工纺纱、反贱民戒条、改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关系,可从没听他说,将来摆脱英国人的统治。

自从甘地突然叫停运动,莫蒂拉尔也莫名感觉被忽悠。他过去是大富豪,全家人衣食不愁,为革命,钱不赚,漂亮衣服不穿,捐豪宅,甚至进监狱,但这一切为了啥?难道就为饿死自己,然后气死英国人?

另外,还有件事也让尼赫鲁郁闷:全身心投入革命后,没有时间赚钱。他父亲是大富豪,早就赚够几辈子花不完的钱。但他不一样,没有收入来源,不得不“啃老”。而一个大男人,这总归有点伤自尊。

1925年,他老婆卡麦拉,得了肺结核,医生建议去瑞士疗养,需要一万卢比。所以有段时间,他恢复了赚钱的律师工作。他很卖力,赚够了生活费,然后找他爹贴补了一万卢比,总算够了。


这事让尼赫鲁很受挫。他反思,甘地要求革命者不赚钱,过苦行僧生活,但政坛又不是金庸武侠江湖,不吃不喝游山玩水,顺便钻个山洞、谈个恋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有时还真得请客吃饭。莫蒂拉尔将国大党自治派分离出来,成立自治党,参与议会选举,而选举要花钱,花钱就要找有钱人资助。这些事很“庸俗”,但哪一件不得事必躬亲?

一系列“钱事金生”,尼赫鲁总算看清了点甘地的真面目。甘地意念坚韧、性格倔强,高贵庄严、不怒自威,但多少有点不接地气,以道德洁癖替代政治污泥,以精神胜利遮盖现实挫败。

相较而言,尼赫鲁的富豪老爹,反倒显得更加务实理性多,至少关键时刻,能资助一万卢比。自传中,尼赫鲁引用别人的话道出政治的本质:“政治这种把戏,就是一方面对穷人讲保护穷人,反对富翁,以争取穷人的选票。另一方面,对富翁讲保护富翁,反对穷人,以便富翁肯拿出钱来作为竞选经费。”


摇摆和撕裂

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后,甘地也坐牢了,1924年才放出来。出狱后,他的声望跌入谷底,这年6月,国大党开会,当他又一次倡导大家学习纺棉线,一众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忠粉”,都打着哈欠转身离开会场。看着尿遁的门徒,他伤心地泪洒当场。

这次大会后至1927年间,甘地基本退出了政治活动,整他的高僧静修所去了。静修所大约有40个男女,表面看,没什么稀奇,日常就是种地、纺线、做衣服,一起吟诵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但凑近看,炸裂辣眼,堪比邪教。


静修所中,无论男女,都得剃光头,发誓永远只讲真话,不保留任何私人财产,当然也禁男女那点事……里面有个法国隐士,发誓12年不张嘴说话,有次别人不小心踩他脚,他忍不住尖叫,为补赎,他用铜线把上下嘴唇缝起来。

甘地要求大家每天问一遍“今天你的大便好吗?”因他相信,现代文明腐化堕落跟人类肠胃紊乱有关,可他因为认为“火非自然”而不吃烹饪食物,只吃葡萄干,结果常年痢疾,后改吃水泡过的花生,可“机关枪”根本停不下来。

甘地的神秘实验,吸引了一大批高知信徒,其中包括英国皇家海军上将的女儿,大文豪泰戈尔,以及将甘地迷得差点出轨的泰戈尔亲侄女,当然最重要的信徒,数诺奖得主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写了一本将甘地推上欧洲圣坛的畅销书——《圣雄甘地》。

罗兰同学,充分发挥作家泥石流般的想象力,将甘地意淫成“只要轻轻一抬手,就能让3亿印度人揭竿而起,动摇大英帝国的根基”“传递和平和爱的救世主”“将带领人类踏上新征程的上帝”……

《圣雄甘地》出版于1924年,甘地人生的最低谷期,却让欧洲热血沸腾。此后,一大批西方名人,被吸引到印度玩迷幻、灵修,其中包括披头士乐队、乔布斯等。但可笑的,是罗兰从没见过甘地本人,书中全是夸张和扭曲。甘地也不尴尬,照单全收,给罗兰写信:你没见过我,却能如实且成功地诠释我,赞。


过去在南非,甘地建过类似的玩意——托尔斯泰农场,高僧静修所算“升级版”。终其一生,他都极迷恋此类集体生活实验,并从中获取神秘的启迪、顿悟和力量,然后运用于印度政治活动。

1920年代末期,尼赫鲁已经意识到,以前把甘地当偶像,是自己太年轻了。他从过去的崇拜,发展到直言不讳的讽刺,说甘圣“时时开着令人茫然的倒车”,还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1926年,因老婆卡麦拉生病,尼赫鲁带着一家老小,去欧洲小住了一年多,结识一大批左翼民族主义者,包括宋庆龄、罗曼·罗兰、高尔基和爱因斯坦等,并代表印度,加入了“反帝大同盟”。这次出国,令他感觉,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已远远落后世界。回国后,他立即着手将“完全的民族独立”确立为国大党党纲。

但当时国大党内部思想极其混乱,包括尼赫鲁本人,一会信誓旦旦寻求“完全独立”,但一会感觉不太现实,所以又说先获得“自治领地位”。他爹莫蒂拉尔也一样,说独立是迟早要独立的,但先获得自治再说。

摇摆的根源,是国大党没枪没军队,只能靠“非暴力不合作”整活。

1927年,大英派出“西蒙调查团”,假惺惺说要对印度政体彻底考察一下,提出增加印度人权利的改革建议。鲍斯、尼赫鲁等,领头组织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喊“西蒙,滚回去”!英印当局派出骑警挥舞警棍驱散人群,导致包括尼赫鲁在内,许多人受伤,国大党领袖拉拉·拉吉帕特·雷‌,甚至被乱棍打死。

英印当局打死人后,甘地也坐不住了,威胁说,“1929年12月31日前政府再不给印度自治领地位,我将在1930年1月1日发起独立运动”。这算是甘地少有的强硬表态。但英印当局根本不怕他的威胁,1930年西蒙调查团报告书发表,依然不给印度“自治领地位”,只给了些不痛不痒的安抚之策。

对此,尼赫鲁也相当痛苦和无奈,尤其被策马过来的骑警用警棍K中脑袋,眼冒金星、头晕目眩后,愈发觉得甘地“非暴力不合作”没啥威慑力了,他说“那些警察满眼都是仇恨和杀气,甚至充满发疯的气味,没有一点儿同情心,没有一点儿人味”,试问,面对此类暴徒,坚持非暴力,意义何在?

他反思,甘地的“非暴力”并不合适所有场合,但另一方面,他又舍不得甘圣多年营造出的拥有巨大号召力的个人IP,所以摇摆不定。

但与尼赫鲁不同,当时年仅30岁出头的鲍斯,在“西蒙调查团”事件后,彻底转向了激进左翼,他直接批评甘地患有“软骨病”,还说“自由印度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武装自己”!

他嚣张的言论传到甘地耳朵里,圣雄认为该小伙“已无药可救”。可没想到,鲍斯不是尼赫鲁,不客气地回怼道,“你最好能克服你的奴隶思想,鼓励国民走向完全独立”。

两人公开互怼,折射国大党内部的分裂:以甘地为首的温和右翼,主张通过“非暴力”获得“自治领地位”,以鲍斯为首的激进左翼,则主张组建武装,跟英国人明刀明枪地干,最终赢得民族独立。而尼赫鲁父子,一面质疑甘地,一面又放不开手脚,左右摇摆。


食盐进军

1929年,爆发世界性经济大萧条,波及印度,大量工厂倒闭、工潮迭起,殖民政府压力陡增。以莫蒂拉尔、甘地代表的温和派认为,趁着大英身子虚,或许稍微给它一点压力,就能取得“自治领地位”,所以多次跑去跟英国人摊牌。可没想到,驻印总督欧文,笑他们脑子“秀逗”,鸟都不鸟他们。

事实证明,想通过办公室里聊天喝茶就获得自治权,简直异想天开。所以1929年,甘地领导国大党开启新一轮“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并将“争取完全独立”确定为唯一目标。

这次大会,尼赫鲁首次当选国大党主席,但他并不开心。原因是,18个省党代表,有10人选甘地,他只得3票,只是痴迷高僧静修的甘地,不太想当,主动让给他的。尼在自传中说:“这次当选,我走的不是大门,甚至不是旁门,而是暗门。他们硬着头皮、像不得不吃药一样接受了我。”

1930年,国大党以庆祝所谓“独立日”的名义,正式开启新一轮折腾,直接以“革命和独立万岁”“印度属于印度人”为口号。作为折腾高手,甘地号召大家精准地瞄准食盐业,以要求政府废除食盐专营、取消盐税为由开展“不合作”运动。


甘地这招堪称天才,因为当时印度各阶层,都深受盐税之苦,尤其底层农民。所以他的号召一经发出,就立即赢得大量印度民众响应,“盐突然变成一个神秘的字,一个有力量的字。”

甘地充分发挥“行为艺术表演”特长,身着白色土布“卡迪”,微微驼背,手持竹杖,率领79名忠实门徒,向距离其静修所400公里外的丹地海滩进军,声称要亲手制盐,即著名的“食盐进军”。这场漫长的行为艺术,效果惊人,沿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群众参与进来,媒体记者更把这次行动传遍了印度的每一个角落。


尼赫鲁对甘地的行为艺术颇感迷惑,不过当无数群众加入后,他也没闲着,积极配合表演。

1930年4月5日破晓,丹地海滩,甘地弯腰拾起盐粒,浑身湿透的尼赫鲁则站其背后——据说他已连续18小时用身体阻挡潮汐、保护刚炼制出的1.6公斤海盐,一双富二代嫩脚磨出了血泡,后感染引发高烧。当英国警官举起包铅警棍时,尼赫鲁则用牛津腔高喊:“根据《大宪章》第39条,你们无权实施集体惩罚!”

两人的对手戏极其精彩,外加英国警察的配合,成就了大量美联社记者镜头下颇具象征意味的经典照片。有人据此怀疑,他们是不是事先排练过?后来尼赫鲁在《青年印度》周刊撰文不无调侃地承认:“我们确实是在演出新印度的建国神话。”


尽管表演痕迹很重,但印度人民制盐和反抗热情还是被煽到了沸点。一所教会女校的学生突破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传递电解质盐水瓶,还有人用《古兰经》经页包裹着穆斯林抗议者被殖民者砍下的断指……

结果是,英印当局,开启新一轮疯狂抓人模式,先后抓捕了6万多人。尼赫鲁本人,妻子、父亲统统被抓入监狱。甘地更惨,因为运动触发了一些地区的武装起义,当局不仅抓了他,还抓了他两个儿子,其中次子在狱中绝食60天,活活饿死了。

至1932年,由于一众领袖被抓,“食盐进军”运动,也慢慢进入低潮。1933年5月,甘地终于宣布,终止本次运动。

这轮新运动,给尼赫鲁带来的最大噩耗,是他本就患有哮喘的父亲莫蒂拉尔,抓入监狱后,病情急速恶化,于1931年2月去世,终年70岁。一家人陷入了创痛之中,尼赫鲁亲眼看着父亲带着挣扎和痛苦的表情离世,消沉好长一段时间。

此后数年,尼赫鲁继续跟当局对抗。1934年,他第七次被捕入狱,判了两年。期间,再度噩耗传来,与他相守18年的发妻卡麦拉,于1936年2月因病去世。他借假释,办完妻子后事,然后回监狱服刑。正是这次坐牢,他写下了那本著名的《尼赫鲁自传》,扉页写着:献给与世长辞的卡麦拉。


鲍斯越狱

连续遭遇至亲离去的痛苦,尼赫鲁越发消极怠惰,对“非暴力不合作”基本丧失了信心,可他又找不到更好的抵抗方式。1936年、1937年,他连任两届国大党主席,期间,国大党未组织任何反殖民行动,相反,变成了一个积极参与殖民政府议会选举的保守政党。

1937年的省立法议会选举,国大党大获全胜,赢得了1588个席位中的1161个。但尼赫鲁却喟叹:“眼看着我们优良的战斗组织逐渐变成一个单纯的选举组织,感到不好过。”

所以1937年底,心灰意懒的尼赫鲁,也不太想干了。他耍了个滑头,匿名给知名杂志写了篇文章,内容是“反对尼赫鲁连任国大党主席”。1938年,他如愿以偿,卸下了国大党主席的担子,一个人跑去欧洲旅行散心,探望正在伦敦念书的女儿英迪拉。

不过就在尼赫鲁、甘地连遭挫败之际,一直抱持着激进左翼立场的鲍斯,倒是斗志昂扬。1938年,当尼赫鲁辞去国大党主席后,鲍斯被推举为国大党主席。

他一上来,就连续下猛药,号召土改、建军队,还强硬地给英国人下最后通牒:6个月内,必须承认印度独立。这些主张,不一定有效,但应该说还是很唬人心,所以1939年,他成功连任国大党主席。

但向来与鲍斯不对付的甘地,就很不爽了,直言“鲍斯的胜利是我的失败”,联合一众党内高层来了一出集体辞职,逼鲍斯滚蛋。那时候,鲍斯正生着重病,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但亲甘地派的医生却造谣他“装病”。


1939年3月,躺在病榻上的鲍斯,写下一条准确的预测,“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战争将在欧洲爆发”。所以接下来,正是国大党筹备军队和武装的大好时机。果然,这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二战打响。

只可惜,他的主张并未来得及实施,也得不到甘地派的支持。1939年4月,他下台后,国大党甘地派,连他亲自领导的国大党孟加拉省委也不放过,给予了“留党察看”处分,紧接着,开除了他的党籍。老鲍同志失望至极,决定自立门派。

1939年5月,鲍斯成立前进同盟,宣称,国大党和前进同盟,是妥协和不妥协、革命和保守的区别,根本尿不到一壶。但他成立政党,目的当然不是与国大党对抗,而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结果是,甘地派忍不了他,英殖民政府也要铲除他。1940年7月,他又被抓入监狱。

1941年,假释期间,鲍斯给所有最亲密的朋友们都写了一封短信,里面写着:“我的健康状况不是太好,我很快就会回到监狱之中。”他的朋友们收到短信后,都感觉莫名奇妙,但没几天就听说,他躲过了英国警察监视,成功越狱了。原来,这是鲍斯耍的障眼法,目的是让习惯审查他信件的英国警察放松警惕。

越狱后,鲍斯跨过印度的边境,抵达阿富汗,自此,开启了一段漫长的“国际长征”。


撤出印度

二战爆发后,英国对德宣战,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未与印度人商量,宣布印度也进入战时状态。但对于印度要不要跟着英国参战,国大党内部产生了严重分歧。

甘地坚决反对印度参战,声称英法的处境令人同情,但作为“和平主义”者,他不可能支持战争。与甘地相反,尼赫鲁支持“有条件的合作”,参与反法西斯斗争,但英国人必须答应,战后给予印度独立地位。

说起来,尼赫鲁对法西斯那一套,从来都是厌恶的。

1926年,他的夫人在瑞士治病期间去世,墨索里尼曾想跟他“见一面”,被他果断拒绝了两次。对于亚洲的法西斯日本,他也相当反感。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他建议设立“中国日”,声援中国抗日。1939年8月,他亲自来了一趟中国,在炮火连天的重庆,拜会了躲在防空洞中的凯申和美龄,秉烛夜谈了许久。


相较尼赫鲁,甘地面对法西斯就暧昧多了。对于中国的遭遇,他偶尔会表示同情,但他斥责英国人参战的目的不纯,也反对老美卷入欧洲战场,甚至号召欧洲人“不要使用武器与纳粹作战,你们要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拿走你们的国土,让他们占有你们美丽的海岛……但你们绝不表示归顺他们”。

1942年,中国抗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凯申亲赴印度拜访甘地,希望他能声援中国抗日。没曾想,甘圣人却说:“你献给日军2亿中国人,让他们肆意杀害。等日军杀累了,自然会罢手。”


纵横江湖多年的凯申,惊掉了小下巴,反问:“若日寇杀你印度人民,你也这种观点吗?”甘地毫不犹豫回答:“当然!”

凯申在当天日记里吐槽道:“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

其实听说凯申要去见甘地,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发电报警告过他:“你与甘地见面,必会失望而归。”老丘作为印度的殖民主老炮,非常了解甘圣。因为当年希特勒入侵波兰,甘地曾给希特勒写信,说要以人道主义精神感化小胡子。日本侵占中国华北后,他又去规劝日本“做个好人”。

当然,丘吉尔警告凯申,也是有私心的,他并不希望看到,印度作为主权国家与中国联手。

1942年,战争形势恶化,日本进军马来西亚,攻占新加坡,占领仰光,兵临印度边境。罗斯福给丘吉尔施压,让他尽快就印度的独立问题表态,以争取印度民众的支持。丘吉尔磨磨蹭蹭,敷衍回应,战后会考虑给印度“自治领地位”。

正是借由丘吉尔忸怩的老殖民主表态,1942年4月,甘地决定发起第三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即著名的“退出印度运动”,要求“英国撤出印度,把印度留给上帝”。至于,英国撤出后,印度要如何应对日本入侵,甘地说,“英国在印度对日本反而是个刺激,英国退出后,日本或许就对进攻印度没兴趣了”。


尼赫鲁多年追随甘地,过往,即使内心不认同,但也坚决拥护。但这次,他破天荒地公开反对甘地的倡议。理由很简单,此时发动不合作运动,只会帮助日本入侵印度。但甘地异常强硬地说:“如果国大党不支持,我就退出国大党。”

甘地为何那么硬呢?因为与英国人打交道多年,甘地早就摸透了老英尿性。他以前参加过布尔战争、一战,英国人毫无感激之情,尤其一战,英国人不感激,反而送来惨绝人寰的阿姆利则大屠杀。而二战是印度千载难逢的机会,必须抓住良机“趁它病要它命”。

多年抗争表演,甘地早就成了印度的吉祥物,影响力巨大。尽管,他对日本人的想象,让人怀疑他得了20年脑血栓,但他的倡议,还是在印度再度掀起抗英高潮。而且,他这次的意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强,甚至声称,允许印度接下来一段时间进入无政府状态,即使引发印度人自相残杀也在所不惜。

然而,深陷战争泥潭的英国,并不像甘地预想得那么虚弱。1942年8月9日,国大党都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退出印度运动”,英印政府便迅速实施全国性捕杀,包括甘地、尼赫鲁在内的国大党主要领导,全部锒铛入狱,就连国大党也被取缔。

超过10万人被抓,全国750座政府大厦遭到破坏,成千上万的人受伤、死亡。孟买一家纺织厂集会,遭英军机枪扫射,数百人遇难。

尽管甘地说:“在抵抗英国统治的过程中,即使100万人因此而英勇就义,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但“退出印度运动”终究还是成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绝响。因为,包括尼赫鲁在内一众国大党领袖,基本都被关到1945年二战结束,国大党也“非法”了。

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甘地、尼赫鲁身陷囹圄之际,曾经遭甘地排挤的鲍斯,却正以他的神奇冒险,积蓄着令英国人更加胆寒的力量。


鲍斯的“奋斗”

1939年3月,鲍斯任国大党主席期间,曾给八路军派来过援华医疗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河北前线牺牲的柯棣华。为此,教员曾向印度医疗队表达感谢。

但鲍斯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二战爆发后,他和甘地一样,认为为了实现印度的独立,可以完全不必考虑意识形态立场或道义束缚,只不过,甘地主张非暴力、一味变态自残求独立,他主张用暴力斗争求独立,而不管这暴力来自何方、是否正义。

1941年越狱后,鲍斯越过边境抵达阿富汗喀布尔,也不知道通过何种手段,整了一本意大利假护照,和一个假名字——奥兰多·马佐塔。为避免暴露身份,他蓄了大胡子,假扮成聋哑的中亚人。

一开始,鲍斯被一个多面间谍,带去了苏联。当时苏联领导层,对英国没有好感,想借鲍斯之手,在亚洲建一支军队牵制英国。但他在莫斯科期间,欧洲局势突变,德军横扫了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苏联意识到,迟早会与德国为敌,英国反而可能成为盟友,所以把他晾在了一边。

苏联靠不住,鲍斯转头求助德国。就在苏德大战爆发前的两个月,在一名德国大使的协助下,他躲过英国特工暗杀,顺利抵达柏林,面基了胡子哥。


希特勒没兴趣关心印度独立,但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则,想着在亚洲给英国人制造点麻烦也好,于是命令德国国防军给鲍斯拨资金、给场地,让他组建了“自由印度中心”。

自此,鲍斯的名字前面加上了“Netaji”(印地语对领袖的尊称),成为当时印度海外对抗英国人的唯一武装力量。期间,他印刷宣传册、到处演讲,还建立了一个反英电台。

1941年11月,德将隆美尔,攻入北非,抓了上万名英国战俘,其中包括许多印籍士兵。鲍斯被允许去战俘营招兵,其中有数千名印籍战俘愿意跟随他。希特勒还从勃兰登堡特种部队抽调了10个印裔军官,加上点武器,一起送给了鲍斯,命其组建了“自由印度军团”。


与此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直逼英属印度。印度本土部分独立运动领袖,已接受日本支持,在东京成立了印度独立同盟军。1942年初,日本占领新加坡,俘虏了13万英军,其中包括8万印籍士兵。日本人打算利用这8万人,将来攻入印度本土,所以给鲍斯发电报,让他回亚洲“共襄盛举”。

鲍斯很激动,作为轴心国下的蛋,他急切地想与日本法西斯并肩作战。尤其斯大林格勒战役后,鲍斯愈发感觉指望不上德国人了。但因为战争,欧亚陆路交通受阻,所以他不得不乘坐德军潜艇,先抵达好望角,再改乘日军潜艇。

1943年4月,在水底下暗无天日呆了两个多月后,一脸倦容的鲍斯,顺利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登陆。5月底,他抵达东京,面基了天皇和东条英机,一番勾兑,东条英机宣布,全力支持印度抗击英军赢取“独立”。

鲍斯一刻也没闲,立即跑去新加坡接收战俘,组建了印度国民军(I.N.A),1943年10月21日,他在新加坡宣布成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自任国家元首、总理、军事部长、外交部长和I.N.A最高指挥官,一共领导9万军队。


鲍斯的流亡政府,得到了包括日本、纳粹德国、意大利、汪伪政府、伪满洲国,以及痛恨大英的爱尔兰自由邦等一共9个政权的承认。1943年10月24日,“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正式对英美宣战,成为不折不扣的法西斯爪牙。

印度国民军跟着日军,造了不少孽。他们随日军,自缅甸边境向印度本土发动进攻,在印缅交界的英帕尔、科希马战役中,占领了印度曼尼普尔邦的一小块土地,首次在印度本土升起“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小旗。加上日军交由他们管理的安达曼群岛与尼科巴群岛,当时鲍斯控制了8100平方公里“领土”。

虽然跟着日本人,但鲍斯倒也没忘记自身使命——印度独立。1943年8月,印度大饥荒,鲍斯筹集十万吨大米,想要送往印度本土救济同胞。尽管这属于“资敌”了,但他认为,印度是“敌占区”,更是祖国。不过英国人没给他好脸,拒绝他的大米,任由印度人饿死。

1944年,二战两大阵营胜负已经基本分明。这年7月,日本西征部队被中美英联合部队击败,鲍斯领着一帮印度士兵,不得不从占领的“领土”撤出,退至新加坡。他预感轴心国气数已尽,7月6日,通过电台首次宣布,甘地才是“印度国父”,变相背弃了日军。


1945年5月,纳粹投降,日本虽死咬着不投降,但败局已定。鲍斯急着“脱身”,赶在日军正式投降前,领着印度国民军,跑去缅甸向英军投降。但英国人利用战胜国身份,宣布鲍斯为战犯于是,鲍斯又马不停蹄斡旋了一些日本军官,与苏联取得联系,打算逃亡去苏联。

8月13日,老美两枚原子弹扔下日本本土,两天后,日本投降。18日,鲍斯利用日空军在新加坡最后的机动能力,飞到了中国台北松山机场。他随身带着两件手提行李,据说是东南亚300万印度人捐献的黄金珠宝,预备下午2点,乘坐日军给他准备的九七式重轰炸机,飞往中国东北大连找苏联人。

但意外还是不出意外地发生了,就在轰炸机起飞之时,机身突然爆炸、燃烧,一生要强的鲍斯,被烧成重伤,当天午夜死于台北医院。这起爆炸到底怎么发生的,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说是英国特工所为,也有人说是日本人干的,甚至还有印度人说,鲍斯还活着,因为没人见过尸体。

鲍斯死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自动解体,但他的影响力并未就此消失,相反,在他死后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


红堡审判

二战,英国国力遭重创,其在印度的统治,犹如老男人逛花柳巷,力不从心了。

战争让英国国民财富锐减了25%,工业产能下降40%,英军死亡总计50万人,平民也有67万人死亡,同时债务则达到42.4亿英镑——相当于今天2000亿英镑。可以说,二战几乎掏空了大英帝国的家底,帝国的骨架残废,全靠老美“搀扶”才勉强站立。

战争期间,当英国国力在战争期间大幅缩水之际,印度工业却迅猛发展,比如,原本靠英国工厂提供纺织品的印度工厂,战后86%已经可以自给自足。当所有人都在讨论,英国人欠下美国天量债务之际,印度不知不觉也成了英国最大的债权国之一。

整个二战,250万印度人被英国人薅上战场,另有800万人参与了各项战时辅助工作。1939年,为了鼓动印度人参战,英国政府答应,印度负担平时的军费开支,但英国战后需要帮助印度搞现代化建设。结果就是,至战争结束,英国欠印度的债务达到15亿英镑之巨,占英国海外负债总额1/3。

1941年,丘吉尔为拿到美国援助,无奈地签署承认放弃殖民秩序的《大西洋宪章》,也只是承诺给印度“自治地位”。但与“帝国最后的守灵人”丘吉尔不同,当时英国掌玺大臣、工党领袖艾德礼,则早就认识到,旧式殖民统治已无力延续,不如体面退出。


而历经多年战争,多数疲惫不堪的英国人,也更加认同艾德礼的看法。所以1945年7月26日,骄傲的丘吉尔,本以为英国人会带着感激之情,将他再次推选为首相,可没想到,英国人完全不给他面子,将首相位置给了工党的艾德礼。这次大选意味着,英国退出印度,已势在必行。

当得知英国民众把选票给了艾德礼,丘吉尔苦涩地回应:“我不觉得这是英国民众忘恩负义之举,他们早几年过得太艰难了。”但他不服气地补充道:“他们肯定错得离谱。”

1945年9月8日,以艾德礼为首的英国工党政府,授意时任印度总督韦维尔,首次公布了推进印度独立和制定新宪法的计划,并组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内地的印度主要政党领袖。

一切程序本来按部就班,但就在英国退出计划提出两个月后,1945年11月,英印殖民政府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以犯下战争罪的名义,审判鲍斯所建立和领导的印度国民军。而且审判地点,偏偏选在了德里红堡。


红堡是莫卧儿王朝皇宫,1857年印度爆发首次大起义,大英强力镇压,印度莫卧儿王朝就此覆灭,其末代皇帝正是在红堡接受的审判。因此,红堡一直被印度民族主义者视为屈辱的象征。


所以当满载着印度国民军战俘的列车开往红堡时,印度民众聚集在轨道两旁向他们欢呼致意,同时挥舞着鲍斯的照片。这些原本供日本法西斯驱使、亲手屠杀过印度战俘的刽子手,也就一下子成了虽败犹荣的民族英雄。

国大党敏锐地捕捉到了这股情绪,迅速组织律师为他们辩护,包括尼赫鲁也加入到辩护队伍。

而审判还未正式开始,印度各地就迅速爆发了反英大游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退出印度运动”。鲍斯组建的政党前进集团旧部、左翼学生、国大党中激进派,联合起来,拉起巨大的横幅,不断地发表演说,冲撞警察,大量私家车和警车被烧毁,德里市政厅遭焚毁,警察朝纵火者开枪,导致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抗议行动的冲击波,最终影响了印度的本土军官。印度空军表示,“百分之百”支持印度国民军,而孟买和卡拉奇的印度海军,更是爆发了兵变,英印殖民当局不得不派遣皇家海军前去镇压。但紧接着,新一轮打砸抢爆发,在孟买,抗议民众捣毁商铺、警察亭和路灯,导致200多名平民死亡。


眼见局势走向失控,惊慌失措的总督韦维尔,宣布终止审判。但英印殖民政府最后一点威信,已混乱而残酷的暴乱中丧失殆尽。当时印度境内还有4万英国军队,一个个渴望回到英国,没有任何意愿跟二战时遣散的250万印度士兵作战。

当时英国工党尽管已经同意逐步退出,但时间表并不确定,另外一群“丘吉尔分子”还扭扭捏捏不肯走。但英国人对印度国民军的审判,激发了印度人武装反殖的怒火,也为英国人的退出加上了最后一道保险。

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法官,曾经问过英国首相艾德礼,为什么英国在二战胜利后如此匆忙地离开印度?他回答,“鲍斯的幽灵犹在”。当被问及甘地在印度独立过程中起了多大作用,他回答,“最小”。

1946年大暴乱

1946年8月16日起之后三天,加尔各答爆发了史上最血腥的宗教仇杀,5000人因此丧生,1.5万人受伤,10万人无家可归。英军出动4个兵营,花费数天,才清理干净残缺不全的尸体。

这次宗教仇杀,不分年龄、性别和教育背景的无差别杀戮。一伙印度教暴徒抓住一名14岁穆斯林男孩,脱光他的衣服,就为看看他是否接受割礼,再把他丢进水塘,拿几根竹竿反复将他打压在水面以下,直至溺亡。一个孟加拉工程师手持劳力士表计时,看看男孩能撑多久,而该工程师曾在英国接受大学教育。


暴乱发生后,印度总督韦维尔,特意去了一趟满目疮痍的加尔各答。回到德里后,他立即敦促尼赫鲁、甘地与穆斯林联盟合作,莫再相互伤害下去。他回忆,甘地以握着拳头砰砰捶打桌面回应他,然后说出了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既然无法避免血流成河,那么,就给印度来一场血浴吧。”

韦维尔很吃惊,原来嘴里天天喊着“非暴力”的一代圣雄,就是这样对待同胞生命的。他走后,甘地还给他补了一封短信,信中把暴虐事件全部归咎于英方,并敦促英国人尽快离开印度,否则,“这样的悲剧会不断重演”。

话说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确定退出印度后,很快跟各方整了一个印度退出后的权力分配方案,将印度分成两个部分:建立中央联邦政府,各个土邦、英属印度内部各省、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团体,均拥有高度自治区,中央联邦政府只负责外交、国防和全国性交通,当然,各省、各个土邦不能脱离联邦政府。

这个方案,至少截至1946年6月之前,没有人表示反对。突然出现变故,是这年7月10日,尼赫鲁突然发表声明,说国大党没有接受任何方案。而发现国大党反悔后,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坐不住了,鼓励穆斯林通过罢工、游行方式谋求独立。这才触发两大教徒的大屠杀悲剧。

悲剧爆发后,很多人就像甘地一样,把所有责任都推给了英国。英国人殖民印度的过程中,过去确实曾通过频繁挑起民族矛盾来巩固统治。但说实话,二战结束后,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的确没有意愿分裂印度,反而认为完整和平的印度更有利于大英。

1946年9月,英国人试图弥合印度国内爆发的宗教矛盾,邀请尼赫鲁担任过渡政府的副总统,同时也让真纳加了政府管理层。但一切都太晚了,因为种族仇杀的种子已经播撒出去。所以继加尔各答爆发宗教仇杀后,孟加拉东南部吉大港的诺阿卡利县,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屠杀。

这场大屠杀,始于10月10日。穆斯林教徒,冲进印度教徒村庄,像宰杀牛羊一样屠杀男人,对待女人,则先奸后杀,再把尸体丢进水井。


大屠杀爆发5天后,甘地才得知消息,然后又发表了一番暴论:“没有哪个人的生命能永恒,不论自然死亡还是死于行刺者匕首之下,人们都应面带微笑,欣然赴死。”两个星期后,他抵达当地,看见了烧焦的尸体、墙壁上的斑斑血迹,跟活下来的印度教徒说,“你们应为自己的逃跑感到羞耻”。

甘地曾经笃信,淳朴的印度乡村,不可能爆发屠杀。可事实狠狠打了他的脸。据一位陪同的翻译回忆,甘地看着断壁残垣,自言自语道:“怎么办?我该怎么办?”那一刻,他似乎也开始怀疑,毕生所追求的“非暴力”,是否真能自洽?

此后一个多月,他在当地找了一间简陋的农舍住了下来,每天天不亮,就拄着拐杖挨家挨户拜访村民,苦口婆心跟他们讲种族、宗教和解的大道理,据说他口中一直吟诵着泰戈尔的诗歌《踽踽独行》:“假如众人对你的呼唤无动于衷,那您就独自前行……”


不过此时的印度人,似乎并不太在意这位七旬老者的唠叨了,就在他走街串巷之际,暴力并未停歇半刻,两大宗教教徒,你杀我一族,我灭你一家,谁的话都不好使。

印巴分治

暴力在印度大陆蔓延,韦维尔作为一名倔强的老军人,已无能应对,于是,我们熟悉的末代总督蒙巴顿将军上场了,用一套“分治方案”,为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撒上了最后一把土。

蒙巴顿,是“欧洲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曾外孙,二战时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1947年3月22日,他携妻子埃德温娜,抵达新德里。


一开始,蒙巴顿并没有想要分拆印度,只想遵循1946年的老方案,发愿“要想方设法避免分裂”,只是和印度各类精英聊一圈下来后,发现自己啥也不是。


这其中,领导穆斯林联盟的真纳最强硬,威胁说“穆斯林将用鲜血争取独立”。蒙巴顿跟他根本聊不下去,在日记里写道:“此人是个偏执狂。”

前文有提到,真纳原是国大党党员,其领导的穆斯林联盟,仅比国大党晚成立11年。1940年,他首次提出《巴基斯坦决议》,主张建独立的穆斯林国家。

直接原因,是1937年印度省立法会选举,国大党获得了压倒性优势后,排挤仅获得4.8%的选票的穆斯林联盟,提出了“印度是印度教徒的印度”的口号,就连开会也强行使用印地语,还将带有侮辱穆斯林歌词的歌曲作为国歌。

这种愚蠢的歧视性做法,激怒了穆斯林,让他们全都团结到了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旗下。恰好这时,二战爆发了,甘地和尼赫鲁推动“退出印度”运动,大量国大党成员遭逮捕,还有不少人主动退出公职。穆斯林联盟乘机取而代之,而英印殖民当局也乐于扶持,打击国大党。

二战结束后,印度总督韦维尔与尼赫鲁讨论组建临时政府,韦维尔建议,至少留两个职位给穆斯林联盟。但尼赫鲁回答:“一个也不留。”后来爆发宗教大屠杀,韦维尔要求尼赫鲁、甘地发一个为了“种族和谐”的声明,两人死活不愿意。后来各方终于答应组建临时政府,可国大党抓住所有重要部长职位不放。

另外,1940年,甘地为了迫使英国退出印度,尽量争取更多的同胞支持,实际也早就承诺过,将来穆斯林有“在印度联合家庭中分离的权利”。1944年,甘地和当时的国大党主席拉贾戈帕拉恰里,再次确认西北、东北穆斯林有权独立,史称“拉贾吉-甘地方案”。换言之,甘地早就不反对穆斯林分裂出去了。


倒是蒙巴顿,不愿意看见印度分裂,分治方案公布前一天,还苦劝各方接受统一方案,但没什么卵用。结果就是,1947年6月3日,将印度分裂成印度、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印度独立法案》,即著名的“蒙巴顿方案”公布了。以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区域组成巴基斯坦,其余组成印度联邦。


分治方案公布后, 一场人造的大悲剧,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当时印度的穆斯林,主要聚居于旁遮普省、信德省和西北边省(均属今巴基斯坦),还有东孟加拉省(今孟加拉国),以及克什米尔土邦、阿萨姆省。那时候,印度总人口为3.9亿,穆斯林约9400万,约占总人口的24%。


但穆斯林人口分布,也只是相对集中,实际上即使分治后,仍有3500万穆斯林(占人口9%)留在印度境内。而在分治期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为了找到“自己的国家”,不得不相互迁移、折腾,比如,至少有80万穆斯林从印度移民至东巴,约有100万印度教徒从东巴迁往印度,而旁遮普和孟加拉邦被劈成了两半。


分治,让同属一个灌溉区的村庄分成两个国家,还人为地造出许多“飞地”,即划入巴国境内的印度小村庄,以及划入印度境内的巴国小村庄,“飞地”中的村民走趟亲戚、浇个菜,都得办理出国签证。

另外,分治后的巴基斯坦,东西巴相隔1600公里,并不接壤,这就为东巴再次分裂埋下伏笔。实际上,巴基斯坦(Pakistan)本就是个生造词,第一个字母P,代表旁遮普;第二个字母A,代表阿富汗即普什图族人;第三个字母K,代表克什米尔,Stan代表信德、俾路支,唯独东巴,不在名字之内。

整个分治过程,总计1200万人流离失所,约100万人死亡。而宗教仇恨,没有因为分治减弱,相反,愈发深植到社会肌理,再也无法消弭。无数家庭、村庄、族群,因此破碎、陷入冲突。

分治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时印度境内562个土邦要如何处理?根据分治方案,土邦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其中克什米尔土邦,穆斯林人口占77%,按理加入巴基斯坦比较合适,但土邦王公却亲印度,结果导致印巴领土战争,即延续至今未果的克什米尔问题”。


其实英国殖民印度,从未完全征服过整个印度大陆,境内的土邦,即割据土皇帝,保留着高度的自治权。所以英印帝国,其实一直由两部分组成——英属印度和王公印度。英国人对两者的统治方式不一样,前者是直接统治,后者是间接统治。


不过相对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土邦一直比较亲英因为大英承认土邦王公们的自治权,为他们提供军事保护。1857年大起义,以及后来历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土邦王公都是英国的“马前卒”。二战期间,土邦人均战争开支,远超英属印度人均开支,还买了1.8亿卢比战争债券,以支持大英。

但是,分治方案推出后,英国人做了甩手掌柜,任由土邦们自生自灭。1947年独立后,印度并未马上成立共和国,而是用了三年时间去剿灭境内的土邦。像印度最大的土邦海得拉巴,不想加入印度,也不愿加入巴基斯坦,就想要独立,结果遭印军进攻,死了4万多人。

印巴分治毫无疑问是个历史悲剧,英国人有责任,真纳有责任,尼赫鲁、甘地也有责任。正如伏尔泰所言,“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尾声

1948年1月30日下午5点,新德里,博拉公馆。瘦弱的甘地,像往常一样,参加公开晚祷。一个身着绿色套头衫的男子,突然冲上前头,朝他连开了四枪。甘地当场毙命,倒地之前,嘴里默念,“哦,罗摩”。


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极端右翼组织“民族卫队”的领袖,早年曾积极参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为此还坐过牢,就如当年的尼赫鲁、鲍斯一样迷信甘地。但随着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矛盾升级,他越来越难以忍受甘地和稀泥的做法。


一辈子为“非暴力”癫狂的甘地,悖谬地死于狂热粉丝的暴力之下。

真纳,听闻甘地遇刺身亡,没有表现出兴奋,也没有悲伤,只是淡淡地说,“他是印度社会造就的伟人之一”,再无多言。大约8个月后,他因为罹患癌症与世长辞,去世时,身体状如骷髅,体重仅31公斤左右。

与真纳平静的心态相反,许多过去一直与甘地站同一阵营的国大党人,听闻甘地遇刺后,反而长舒一口气,因为他们早就相信,甘地活着比他死了,更容易引发暴力。持有这种想法的人,有一个叫萨拉特·鲍斯,正是1945年神秘死亡、一直主张暴力革命的鲍斯的哥哥。

鲍斯死后,萨拉特继承弟弟的遗志,留在国大党,认为印度民族主义最大的绊脚石正是甘地。他曾说:“只有在牺牲和痛苦的土壤上,我们才能建立自己的国家。”而蒙巴顿对他的评价是:“鲍斯固然危险,但萨拉特才是真正的毒蛇。”

甘地去世当天,尼赫鲁原本当天晚祷后要去探望。当噩耗传来,他肝肠寸断,哭得两眼红肿,并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光明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活”。

过去很多年里,甘尼两人形如一对“政治父子”。早年,尼赫鲁将甘地视为偶像,恨不得将其画像贴在床头,尽管后来他已不太认同甘地的政治观点,但对其强大的精神号召力敬畏有加。多年来,如果不是甘地佛系地超然于权力之上,他恐怕也没机会成为开国总理。

尼赫鲁执政后,政治上实施西方议会制,经济上搞苏式计划经济,外交上则奉行不结盟政策。他在位多年,一直到1964年病逝,死亡前两年,一改“非暴力”形象,傲慢地挑衅东大,结果被揍得鼻青脸肿。教员说,他想了十天十夜也想不通尼赫鲁为何要打我们?

在尼赫鲁手里,印度发展并不好,他所建立的杂交政体,没有发挥出西方和苏联各自的优势,反而结合了它们的缺点。他在位期间,印度年均增速只有3.5%,经济学家为此发明了一个讽刺性名词,“尼赫鲁增长”。右翼的印度人民党,更是控诉他主张的计划经济模式,导致印度“失去了40年”。

但政绩不佳,并未影响尼赫鲁家族的声望。相反,国大党基本成了“尼赫鲁家族王朝”尼赫鲁死后,他的女儿英迪拉、孙子拉吉夫·甘地相继当选国大党主席、总理,但不幸的是,均遇刺身亡。如今,国大党依然掌握在尼赫鲁的孙媳妇索尼娅·甘地,以及曾孙拉胡尔·甘地手里。


1991年,印度人终于抛弃尼赫鲁的计划经济主张,推动经济自由化改革,GDP增速从1991年的‌1.1%一下‌跃升至1995年的‌7.6%‌。几乎与此同时,一个足以挑战国大党地位的右翼大党迅速崛起,于1996年首次赢得印度总理,这就是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

2014年,莫迪登台,将印度经济和国际地位推上新的台阶后,尼赫鲁家族,更成了世人嘲弄的对象。如今拉胡尔·甘地出来演讲,观众们会挑衅地问他:“你能解释下,尼赫鲁家族成员当政时,为何印度发展那么慢吗?”

2024年,莫迪成了继尼赫鲁之后首位连任三届总理的政客,大有开创新的印度政治王朝的架势。而要开创新的王朝,势必要削弱乃至铲除尼赫鲁、甘地开创的以“非暴力”为标签的旧王朝。而这或许也就是为什么,莫迪大张旗鼓地为主张暴力的鲍斯、帕特尔塑像、正名。


不过颇为讽刺的,是倒查草根出身的莫迪履历后就会发现,他原来也是极右翼组织“民族卫队”的成员。而当年,正是该组织的成员戈德森,将圣雄甘地射杀致死。所以如果说甘地是“印度国父”,那莫迪又是什么呢?

更为讽刺的,是“民族卫队”当年因为刺杀事件本已被国大党取缔,后因为帮助尼赫鲁化解了一场政变,由尼赫鲁亲手“复活”。所以当年甘地遇刺身亡后,哭得两眼红肿的尼赫鲁,其隐秘的潜意识里,又压抑着多少俄狄浦斯情结呢?

而无论如何,一个长期被压抑的向往“暴力”和“肌肉”的印度,正被一名右翼的新王,自隐秘的魔盒之中召唤出来。

作者:左页

部分参考资料:

Chiang Kai-shek,March 2,1942,LIFE

Muslim-Hindu Riots of 1946: Photos of the Gruesome Aftermath,TIME

Netaji: His Life and Work,1948,Shri Ram Sharma

THE INDIAN STRUGGLE,1948,Subhas Chandra Bose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与印度独立运动研究,邹镇城,赣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退出印度前夕的英国殖民者与印度王公的消失,李加洞,安徽史学

蒋介石与尼赫鲁,扬天石,中国文化

印巴分治原因探析,谌焕义,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政治传奇,南方人物周刊

尼赫鲁自传,尼赫鲁,世界知识出版社

甘地与丘吉尔,阿瑟·赫尔曼,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英伦之豹:蒙巴顿, 吕德宏、赵建中, 世界知识出版社

ad1 webp
ad2 webp
ad1 webp
ad2 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