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原平方教授
2025年1月21日，浙大教授、青年长江学者刘永锋在西安出差会议现场突发脑溢血，并于3月5日离世，终年48岁。
刘永锋，男，汉族，1977年10月出生，1999年于浙江大学材料系获学士学位，时年22岁；2005年于浙江大学材料系获博士学位，时年28岁；后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30岁时于2007年起进入浙江大学材料系任教。先后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入选教育部人才项目青年项目、国家“特支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等人才计划，可谓荣誉等身，也因此升任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材料研究所所长。
不过，荣誉等身的同时则是劳累加身。刘永锋进入浙大的2007年正是中国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即"非升即走"制度从试点走向制度化时期。所谓“非升即走”制，即所在高校要求入职教师在3到6年内完成初聘期考核后才能签订为期10年的长聘合同，享受稳定学术环境。而在初聘期内，无法完成一定数量高级别的论文发表、一定数量的高级别科研课题和一定数量的成果转化，甚至没有完成一定数量的教学工作，也不能完成从讲师到副教授、从副教授到教授的身份转变。应该说，这种量化考核的制度初衷是为了激发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但一刀切的僵化量化考核也让高校学者疲于奔命，陷入忙课题、忙论文、忙备课的忙乱状态，眼花缭乱的各种奖励、帽子和荣誉更是让学者们停不下来。
根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数据，68%的科研人员周末仍需处理科研事务；2023年浙大某实验室调研显示，42%的教师周均加班超3天。教育部2022年的调研则显示，高校教师日均工作10.5小时，其中科研岗教师日均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的比例达35%。同年的《Nature》调查也显示，全球高校科研人员中，中国学者日均工作时长比欧美同行多3.2小时。与此相对应的是，根据2021年《中国高校教师健康蓝皮书》数据，某985高校教师的基础疾病如高血压患病率从2010年的28%升至2022年的37%；颈椎腰椎疾病发病率是普通白领的2.3倍，62%常感疲劳，科研岗位的教师职业倦怠高达51%。总体来看，自高校“非升即走”制度施行常态化以来，高校科研人员健康状况呈现出"工作强度递增化、慢性病年轻化、心理问题凸显化"趋势。这也与刘永锋教授妻子的描述不尽相符：“从2007年他（刘永锋）入职浙江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开始，这样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已经持续了整整18年”。
记得2023年秋，"浙江大学某学院教授在办公室突发疾病离世"的消息也曾在学术界引发震动。据说，也是位不到年50岁的博导，也长期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生前一周仍在指导学生论文、参与学术会议。学界中青年教师的生命悲剧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高校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的健康危机，更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教育命题：当知识生产陷入"透支模式"，所谓的高等教育质量究竟该由什么来衡量？
站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第一生产力"。当某位教授在病床上还在修改学生论文时，当年轻教师在实验室通宵达旦追赶进度时，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思考：那些透支生命换来的论文数量、课题经费、学科排名，究竟为教育事业积累了多少真正的财富？健康的教师才是教育创新的永动引擎，这个朴素的真理，值得整个社会给予最深切的关注与最务实的行动。
正如浙大校长吴朝晖所言："我们要建立的是'骏马机制'——让千里马跑得更快。"而要“跑得更快”，前提是得“跑得健康”！教师的健康才是第一生产力，这或许是中国高校"非升即走"困局应该思考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