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国军事将领百人传》记载，1968年4月7日，陈长捷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在他离世前几天，他一直在反复念叨一句话：“天杀的傅作义，为什么出卖我？”
陈长捷的后半生，对傅作义的怨念贯穿始终。
据记载，他在1949年到1959年功德林监狱期间，就不止一次痛骂过傅作义：“要我死守天津，战至一兵一卒，他却贪生怕死，在北平搞和平起义，我算是把他看穿了，一个不仁不义的家伙。”
而每当这个时候，旁边的黄维总会帮腔：“你不在天津硬打，他在北平的谈判桌上就没有筹码，所以，他还是一个玩弄权术的政客。”
在历史上，傅作义对陈长捷有知遇之恩。
陈长捷1892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贫困，出生后不久他就被母亲遗弃在了村子的祠堂，幸亏其哥哥姐姐不舍，将他拾回，所以陈长捷的小名就叫“拾拾”。
成年之后的陈长捷考取了保定军校第7期，并结识了保定军校5期的学长傅作义，毕业之后，陈长捷在傅作义的推荐下进入阎锡山的晋军，从少尉见习官一直干到中将师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长捷的72师和新独4旅合并为预备第一军，陈长捷担任军人，参加平型关等战役。
1939年12月后，由于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事变）的发生，八路军和晋军的关系急转直下，双方摩擦日渐频繁。
据开国上将王新亭回忆，1940年7月，阎锡山以陈长捷部队为主力，向八路军太岳军区晋家山进犯，晋家山战役由此打响。在双方形成对峙的情况下，日军配合陈长捷部向我军进犯，最终被八路军击退。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和日军关系日益密切，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板垣征四郎为了招抚阎锡山，成立了代号为“对伯工作”的工作组。双方经漫长的谈判与交涉合作防共，于1941年9月11日签订《晋绥军日本军基本协定》。陈长捷在此期间充当先锋，所作所为一言难尽，后来他在1959年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也属于法外开恩，从轻发落。
1940年后，阎锡山与蒋介石矛盾激化，阎锡山怀疑陈长捷与中央军来往频繁，剥夺了他的军权。陈长捷感到危机，忙率一个警卫营到绥远投奔老学长傅作义（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被傅作义任命为晋陕绥边总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
1943年，陈长捷因“伊盟事件”被撤职，调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学习，1947年被老学长傅作义叫回华北，担任天津京北司令部中将总司令兼天津城防司令部司令。
陈长捷的一生，可以说是成也傅作义，败也傅作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