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GDP增长目标备受关注。
3月5日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披露了今年的GDP增速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
报告指出，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既是稳就业、防风险、惠民生的需要，也有经济增长潜力和有利条件支撑，并与中长期发展目标相衔接，突出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鲜明导向。
如何看待5%左右的增长目标？为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哪些领域的政策组合需要“超常规”突破？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政策组合拳应如何更精准地发力？
带着这些问题，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
在他看来，今年要实现5%左右的目标并不轻松，可能需要“跳一跳”才能实现，但正是因为经济运行面临一定压力，设定5%左右的目标，才能更好引导预期，增强市场信心。
设定5%左右的目标可以更好引导预期
NBD：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5%左右，如何看待这一目标？您觉得是出于哪些考虑？
王一鸣：今年是“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设定5%左右的目标，有利于完成“十四五”规划的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条件。从今年面临的内外环境看，实现5%左右的目标并不轻松，可能需要“跳一跳”才能实现，但正是因为经济运行面临一定压力，设定5%左右的目标，才能更好引导预期，增强市场信心。
事实上，实现5%的预期增长目标符合现阶段潜在增长水平。过去一个时期，受外部环境不利变化和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的影响，我国经济实际产出水平相比长期增长趋势线存在一定的产出缺口，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水平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因此，通过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改善市场预期，以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是能够弥合产出缺口的。
从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看，我国具备实现5%左右增长目标的基础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首先，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不仅为深化分工、促进竞争、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提供了广阔空间，而且形成的丰富场景，有利于创新成果市场化和迭代升级，更重要的是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随着各项政策落地实施，市场潜力释放将有效推动经济回升向好。
其次，产业体系完备齐全。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近年来制造业规模稳定在全球30%左右，形成了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和综合成本优势，正在从中低端加工制造转向高端制造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参与方，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将迎来重大战略机遇，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再次，人力资本条件和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我国已形成世界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人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持久动力。我国全球创新指数2024年排名升至第11位，是过去10年创新力提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有利于推动我国新旧动能转换。
最后，深化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今后一个时期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将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
NBD：当前国内需求不足等问题较为突出。为实现5%左右的增长目标，您认为哪些领域的政策组合需要“超常规”突破？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王一鸣：当前，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矛盾是国内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振。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3.5%，增速不仅低于2023年7.2%的水平，更是低于疫情前2019年8%的水平。
国内需求不足有深层次原因，比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带来的需求收缩效应。2021年房地产市场峰值时，商品房销售额高达18.2万亿元，2024年销售额仅为9.68万亿元，形成近8.6万亿元的总需求收缩。虽然近年来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增势强劲，但短期内仍难以抵补房地产调整形成的需求缺口。再如，资产负债表受损对需求造成影响。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产减损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居民消费更趋谨慎。从趋势看，资产负债表修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改善和资产价格回暖，这就决定了国内需求恢复需要一个过程。
扩大国内需求，实现预期增长目标，首先要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大于名义GDP增速，对总需求有正向拉动作用。为此，今年要提高赤字率，增加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规模，加大财政支出强度，确保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拉动。
同时要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提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有效提振和扩大消费，进而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考量。持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用，促进楼市股市健康发展，鼓励提振消费，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发展。
当然，逆周期调节着眼于解决短期问题，要形成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经济转型，从注重物的投资转向更加注重人的投资，推动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进而形成增加投资与创造高品质就业、提高人力资本和扩大消费的良性互动机制。
NBD：我们注意到，2025年绝大多数省区市将CPI目标从3%左右下调至2%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把CPI目标从3%左右下调至2%左右。对此，您怎么看？
王一鸣：近年来CPI同比增长都低于3%，2023和2024年，CPI同比增长都仅有0.2%，核心通胀更是连续三年回落。大部分省份将CPI从3%左右下调至2%左右，这是根据经济运行实际作出的合理调整，是符合预期的。同样，政府工作报告也已把全国CPI目标从3%左右下调至2%左右。适度下调CPI目标，有利于客观反映经济运行实际情况，也有利于加强这一指标的约束性，引导宏观管理部门以价格水平为目标开展政策操作，通过各项政策和改革共同作用，改善供求关系，更好推动价格水平回升至合理区间。
增强“90后”“00后”新生代群体消费活力
NBD：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排在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首位。您认为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政策组合拳应如何更精准地发力？在全国层面发放消费券和消费补贴是否有可能？哪些领域或行业有望成为消费和投资的新增长点？
王一鸣：过去一个时期，扩大内需的重点主要在投资，在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在促进和提振消费方面，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消费是最终需求，扩大国内需求要在提振消费上更加积极有为，政策重心由扩大投资转向提振消费，核心是扩大居民消费。
一是发挥提高居民收入对扩大消费的基础性作用。着力提高居民收入，从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水平入手，带动全社会最低工资和薪酬水平提高。
二是把服务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要抓手。长期以来服务消费产品供给单一，难以适应中高收入人群的多样化、差异化需求。建议放宽中高端医疗、休闲度假、养老服务等领域准入限制，增加多元化服务消费供给，推动消费扩容升级。
三是落实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研究表明，若农业转移人口按城市居民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左右。要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
四是增强年轻群体消费活力。“90后”“00后”新生代群体是消费主力军，这个群体成长于互联网时代，是催生消费创新、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的重要力量。激活新生代群体消费活力，要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立生育和育幼补贴制度，有效释放年轻群体的消费潜力。
同时要看到，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短期内扩大内需仍需发挥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带动作用，撬动更广泛的社会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民生等经济社会薄弱领域补短板，持续增加与消费结构升级相适配的投资，促进形成投资与消费互动机制。
地方政府对认定为新增长引擎领域“一哄而上”，往往会造成资源错配
NBD：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速收敛，当前我国传统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您认为哪些行业或领域有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政府应如何引导和支持这些行业的发展？
王一鸣：我国经济已步入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比如，房地产行业是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但随着市场供需深刻变化，房地产行业经历了深度调整。再如，我国重化工业大规模扩张已近尾声，传统产业发展陆续达峰并转入平台期，扩大产能的空间逐步收窄。与此同时，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但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略高于13%，这就要求我们积极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必须科学把握“立”与“破”的辩证关系，坚持先立后破。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行业分布广，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的80%左右，是我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传统产业在促进经济增长、吸纳就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扮演着重要角色，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不能忽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一定是落后产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传统产业同样可以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比如，近两年来，我国造船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仅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跃居世界第一，而且研发能力和技术水平也大幅提升，实现了造船质量和效率的同步跃升。
随着越来越多的前沿技术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应用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多技术路线探索和交叉融合，推进应用场景建设，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营造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高端要素积聚、产学研密切合作的产业业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政府谋划和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行政力量来直接配置资源。目前，各级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资源。如果对认定为新增长引擎的领域“一哄而上”，往往会造成资源错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含量高、技术迭代快、资金投入大。在这些领域出现重复建设，带来的资源浪费会更大。因此，政府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从过去依靠行政力量抓要素供给和项目建设转向培育良好创新生态、抓制度供给和服务创新。实践证明，创新生态比创新资源更重要。因为资源是可以流动的，有了良好的创新生态，创新资源就会源源不断地汇聚，创新潜力就会充分迸发。
政府的有所为主要体现在：加大科技投入，支持长周期、高风险的科学工程和研究项目；加强对企业在竞争前环节研发投入的政策支持，落实好研发投入加计扣除的政策；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渠道；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放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市场准入；加大大数据、大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经营主体的外部成本；严格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透明的商业规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良好的创投、风投等创新金融业态，充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人才供给等等。
中央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
NBD：近日，时隔6年多，中央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您认为这释放出什么信号？
王一鸣：在2月17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精辟概括并强调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让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吃下安心谋发展的“定心丸”，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央再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释放出一系列积极信号。
第一，充分肯定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现在我国民营经济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占有很重的分量，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备坚实基础。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第二，强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一以贯之坚持和落实，不能变，也不会变。
第三，增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发展信心。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手正当其时。
第四，扎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着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认真落实各项纾困政策，进一步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第五，鼓励民营企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加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为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多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