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疯子，你给我大胆地打，大炮和炮弹全都给你们6纵，万一再上太行山，这堆玩意儿留着也没用！”
这是定陶战役时，刘伯承对有着“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样的局势，让刘伯承说出了这番破釜沉舟的话呢？
1946年初，内战还没有爆发，但东北、中原等地都已经响起了枪声，特别是东北。当时东北由苏联出兵收复，同为共产主义，苏联自然亲近我党，但此时国民党却是我国名义上的执政党，东北主要城市都由国民党军接管，所以东北形势之复杂，远超其他地区，所以东北注定要成为国民党军和我军争夺的重点。
4月，四平保卫战打响，国民党军凭借从美国获得的军事援助，以及日军投降后获得的武器，对东北民主联军阵地展开了炮火覆盖，这是内战爆发前，敌我两党之间爆发的最大的战役之一。我党主持东北战事的林彪在四平坚守多日后，迫于敌军火力，主动让出了东北，撤到了松花江一带。
东北战事、中原的上党战役，都算是国民党军对我军的试探，距离上次正面交锋已经有十年之久，蒋介石并不清楚我军的战斗力，所以不敢贸然掀起全面内战。
四平战役林彪的退却，毫无疑问，让蒋介石感到兴奋，觉得我军战力远不如他们，于是仅仅两个月之后，蒋介石就撕毁了协约，掀起了全面内战，调集30万军队，对我中原军区发动了进攻。
中原军区当时只有李先念率领的6万部队，面对30万敌军，根本无法抵挡。而在中原爆发大战同时，华东、东北也都燃起了战火，近百万国民党军对我军各个根据地发起了进攻。本来我军兵力就不充裕，国民党军这样全面进攻，让我军明显有些首尾难顾了，而位于晋冀鲁豫的刘邓大军就成了解放战争开始阶段的救火队长。
晋冀鲁豫根据地当时还没有敌人进攻，但四周燃起的战火仍然让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坐立难安，特别是中原军区的战事，李先念部被30万敌军围攻，形势非常危急，如果不能及时救援，很可能就会被敌人重创，让敌军达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与此同时，华东战事也不乐观，在救援中原军区的时候，最好还要给华东方面减轻压力。所以作战计划不仅要兼顾敌我实力，还要打到敌人中原、华北两处战场的命脉上。
一封封情报汇集到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位首长的案头，让两位首长心急如焚。为了能够同时起到救援中原军区和支援华东方面的作用，最后刘邓两位首长决定，捅一捅敌军的运输命脉——陇海线。
攻打陇海线的战斗在军史上称为陇海战役，这一战结果虽然很好，但过程并不容易，敌军为了守护这条运输线，自兰考县兰考镇以东到虞城县以北，设置了纵深达到六七十公里的封锁线，搭配据点、沟墙，守备之严密，堪称钢铁壁垒。
打这样的战斗，首先要攻破各个据点，破坏封锁线，然后才能对铁路发起进攻，不然很容易被敌人从侧面攻击，当初的百团大战就是这么打的。但如果这么打，就需要进行很多前期工作，不然很难保证各部队能够及时运动到战斗区域，并在同一时期发动进攻，而陇海战役缺的恰恰就是时间，李先念部危在旦夕，紧急的军情根本不容刘伯承慢慢布置。
经过一系列研究，刘伯承决定不考虑侧翼，大胆进攻，这次面对的不是凶残的日军，而是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守备部队大多都是由伪军改编过来的，战斗意志薄弱，对我军侧击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更重要的是，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犹豫和布置兵力。
8月5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小股部队开始对兰考县发起佯攻，以调动敌人兵力，对一些重要据点，我军地方部队也进行了监视。而主力则分左右两路，向作战区域隐秘开进。8月10夜，陇海战役正式打响，按照战前部署，各部队不管据点，全力向陇海铁路猛攻，仅用时两天就破袭了150公里的铁路，圆满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作战目标。
陇海线被袭，物资运输陷入了停滞，直接影响到了中原和华北两大战场，蒋介石更是又惊又怒。
只是刘伯承没有想到，这次作战会给晋冀鲁豫军区引来30万敌军。陇海线被攻击后，蒋介石首次对这个四省交界地重视了起来，连忙从进攻李先念的中原军区中抽调了三个整编师，紧急开往开封。
蒋介石一行动，我党中央也立马做出了反应，命令刘邓占领豫东，让这三个师留在新黄河。8月14日，刘伯承下达了陇海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全军南下夺取各个县城。
如果不是战局需要，刘伯承决计是不会下达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的，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赶往陇海线期间，走了足足半个月，而8月正值雨季，大军一路上不是顶着暴雨，就是冒着烈日行军，到打完破袭陇海线一战，全军已经非常疲惫了。
虽然说国民党的守备军大多都战斗意志薄弱，但终究是以逸待劳，而且其中也难免有能打的部队，所以这第二阶段的战斗必然不会多么顺利。只是刘伯承也没想到，这个不顺利会是那么的不顺利。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攻打民权县的战斗，民权县守敌只有敌军一个营，攻打民权县的是我军一纵第九旅。以一个旅打一个营，本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情，结果九旅攻击了多次，都没有能够打入城内。
而随着民权县久攻不下，敌军的援军也由商丘赶来，无奈，一纵主力只能集结全力打援，让九旅能够全力攻城。这一战，给一纵造成的损失非常大，虽然最后拿下了民权县，但九旅团营以上干部直接牺牲了五人之多，部队损失也很大，就连九旅的政委都负伤了。
一纵攻击不顺，其他部队也不是很顺利，8月22日，刘伯承眼看仗越打越难打，而且战役目的早已达到，于是果断下达了撤出陇海线的命令。
陇海战役给蒋介石的震动非常大，特别是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部队进入鲁西南的动作，更让蒋介石坐立不安，鲁西南连接苏北苏中，而苏北苏中又悬在南京头上，不能占领苏北苏中以及鲁西南，南京头上就永远悬着一把刀。
为了遏制战争走向不可控的局面，蒋介石从进攻中原、华东的部队中分别抽调集结了14各整编师，共计32个旅，30余万人，兵锋两路，夹击鲁西南。
解了中原、华东的困，晋冀鲁豫军区却陷入了危机，刚进行完陇海战役，战士们身体早已疲惫，弹药也没有来得及补充，这个时候迎战三十万装备精良的精锐之师，对刘伯承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挑战。
两路敌军，一由徐州西进，即华东之敌，一郑州东进，即中原之敌，从兵力及兵员组成综合来看，郑州东进之敌是弱于徐州西进之敌的，只有一个整编第三师是敌中央军嫡系，但在与李先念部作战过程中，损耗不小，所以要破敌军夹击，先打东进之敌是最好的选择。
国民党军作战，往往都喜欢看队友，只要能够断其一指，就能够对其他部队形成震慑，让其不敢进军。但面对30万敌军，要断其一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打普通部队达不到效果，只有打敌军精锐才行，从形式上看，敌整编第三师就是最好的对象。
但要打整编第三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防备部队陷入拉锯战，又要防备其余敌军赶来救援，这对战机把握的要求特别高。
刘伯承作战，不仅注重研究战局形势，更注重研究敌军战将，经过查看情报，刘伯承发现，敌整编第三师名义上是孙震指挥，但川军出身的孙震对第三师的掌控力非常有限，一些中央军将领根本不怎么遵从孙震的命令，第三师师长赵锡田更是顾祝同的外甥，平时根本不拿孙震当回事，为人更是狂妄自大，更不将我军放在眼里。
刘伯承不像粟裕，净打神仙仗，刘帅很多看似大胆的决定，其实都是经过深思熟虑过的。三十万敌军看似强大，但在刘伯承看来，并不是没有弱点，东进敌军最强大的整编第三师就是这三十万敌军最大的弱点，只要找到战机，将这支敌军歼灭，三十万敌军也就不攻自破了。
刘伯承将战场选定在了定陶以西、菏泽以南的区域，以军区三纵、七纵为南集团，二纵、六纵为北集团，从南北两面向敌军发起进攻，其余部队阻击、监视其他敌军。
在刘伯承布置下作战计划的同时，敌军也做出了“配合”，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更是给刘伯承打了一波“助攻”。
由于我军战略性的放弃了外围一些区域，使得敌整编第三师攻击未遇到多少抵抗，就打进了我军根据地腹地，不仅骄狂了赵锡田之心，更让敌第三师有了孤军之势。
8月31日，刘峙出于谨慎，询问赵锡田是否需要空中支援，没想到赵锡田直接明码回应，称不需要任何支援，很快就会将我军赶入太行山。
刘峙军事能力本来就很一般，之所以能够当上绥靖公署主任，完全是蒋介石看在他忠心的份儿上。所以得到赵锡田的回复后，不仅没有勒令赵锡田谨慎行军，还将整编第三师侧翼的整编47师调开，让其进攻定陶，使得整编第三师打到菏泽时，两军相距达到了20多公里，完美地给我军打了一波“助攻”。
根据战场形势，刘伯承将预设战场西移，于9月3日，成功将敌整编第三师包围在了大小杨湖地区。而直至当晚11时，我军发动进攻之际，赵锡田一直都没有发觉自己被埋伏了。
这场战役，虽然整体兵力上敌多我少，但在刘伯承的布置下，在大小杨湖战场上，却达成了敌少我多的局面，我军兵力达到了敌军的四倍。
可是这一仗打得并不轻松，除了刚开始的袭击造成了敌军的慌乱外，之后就陷入了焦灼，敌第三师真正打出了嫡系中央军的战斗力，我军南北两个集团，四个纵队打了两天时间，不仅只歼灭了敌军三个营的兵力，自身伤亡更是不小。
而且随着战斗的进行，敌军的工事也逐渐完善，歼灭战即将要打成攻坚战，敌军援军也越来越近，到9月5日，距离大小杨湖最近的敌援军只差5公里就能赶到战场，情况危急，如果不能及时撕开一个口子，这场战役的胜负将很难预料。
9月5日夜，刘伯承和参谋长李达亲自赶到六纵前指作战时，召开各纵队指挥员会议，商讨接下来的战斗该如何进行。
这个时候，对于晋冀鲁豫军区来说，敌人的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如果不能尽快取得胜利，晋冀鲁豫军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及时撤离，上太行山，要么就是被敌军援军堵住退路，乃至全军覆没。
作为身经百战的指挥员，刘伯承深知破局的关键，那就是敌第三师主力五十九团，打掉这个五十九团，敌人防线就出现了缺口，全歼敌军将不是什么难事。可是知道关键，和真正破局并不是一回事，两天的战斗，全军伤亡不小，士气也很受影响，哪怕是纵队司令，也不敢说绝对能够打掉这个五十九团。
会议室一阵沉默，刘伯承看着沉默的各纵队司令员，并没有说什么，也理解他们，不是他们不敢打，只是害怕不能及时打掉敌五十九团，影响全局。
其实，谁打这个五十九团，刘伯承心里已经有了人选，只是这样重要的战役，他不能轻易点将，所以他只是来到了六纵，在六纵召开了会议。
六纵指挥员是有着“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15岁参加红军，战斗经验丰富，作战以勇猛著称，堪称晋冀鲁豫军区的一头猛虎，曾在抗日战争中袭击一个日军“战地学习班”，击毙一名少将、六名大佐，大佐以下数人，是刘伯承非常看重的一名将领。
在一片沉默中，王近山一巴掌拍在桌子上，然后站起来吼道：“我来”。
“我们六纵坚决打，我和老杜（杜义德，六纵政委）商量了，六纵打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他当旅政委，打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他当团政委，即使打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他当指导员，即使全纵队打光了，也决不放弃。”
作为将领，如果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永远也成不了大才，六纵王近山请缨，刘伯承也拿出了全部家底，对王近山鼓励道：“王疯子，你给我大胆地打。”随后更是将全军区的火炮和炮弹都交给了王近山。
将是兵的胆，将不畏死，兵不怯战，邓政委多年后回想起这一战，还十分感慨，说道：“那不是疯，那是革命英雄主义。”
开完会议，刘伯承并没有离开六纵，他和六纵政委杜义德一起见证了六纵的这次血战。9月5日夜晚11点，六纵动用三个旅向敌五十九团发起了进攻，在血肉横飞的战场上，没有奇谋，没有巧计，只有铁与血的交锋。
面对敌军的坦克、火炮，以及机枪组成的火力网，六纵的战士们没有人退缩，前赴后继地向着敌军阵地冲锋，王近山等旅、团级指挥员全部靠前指挥，本因坐镇后方的纵队司令王近山更是抵近距离前线只有300米的18旅指挥部，指挥着战士们进攻。
在数个小时的不懈进攻下，敌五十九团终于出现了松懈，六纵战士终于在6日凌晨，冲进了敌军阵地，与敌军展开了肉搏，随着敌军防线的缺口越来越大，大杨湖不足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处可见与敌人厮杀的我军战士。
敌人的顽强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但论顽强，我军战士比他们更强，随着王近山派出预备队，随着负责主攻的六纵54团仅剩的100多人加入战场，随着炊事员、饲养员、文书干部加入战斗，敌人终究是被我军打崩了。
兵败如山倒，随着59团团长吴耀东被俘，59团崩溃，其所属的20旅也被我军打崩了，整编第三师的阵地口子已开，胜利就在眼前。
在最后关头，敌师长赵锡田还打算在飞机的配合下，带第三旅突围，但刘伯承怎么可能让其逃走，布置了大半个月，兵力达到了敌人的四倍，一切的布置只有一个目的，全歼整编第三师。最后，赵锡田被我军战士在卡车下面抓获，敌中央军嫡系整编第三师全军覆没。
整编第三师的灭亡，给敌两路大军都造成了威慑，特别是东进之敌，本来还猛烈进攻我军阻击部队的敌军，不约而同地停止了进攻，并开始调头逃跑，而刘邓两位首长在打完整编第三师后，命令部队继续进攻，又歼灭了敌军两个旅，外加一个团，这下，是真正吓住了敌军，蒋介石30万大军左右夹击刘邓的战略正式破产。
定陶战役是非常典型的以弱胜强的战役，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场战略性战役，这一战我军歼敌1.7万余人，俘虏1.2万余人，歼敌、俘敌总数不到三万，仅为全部进攻敌军的十分之一，但却成功让敌30万大军的作战计划破产，不管是从作战目标的选择，还是具体的战斗规划，都非常值得研究。
首先是战斗目标的选择，敌军东强西弱，刘伯承避强击弱，然后又打中央军嫡系，在弱中选强，选择了东进之敌中最强的整编第三师，这个目标选择就超出了古往今来很多军事家。
而在战斗规划中，除开敌军刘峙、赵锡田自己犯的错，刘伯承也做了比较完全的规划。首先是伏击，东进之敌由郑州而来，郑州地区是平原，刘伯承选择诱敌深入，在丘陵众多的定陶地区伏击，而在伏击过程中，调动四个纵队，造成了局部地区敌少我多的兵力形势，前期布置已经堪称完美了，而这一战法，也称为转战，粟裕在苏中、鲁南等地，就曾用转战之法，通过部队的不断运动，在局部地区形成敌少我多的局面，获取战斗的胜利。
当然，再好的计划，也需要人去执行，在定陶战役中，我军也一度陷入险境，但比起敌军，我军更顽强，更英勇，这也是定陶战役获胜不可缺少的条件。
定陶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军区成功遏制了敌军的进攻势头，但敌强我弱的局面并没有彻底改变，之后刘邓两位首长继续率领部队打了几个胜仗，却始终无法改变整体局势，于是在9个月之后，选择牺牲自己，千里跃进大别山，改变敌我攻守形势，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时，人数足有12万，而等到1948年离开大别山时，全军只剩下58000余人，牺牲了一半还多，是解放战争中，唯一一支越打越少的野战军部队，但刘邓大军做出的贡献，是丝毫不逊色于其他野战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