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已跌入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仅相当于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由于城镇化率不断提高、育龄妇女数量下降、年轻一代生育意愿低迷等原因，未来中国的出生人口和生育率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长期低生育率不但加重社会养老负担，而且对经济发展和创新力带来严重负面影响。为了提高生育率，中国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生育支持政策，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
要提高生育率，就需要建设生育友好社会。由于女性是生育的主体，所以，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必须也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为此，本文提出建设生育友好和女性友好社会的几点建议。
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中国15岁以上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6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比较高，当今中国很多夫妻都是双职工。如果不能找到托儿所，双职工父母只有两个选项：一是长时间雇佣保姆，二是由老人来帮助看护。但现在很多老人正面临延迟退休的形势，也不太愿意带孩子尤其是二孩三孩，而且保姆也越来越贵。所以剩下的选择只能是其中一人暂时中断工作。通常情况下，做出牺牲的往往是孩子的母亲，这对妇女的职业生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大量年轻人不敢生育二孩三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看护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成本高昂，这特别体现在孩子入托、入幼、入学的困难上。尤其是未满三岁孩子的托儿服务严重缺乏。许多发达国家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都超过50%，而国家卫健委202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3岁以下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5.5%。我们建议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大幅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
提供男女平等的育产假
本文所说的“育产假”，包括女性产假、男性陪产假和父母育儿假。目前我国的产假规定是：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可增加产假15天。各省份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并新增育儿假。
如果仅仅延长女性育产假，不可避免会导致企业不愿意招聘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为了减轻职业母亲生育小孩的后顾之忧，政府应承担产假期间的用工成本。另外，我们建议出台男女相对平等的育产假政策，这将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业和职业发展上的权益，纠正就业上性别歧视的现象。
欧洲等国的经验表明，在父母育儿假制度中融入家庭角色的性别平等观念，通过法律规定父亲的家庭责任，不但能促进男女两性职场中的机会平等和家务劳动中的责任分担，而且有利于消除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
提倡灵活办公
对于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弹性办公和在家办公，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可以在家办公。
我们提倡企业允许员工灵活地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尤其是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可以在家办公。以携程为代表的中国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积极尝试混合办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工作效率没有下降，而且还大幅度提升了员工满意度；同时，社会效应也很明显，非但减少了通勤的拥堵，并有利于环境保护、家庭和谐和缓解高房价。
这项措施可以让职业女性获得较大的收益。一方面，通过混合办公的模式，她们每周可以有2天在家办公，每周可以省下几个小时的通勤时间，于是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帮助她们减轻原本沉重的育儿压力。另一方面，男性员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小孩和分担家务，可以很好地缓解职业女性的焦虑，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和冲突，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适当缩短工作时长
目前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生育率低于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东亚国家的工作时间较长。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最新数据，部分国家就业者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分别为：中国46.1小时，印度46.7小时，巴基斯坦46.9小时，越南41.6小时，印度尼西亚40.0小时，菲律宾40.6小时，马来西亚44.7小时，新加坡42.6小时，泰国42.3小时， 日本36.6小时，韩国38.6小时，英国35.9小时，法国35.9小时，德国34.2小时，美国38小时，加拿大32.1小时，阿联酋50.9小时，巴西39.0小时，墨西哥43.7小时，俄罗斯39.2小时，土耳其43.9小时，肯尼亚45.6小时。
从这些数据来看，发达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要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而中国平均工作时间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仅低于南亚和部分中东国家。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用更少的劳动付出，获取更大的经济产出。在给定闲暇/收入偏好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平均工作时间理应不断下降。这点从世界各国平均工作的横向比较和纵向变化就能得到印证。一方面，越发达的国家平均工作时间越短，南亚以及雇佣大量外劳的中东国家平均工作时间最长，而欧美国家平均工作时间最短。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都在下降。例如，日本总务省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2022年人均每周工作时间较2013年缩短6.8%。
虽然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增加，人均GDP一直在上升，但平均工作时间却在节节走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9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而2023年上升到48.9小时，远高于国务院规定的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也超过劳动法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规定。
目前国内不少企业“加班文化”盛行，“996”成为一些公司的常态，既加重了职工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也压抑了生育意愿。我们建议在普遍落实《劳动法》规定的“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基础上，有条件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可适当缩短工作时间（例如实行四天半工作制），让员工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既有利于缓解母职惩罚，也有利于提升育龄家庭的生育意愿。
长远来说，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会进一步提升，人们根本不需要工作这么长时间，因此可以把工作时间进一步缩短，从每周五天工作制缩短到四天制。技术进步对应的是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来获取更大的效用满足。如果人工智能能够取代人类的许多工作，那么，人类就可以适当减少工作时间，从而有更多的时间生育和养育孩子。
发放母亲津贴或育儿津贴
由于女性生育孩子后，会出现收入下降（即所谓的“母职惩罚”），而生育和养育孩子对于国家和社会都是一种正面效应。我们建议国家财政通过发放母亲津贴（或育儿津贴）来补偿母职惩罚。由于不同地区和人群之间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我们建议个人所得税减免和现金补贴的方式并重，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由于收入较低者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减免税收不适用于低收入家庭，对于这些家庭，可直接发放现金补贴。
对于母亲津贴的具体方案，我们建议按照孩子数量发放，比如每月给每个一孩发放1000元，给每个二孩发放2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给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发放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
教育改革，缩短学制
现在企业招聘越来越多的硕士生，导致考研的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需要从青春期开始接连面对中考、高考和考研三项压力山大的考试，而每项考试都造成了巨大的时间浪费。这些考试过去存在的理由，是因为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供不应求，而现在，高中甚至大学的教育资源在整体上都已经过剩。我们应该普及高中和大学本科教育，同时可以取消中考和淡化高考，把大学生毕业考（类似考研）作为筛选优秀人才的主要依据。这样就可以把中学阶段的复习中考和高考的时间节省下来。在中国学生现在经历的12年基础教育中，至少浪费了两年时间用于应付高考和中考，我们建议将中小学从12年缩短到10年，从而缓解教育内卷的问题。此外，教育减负应该注重给家长减负，而不能只给学生减负，同时却加重家长负担。
缩短学制对于女生尤其有好处，因为女生本来就比男生更加早成熟，完全可以提早大学毕业和工作。如果女生能够20岁大学毕业、22岁硕士毕业，提前两三年进入社会，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谈恋爱、结婚、生小孩，也能更好地平衡家庭和职业生涯发展。
结语
女性地位和独立性大幅度提高，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母亲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提升母亲地位，也有助于提升女性整体地位。从国际视野来看，提高生育率和女性地位并不矛盾，北欧国家能够实现女性地位和社会福利的同步提升，也成功避免了低生育率陷阱，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一个生育友好的社会，必须也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当社会真正做到女性友好，女性在面对生育选择时，会感受到来自社会全方位的支持，她们不用担心因生育而失去工作机会、职业发展受限，不用担心育儿的经济压力与精力负担无法承受。在这种友好环境下，生育不再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或是充满焦虑的冒险，而是女性基于自身意愿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规划所做出的积极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