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质关系最经典的表述，无疑是《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黄式三释之云：
此为修辞者发也。质胜文则野，如后儒语录之类；文胜质则史，如汉魏碑记不载事实、滥用陈言者是也。《仪礼·聘礼记》曰：“辞多则史。”注：“史谓策祝。”彼注以史指策祝者，古时文辞不繁，而史官策祝之辞，已尚文饰也。《韩非子·难言篇》云：“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以质信言则见以为鄙。”盖本诸此。
孔子此语，当然并不只是为修辞而发。笔者以为，文质关系涉及形而上学、礼学、历史、修辞、修身等多个层面。“质胜文则野”，含义清晰，古今无异辞。“文胜质则史”，是理解此语的要害，它来自对史官笔法的评价。正是因为此语超越了狭义的史官修辞，我们更可看到史官文化的深远影响。
黄式三所引《仪礼》《韩非子》两处，亦以文多为史，显然与此处用法相通，说明史官著作尚文的特点。《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其文则史”，应该是孔子之前各国史书的共同特点，但孔子和孟子都没有明确说，“史”是一种什么文风。《难言》与《聘礼记》及其郑玄注都认为是辞多浮华，朱子则说：“史掌文书，多闻习事，而诚或不足。”白寿彝从现代学术角度重新理解此说：“因为史官要参加宗教活动，他所作的媚神之词，总难免华而不实，是文胜质的。”孔子在史官文风的基础上做的调整，即“其义则丘窃取之”，正是对“文质彬彬”的进一步阐释。
孔子表面说的是作文修辞之法，但更深层的含义，却是对史官文化的继承与改造。“史”字之本义，并非今人所谓“历史”，《说文》解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王国维以为是“掌书之官”，其后，内藤湖南、陈梦家、胡厚宣、王贵民诸先生均以为，“中”有兵器、猎具之义。但在各种文献中，史官虽亦有武职，却是相当次要的，所以还应该是王国维的说法更准确。起初是巫官有沟通天人的独特能力，随着文明的人文化，巫官发展为史官后，史官继承了巫官的历算、祭祀、占卜等天职和礼职，并由此而精通于文字、书写（传说中的仓颉亦为史官）。在一些传说中，文字亦被认为有某种神秘力量，故画卦与造字均被当作有重大文明意义的神秘事件，更有仓颉造字导致天雨粟、鬼夜哭之说。因而，史官是当时的文化精英，掌握着崇高的文明手段。经过长期的积累，史官记录的文字形成一个传统，才有了后来所谓的“历史”。
史官大量见于传世和出土文献，在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周礼·春官宗伯》中有关于各类史官最详细的介绍，特别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五史，《周礼》各篇中都还有许多称为“史”的官吏，如《周礼·天官冢宰·宰夫》曰：“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一般认为是文书之类的人员。而《左传》《国语》《逸周书》以及许多出土金文中，也有不少对史官的记载，充分说明史官的重要作用。所以，对史官文化的追溯，是从清代到当前上古史研究的大宗，涉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解。章学诚、龚自珍、刘师培、柳诒徵、徐复观、范文澜、杨向奎、张亚初、刘雨、李泽厚、陈锦忠、王东、阎步克、席静涵、许兆昌、何晋等诸先生都做了深入研究，虽见解略有不同，但已经有了相当重要的推进，形成不少共识。
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确认，史官文化来自悠久的巫史宗教，所以《礼运》云“王前巫而后史”，先秦许多文献中都将巫、史并提，甚至多有将二者等同之处。巫文化对中国文明的重要性，徐旭生、张光直、袁珂、杨向奎、叶舒宪、李泽厚、李零、陈来等前辈先生已经有过相当深入的思考。世界各原始文明都曾盛行巫文化，可以视为前宗教的神灵信仰或相当原始的宗教形态，即宽泛意义上的萨满教。巫文化相信万物有灵，通过有特别魅力的人物（萨满或巫觋）来完成神人之间的沟通，人对神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而是有相互的影响，人甚至可以通过巫术来迫使神灵服从自己。文明的繁荣与发达，都是靠理性化完成的，但又存在一神教和巫史传统两种理性化方式。西方文明的理性化，主要是通过一神教传统中的绝对神超越和压制这种巫术式宗教完成的。希腊文明诞生了数学和哲学，但仍然以自然为神圣，并未在根本上否定多神教信仰中的巫术色彩。希伯来文明诞生了唯一的创世神，这一宗教观念与希腊哲学结合，便使神成为绝对存在者，超越于自然之上，甚至成为自然的创造者。巫术被压制和彻底边缘化，但并未完全消失，至今仍在西方民间大量存在。与此不同，中国文明的理性化不是通过压制和否定巫文化来完成的，而是巫文化自身实现了理性的转化。比如，巫文化有通过龟甲、蓍草占卜的传统，从这种卜筮中发展出《周易》中人文化的天道系统和形而上学系统，卜筮反而退居于小传统，这是一种与一神教传统很不同的理性化。所以，史官的很多职责是对巫官职责的人文性发展，卜筮是其中最明显的，还有在祭神、丧礼等礼典中的职责，也应该与巫史传统有关。史官的主要身份是天官，即负责观察星象、占卜吉凶、制订历法、沟通天人。如果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工作既有巫术的方面，也有人文乃至科学的方面，但当时不会以现代的这些范畴来区分。在文化昌明发展之后，其巫术色彩越来越淡，人文和科学色彩越来越浓，好像和巫文化已经相去甚远。但其对天人关系的基本理解却继承了巫官的核心精神，即始终将自然视为神圣的，而不将理性凌驾于自然之上，这种神圣不是作为唯一人格神的神圣，而是作为理性根本来源而又超出人类理性能力的神圣，人的许多行为仍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然，却不可破坏自然。老子、司马迁都是出自史官文化的著名人物，他们的思想具有史官文化的鲜明特点。
李泽厚认为，巫文化的人文化形成了礼制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史官是礼制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前述祭神、卜筮、丧礼等礼职有明显的巫文化色彩，而史官在这些礼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柳诒徵根据《周礼》，认为史官的八种职事之本在礼，道出了史官与礼制之间极为密切的关系。许兆昌更详细列出史官职事达39条之多，并将其再归类为文职、馆职、史职、礼职、天职、武职六大类。其中，天职为史官职能的第一个层次，即巫史传统的直接内涵；文职、馆职、史职、礼职则为其职能的第二个层次；武职为其职能的第三个层次。此说相当全面，但笔者认为，上述第二个层次又可进一步细分，礼职应该是其中更根本的，一是因为它与第一个层次的天职有更直接的关系，二是因为，在39项职能中，礼职占11项，是最多的。有些职能，很难区分其属于天职还是礼职，比如，许兆昌将祭祀、祝祷、占筮、释异攘灾、交通神人等归入天职，而将司丧葬、司郊庙等归为礼职，或许因前者是对巫术的直接参与，而后者只是司礼。但作为丧祭之礼的实际主导者和仪式的导引者，这二者之间恐怕很难截然分开。老子本为史官，其主要职能是馆职，看管周王室的图书资料。而据《史记》，孔子见老子的主要目的是问礼。《礼记·曾子问》中记录了孔子从老聃处听到的八条关于丧礼的精辟见解，应即此次交流的记录。这足见礼本是史官的重要职责，即便以馆职为主的老子也精通于礼。在《周礼》中，五史均为宗伯的下属，属于广义上的礼官，这应该是《周礼》作者的一种政治理想，而非历史实录。《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国初建时，周王赐予“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四者并列，我们在其他文献中也未见高居五史之上的大宗伯。所以，史官的文职、馆职、史职，应该是由其天职与礼职进一步延伸而来的。
作为巫史传统主要承载者的史官，既是知天者又是知礼者，是西周的文化精英，知识最为丰富。《左传》中记录的许多史官，不仅非常熟悉前代掌故，而且对天地运行之道极为精通，颇有独到见解。在《曾子问》记录的老、孔对话中，老子引用了史佚和伯禽之事，正是史官的风格。以其丰富的天道和历史知识，提供对时政的参考借鉴，是《左传》中史官们经常扮演的角色；老子则较这些史官有更深入的思考，达到了更系统的哲学层面。
《周礼》“六官”中各种称为“史”的官吏有做文书记录工作的职能，即许兆昌所谓“文职”。大大小小的史官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职责，首先是因为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礼记·玉藻》中“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的说法与《汉书·艺文志》中“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相反，引起长期聚讼，此处不必深究。孔颖达谓《尚书》即记言的成果，《春秋》即记事的成果，虽然未必可如此判然二分，但将文职与史职关联起来，是很有意义的。史官的文书工作并非被动的记录，而是既有监察的意义，又有为将来修史准备素材的功能。《左传》中晋董狐书“赵盾弑其君”，齐太史兄弟与南史宁可牺牲性命都要直书“崔杼弑其君”，说明史官已经自觉地承载了价值判断。董狐被孔子称为良史，然而他并非简单地如实记录，而是有着鲜明的褒贬。后世将《搜神记》作者干宝称为“鬼之董狐”，当然不是说他记载得多么真实，而是赞赏他记录鬼故事时的史观。像董狐、齐太史、南史这样的良史，恐怕大部分史官是不能做到的，孔子所批评的“文胜质则史”，应该不包括这样的良史，他们的做法，正是孔子《春秋》笔法的先声。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又进一步解释说：“皆先王之政典也。”他所说的“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也不是狭义上的史职，而应该理解为，六经都是经过史官记录、保存和传承的先王政典。《左传·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处见《易象》和鲁《春秋》，谓：“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易》属史官之天职所在，在马王堆帛书《要》中，孔子更以《易》本为巫史之事，而《春秋》属其史职，故太史处本应藏此二经。《尚书》是史官记录下的政令典策，而史官既有礼职，则《礼经》亦应与史官有关。《诗》《乐》二经，章学诚对于它们当归史官并无可疑。刘师培更明确说：“风采于輶轩。《礼记》言：命太师尘世以观风，太师亦史官之流亚也。”“苌弘为周史而明乐，则礼乐掌于史矣。”阎步克反对此说，认为《诗》和《乐》都出自乐师，而非史官，从而得出儒家出自乐师，以及史官是吏的源头的结论。将乐师当作儒家的主要来源，此说还缺乏足够证据。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如果像章学诚、龚自珍、刘师培等人所说的那样，古学皆出自史官，那么，明显对史官有修正的儒家，其来源究竟是什么呢？阎步克并不遵从《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儒家出自司徒之官的说法，却仍然受到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要从王官学中找到某种官作为儒家的源头。而笔者认为，乐师和史官都不能作为儒家的唯一来源。史官作为巫文化的继承者和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同时又是人文精神的开启者，恐亦不能像《汉书·艺文志》那样仅仅当作道家的来源。儒家、道家等应皆与巫史传统有密切关联，孔子并非借助史官文化之外的另一个传统来批评它，而是在继承史官文化之基本精神的同时，为它赋予了更丰富的含义。这种修正与丰富，具体就体现在孔子著《春秋》的笔法与前代各国史书的不同上，这也正是他批评“文胜质则史”的用意所在。
摘自《文质之辨与历史哲学——对历史主义的一个回应》《开放时代》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