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微信公众号“王帆读书誌”推出文章《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略谈〈康熙的红票〉的错谬与荒唐》，对2024年广受关注的历史类新书《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提出学术批评，引发热议。《康熙的红票》作者孙立天投书澎湃，回应上述批评，标题为编者所加。
首先感谢王先生花精力细读拙作，并帮我发现了引文字词上的错漏。我之前读原始手写档案不仔细，转写出来确实有错。王先生指出的错误，在下一个印次中会改正。我会再仔细校对全书中引用过的文字，争取在新的印次中减少错漏。
对于王先生文中所说我在书中误读“康熙历狱”部分，我仔细看了王先生的论证，我想，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最大的差别在于，王先生是从杨光先角度出发在看历狱，是通过杨光先在说什么，在告什么来判断历狱的性质。从“需要重视的是，案件控告者杨光先”开始，王先生写了三段杨光先怎么看待和控告汤若望等官员的文字，这种从杨光先出发来看待历狱的观点，也是以前很多学者的出发点。
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是，杨光先他怎么看、怎么告不是案件的关键点，关键点是审理案子的满人高层怎么看、怎么审、怎么判。相关审理材料在《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第8页到280页，按照审理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可以看到，材料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审理有关丧葬风水问题。最后汤若望和一众汉官被判凌迟处死，是因为他们被认定在顺治皇子的安葬中故意使用错误的风水理论，被认为是谋反。档案中明确写明了“大逆之罪，凡为同谋，不分首从，俱行凌迟”（256页）。汤若望被判，跟他的洋人和传教士身份都没有关系，而是因为他是“掌印之官”，也就是说他被判，是因为他是钦天监这个负责丧葬风水机构的第一责任人。同时，那些汉官被处死，也跟他们信不信天主教无关，只跟他们在这次丧葬风水测算中的角色有关。基于案子审讯的内容，也就是满人高层怎么看、怎么审和怎么判，是我立论该案与中西之争无关的基础。
王先生也看了审理材料《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也写到第35页几位官员因入教而被“拟以革职”。这是审讯的第一份材料（8页到45页）。我在《康熙的红票》中已经明确写过，最开始的审讯和天主教有关，各地的传教士都被召到北京来接受审讯，但后来案子的风向变了。案子审讯的主体变成了丧葬风水问题的审理。这是任何翻看《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的人都能看到的。
《清初西洋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合编，安双成编译，大象出版社，2015年4月
王先生在论证中，从35页看到的最初的材料就引出了字体加黑的结论：“由于案件从一开始就对准了天主教，汤若望更是头号要犯，本被拟处凌迟之刑，只是由于最后时刻皇权的强烈介入，才得以免除。最终被斩杀的五位汉人钦天监官，均是天主教徒，与汤若望有着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而最初审理天主教问题，与汤若望等官员被判“凌迟”及汉官被杀，完全不是一回事，不能这样挑出材料，混在一起论证。
对于杨光先盯上汤若望是因为天宫图，王先生说没有看到我给出史料依据。我在说到天宫图问题一开始，也就是在您所提到的《康熙的红票》第45页第一段末尾，已经注明了出处。关于天宫图的史料来源为：黄一农，《清前期对觜、参两宿先后次序的争执：社会天文学史之一个案研究》，自杨翠华、黄一农编，《近代中国科技史论集》（台北，1991）。在黄一农的文章中提到，顺治十四年，杨光先的搭档吴明炫就在攻击天宫图。顺治十六年，杨光先曾著文攻击汤若望新的天宫图排列。我在历史研究中，一般不相信政治斗争中纯理想化的言辞部分，而要找到现实的考量和实际的动机。所以王先生提到的杨光先所说，他见到耶稣画像即有弹劾之念，而且是在审讯中说出的话，这样的内容我是不使用的。我在《康熙的红票》中提到过，当时的名士王士禛就说过，杨光先的动机是要“夺”汤若望在钦天监的位置。而夺了钦天监的位置就可以决定天宫图。我书中的论点就是，杨光先其实是打着攻击天主教的大旗，在谋取私利。我认为这种有现实动机的弹劾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相。所以，这并非罔顾史料，而是对史料甄别后提出的论点。
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年—1666年），字道未，德国科隆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最后，为什么是满汉之争，为什么我不关注杨光先的言论，在《康熙的红票》第二章已经充分解释过了。当然我并不反对其他研究者继续关注杨光先，大家取向不同、方法不同，不存在曲解正解的问题。最后我放上《康熙的红票》第二章小结中的内容，我想已经可以很完整地表明我的观点。
“历狱”本来只是康熙早年辅政大臣时期一起普通的宫廷案例。从清官方记载来看，这个案子并不是什么大案。但这个案子的特别之处是在朝廷以外，还留下许多记载。杨光先早在朝廷里参劾汤若望之前五年，就开始写文章反对天主教和西洋人。他写的文章都是檄文性质的，言辞激烈，总体思路就是天主教是邪教，有违中华传统。其中比较有名的两篇是1659 年写的《辟邪论》和后来的《请诛邪教状》。在 1664 年参劾汤若望的同时，杨光先还把他写的反天主教、反西洋人的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不得已》出版。面对杨光先的挑战，传教士除了用中文写文章回应以外，还将事件经过细节记录下来，发回欧洲。杨光先和传教士一攻一守的文字往来，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公开的素材。19 世纪后，无论是讲西方入侵、帝国主义，还是中西文明冲突，后世史家都能在这个案子中找到材料。这也是这个案子在中西交往史方面的书籍中经常出现的原因。反而是案子的满文庭审记录，最近几年才陆续出版公开。从庭审记录看，汤若望被定罪并非因为他是洋人，也并非因为他是天主教神父，而是因为他是钦天监监正，是这个朝廷机构的一把手。作为朝廷官员，他在这个案子中受到牵连，这是典型的朝廷争斗，不涉及“中西文明冲突”这些后世才关心的历史大问题。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孙立天著，商务印书馆，202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