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府工作报告》中育儿补贴的评论和建议
今年两会的《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大力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其中的“发放育儿补贴”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榜首，评论大多持正面态度，但也有人担心补贴力度过小难以打动年轻人。这说明人口与生育已成为社会最关注的议题之一，而发放育儿补贴的决定深得民心。目前实施细则尚未公布，但明确将发放育儿补贴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无疑令人鼓舞。
一、人口趋势与规模效应
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锐减。2016-2023年，新生儿7年降幅高达52%，远超日本41年下降51%、韩国20年下降50%的速度。2024年，我国人口占世界17.5%，但新生儿却仅占世界7.2%，生育率不足世界一半。若此趋势延续，不出一两代人，我国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将降至3%以下，我国将丧失大国的地位。当前，我国总人口比包括五眼国家与欧盟的西方总和还多50%，而新生儿在2025年就会降至与其持平，因为生育率远低于西方，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的萎缩速度料将远快于西方。
人口规模效应是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因素。规模效应并非单纯人口数量，而是按联系紧密度加权的人口规模。我们把人类文明视为所有现活着的和曾活过的人构成的一个巨大的网路；在此网络上，现活着的人通过交流互动相互联系，并通过学习单向联系曾活过的人。因此，人口规模效应涵盖空间上由交流互动形成的横向规模效应，以及时间上因知识技能积累形成的纵向规模效应。我们将在未来的文章中详细解释这一思路和具体的估算方法。
工业革命前，我国虽人口众多，但大范围人际交流互动有限，知识技能积累缓慢，未能形成如西方国家般强大的加权人口规模效应，那时的发展水平远低于西方。近年我国科技突飞猛进，这得益于比整个西方总和还多的人口带来的横向规模效应，以及改革开放后学习西方自工业革命的成果，自身积累技术和理念形成的纵向规模效应。
中国社会现在高度重视人才，更应充分认识到人口比人才更为基础。人口不仅是产生杰出人才的基数，还决定人才发挥空间的市场规模。人口少一半，整体生产力和创造力少还不止一半。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人口基数更小的社会里，任何特定领域最优秀人才也会相对逊色，其生产和创造效率会低于人口基数较大的社会，从而让智力和能力对社会中每人的平均贡献更低。这意味着人口萎缩对整体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既降低人口数量倍乘系数，又降低人均效率本身。
从此视角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何自然资源丰富，大学学历占人口比例全球最高的俄罗斯在科技领域已无法与中国竞争，而在新能源、电动车、机器人等新兴领域，中国开始超越美国，且优势不断扩大。然而，如果不能大幅提升生育率，我国或将失去对西方的人口优势，在技术领域会在赶超之后又被他们反超。人口萎缩已成为美国乃至西方指望“东升西降”逆转的救命稻草，而这并非危言耸听。
人们曾担心，自然资源匮乏会制约发展。然而，自然资源增加值占全球GDP的比例不到5%，且整体并未走高。想想我们日常的开销，无论是在汽车、手机、家具等商品还是旅游、教育等服务中，自然资源价值的占比都不高。就算大城市房价中，土地价值看似占了大头，但这主要还是人口聚集产生的价值。
自然资源增加值占比并未上升的背后，是科技在不断拓展资源的边界并提升资源使用效率，而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扩张和人力资源提升。我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自然资源进口国，但同时也是最大的贸易顺差国，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规模效应带来的价值，远超过人口众多拉低人均自然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可预见的将来，限制人类技术发展的瓶颈不是自然资源匮乏，而是人口老化和萎缩导致的需求和供给同步下降，以及由带来的规模效应弱化。
二、技术进步与内卷
近年来，我国经济面临一定困境，社会内卷加剧，这让很多人认为人口减少是好事。然而，目前的经济困境其实与人口颓势不无关系。我国经济增速从之前8%-10%降至现在5%左右，恰恰可在相当程度上归因于1990年后期新生儿锐减。其他条件不变，人口减少会加重就业和内卷问题，这背后是人口萎缩降低增长预期导致投资意愿低迷，使劳动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匹配更加困难。长期而言，人口萎缩会降低社会复杂度，让某些行业和职位消失。如果中国人口为现在的1/10，那么理发师、快递员还是现在的1/10，但高铁、航天这些领域的职位可能就没有了。
长期低生育率对经济的严重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随着人口不断减少，各行业的需求和供给会同步萎缩，投资意愿低迷，创新步伐放缓并最终停滞。基础设施也会因需求和财力不足而难以更新，最终被废弃。现在的大城市会随人口减少而退化为中等城市，再变成小城市；机场、医院、学校、公园也将不断关闭，窄化人们的选择。相对于人口稳定下的情形，陷入人口萎缩中的社会的生活水平会更低，甚至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过程中，知识更新会放缓甚至停滞，现有经验和技能可能失传。
不过，有人觉得技术进步可弥补人口萎缩带来的损失，进而认为不需要担忧人口萎缩。这就像一个人打工赚的钱超过赌博输的钱，就断言赌博没有危害。实际上，打工赚的钱与赌博输的钱并无关系。把花在赌博的时间用来打工，既可避免赌博的损失，还可去打工赚得更多。同理，人口数量和技术进步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从人口规模效应来看，人口萎缩，会减缓技术进步的步伐，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量和质上的双重损失。
此外，随着通信和交通的提升，企业竞争呈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过去企业做到本地最好即可生存，如今可能要在某个领域做到全网名列前茅才行，这导致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大量企业难以存活，而存活下来的企业中的员工因担心失业会更加内卷。由于人工智能更新远超人类学习速度，未来可能有大量人口变得不具有市场所需的技能，从而无法找到工作，导致收入愈发集中，进而抑制需求而阻碍经济发展。
技术进步对应的是效率提升，意味着社会可用更少的工作投入来获取更大的效用满足。工作只是为了获取效用的代价，这种代价当然是越小越好。从社会整体来说，技术进步理应让民众能过上舒适而体面的生活，且愿意通过生育来维持群体的繁衍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然而，由于技术进步的收益只能直接惠及技术的掌控者，而非全民，这会导致许多人失去工作及职场员工更加内卷。
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回到底层逻辑来看待人对社会的价值。在我们看来，人活着本身就有自在的价值，工作只是为了生存以及活得更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能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社会整体的劳动应该是越少越好。更重要的是，人不只是劳动者，更是消费者，基因多样性的承载者，文化语言的传承者乃至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数的贡献者，更是亲友的陪伴者和他们人生意义的加持者。
三、养育金的意义
实现这些价值的最终出路是向民众发放普惠性的起点收入，而“养育金”正是最好的切入点。我们采用“养育金”这一术语，而非“育儿补贴”，旨在强调这笔收入对于养育家庭而言是基础性的，而非辅助的。这种区别不仅应体现在名称上，更应反映在其实质内容上。养育金应被视为涉及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其发放规模应更大，资金来源则应依托长期国债或信用扩张，作为国家的一项长期投资，实行独立的滚动核算机制。
低生育率症结在于激励机制不到位：养育付出者是家庭，受益方却是全社会。因此，向养育家庭发放高额且可预期的养育金，不仅是提升生育率，缓解失业，提振消费，更是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石，以及增强民众认同感和国家凝聚力的一项切实可行的基本措施。
无论是以长期国债、信用扩张还是基于电子货币的起点收入来筹集资金，发放养育金本质上都是让养育家庭，从经济产出的分配中获得更大比例。这样做是公平且必须的，因为养育家庭付出时间、精力和财力养育小孩，小孩长大后则通过消费、工作来支撑整个经济，并通过纳税等方式直接贡献社会。这也是让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的果实。
那么，给养育家庭发放养育金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其实，新增货币只要投入到具有长期正向回报的领域，带来的更多是经济增长和良性通胀；这一点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佐证。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回报，起始几乎同步，且回报持续时间更长。把增量货币发放到家庭这些最小的经济单元，能有效激发多样性需求，引导资源配置到社会真正需要的领域，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中国是全球产业链最为完善的国家，且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发钱给生育家庭这些消费意愿更高的群体，能够创造有效需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奶粉、玩具等面向幼儿的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发钱给养育家庭有助于盘活用这些领域闲置的产能。
低生育率具有自我强化惯性，难以自然反弹。长期低生育率一方面推高家庭边际养育成本，抑制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减少养育孩子的精力和财力，两者共同作用进一步拉低生育率。若不通过政策干预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生育率将持续走低，拖延越久，提升生育率越困难。
四、养育金力度需要多大？
目前尚不知道育儿补贴的力度有多大，但猜测最初会远小于我们希望的标准。假设每个孩子从出生到3周岁，每月补助500元，3年累计补贴1.8万元。按每年1000万孩子计算，这就是年投入1800亿元，占2024年GDP的0.13%。根据我们对欧洲不同国家及湖北天门市的生育支持效果的估算，这个力度对应的生育率增幅不会大于0.02。
考虑到2024年结婚登记比上年减少20.5%，2025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都会比2024年显著更低。如果在没有补贴条件下的自然生育率从2024年的1.1降到2025年度0.98，上面假设的力度也只能把生育率提升到1.0，对应于多生不到20万人。
即便如此，补贴生育依然是有效的，只是补贴力度不足以阻止生育率下滑，更不用说维持出生人口稳定了。长期而言，要维持出生人口的稳定，仅提升生育率是不够的，而是必须将生育率提升到2.1的更替水平以上。
我们之前的建议是确保养育金的发放和其他育儿补贴占到GDP的2%-5%以上。这个力度足以给对每个孩子从0岁一直发到16周岁，确保每月每个一孩获得1000元，每个二孩获得2000千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减半，每个三孩及以上的孩子获得3000元，加上社保和所得税全免。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加码以补偿不同地区的生活和收入水平的差异。考虑到目前中国经济急需扩大内需，还可给每个孩子一次性的10万元的现金奖励。
未来投入力度可随生育状态调整。若投入GDP的2%不够，可逐步增加至5%、10%甚至20%。要维持对西方国家的竞争力，我国需将人口规模稳定在至少10亿以上，这要求在10-15年内将生育率提升到2.1以上的更替水平以上，并将预期人口提升并稳定在10亿以上。有关“预期人口”的概念，请见本文的附录。
不要认为投入GDP的10%就很多了。如果目前1.0左右的生育率延续下去，出生人口乃至总人口将以每年减少2.5%的速度萎缩。人口萎缩会负面影响经济发展和创新的规模效应，使得人均GDP增长更慢。即便不考虑人均GDP增长更慢这种影响，10%的GDP投入也会在三四年内会被人口萎缩给消磨掉。
由于边际养育成本随家庭平均养育数量下降，且中国社会从众心理强，一旦友育氛围形成，生育率上升进入良性循环，生育激励的效果会越来越好，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所需要的投入力度也许会远低于目前的预期。
五、养育金是对未来的投资
然而，即便GDP的5%换算下来也相当于6.75万亿元，这个投入力度是前述假设1800亿元的37.5倍。在经济发展放缓，财政收入趋紧的当下，将如此规模的资金用于支持生育会不会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天方夜谭呢？
但实际上，哪怕仅从纯粹的经济视角来看，只要把新生人口当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要素、消费基数，乃至未来的税基，那么就应当看到，养育金是对未来的长期投资，而非只是单纯的社会支出成本。而且，发放养育金这种对人的投资，其回报周期至少长达20年，因为人从出生到完全进入经济循环需要至少20年。我们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当下的人均GDP增长率与20年前的出生人口高度正相关。
考虑到养育金的长期投资属性，久期通常超过20年，其投入产出需要进行单独的滚动核算。养育金应避免与财政预算内支出项目形成竞争关系，最好在预算外以超长期国债或信用扩张的方式募资，以匹配人力资源投入产出的现金流久期。这种超长期国债也为社保基金、保险资金、企业年金等耐心资本和普通民众提供更多的安全的投资机会。即使通过央行增发基础货币的方式认购超长期国债，由于生育率水平上升不易，给定每个新生儿的扶助金额，新增货币规模有限，并且应该能匹配经济增速，因而不存在超发的风险。
我国目前广义税负占GDP的28%，远高于前面建议的投入养育金的5%。当然，这种收益和投入的对比并不公平，因为个人除了纳税外，也会享受税收带来的福利和便利。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对社会的经济价值，整体上也是正的。过去数百年来，人类数量越来越多，但社会整体上却越来越富裕，说明人对社会的贡献，在平均意义上大于其带来的负担。
从按联系紧密度加权的规模效应来说，只要基本的激励机制，新增的新生儿都会在平均意义上给其他人带来贡献。即便最后只有极少数人有能力来补偿对他们投入，上述结论也是成立的。人对社会的贡献像风险投资项目的表现，通常服从幂律分布；极少数杰出人才能创造出极大比例的社会财富，而孕育他们则需要庞大的人口基数。
可以认为，GDP中养育金的投入，是社会产出中分配给养育的份额。过去，这部分投入主要由家庭承担，但在社会养老到位及传统的生育价值观式微后，生育的激励机制在家庭层面逐步失效。以设立养育金的方式来支持生育，并非是给社会增添额外负担，而是将原本由家庭承担的养育费用，转变为由专门的养育基金统筹收取再给付给家庭使用。其合理性在于，养育所涉及的投入与收益，只有在全社会层面才能形成闭环。这类似于义务免费教育，把过去由家庭承担教育支出，变成由政府统一征收税费，再投入到教育之中，从而达成教育公平并提升全民教育水平。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养育金比教育经费更基础，因为前者决定人的有和无，后者只影响受教育程度的高和低。
六、进一步的建议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纳入育儿补贴，预示着中央政府有望会成为生育支持的主体，而地方现存的各种支持政策将作为补充和加码。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只有中央层面才有真正的动力相应的政策工具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
尽管初始的投入可能远低于我们所希望的力度，但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基本公共政策，以小额度起步给养育家庭发钱，并无不当。毕竟，这项政策牵涉到千家万户，与之前执行了数十年的生育政策大相径庭，先小幅度尝试，积累经验后再逐步加码，可能是整体上较为稳妥的做法。我们只是希望，给养育家庭发钱，并不会止于最初的力度，更不会因为在实施后生育率不升反降，就草率地得出发钱无效的结论。
目前还不知道国家层面的育儿补贴或养育金会以何种方式发放，但我们希望成立国家人口发展基金，统筹筹资、发放、核算和评估的过程。此外，我们还建议，以居民身份证为基础，构建全国统一的家庭号系统，精准界定家庭构成，强化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功能，为增强家庭意识和完善基于家庭的社会管理、公共政策、商业生态提供制度和技术支撑。
当前生育政策官方表述限制在三孩，致使地方生扶持政策不及三孩以上，体制内人员生育四孩及以上心存顾虑。因此，需要明确规定养育金的发放不限孩次政策，给社会传达需要多生的积极信号。
对高收入家庭，税负减免更具吸引力。建议对养育家庭的社保、所得税、购房土地出让金等按孩子数量实行累进制减免，如二孩减半，三孩及以上全免。此外，个人缴纳的社保中一定比例可定向给自己父母，以维持激励机制。延迟退休应该考虑到老年人照看小孩的付出，以某种方式将照看小孩折算成工作年限。
针对当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可考虑向应届毕业生提供结婚无息贷款，在领取结婚证时兑现，生育子女后可减免本金，生育三孩后全免。这样可以减轻年轻人的经济压力，提升婚育比例。
除了上述经济层面的政策外，还可以考虑如下一系列措施：设立“人口发展委员会”，统筹人口发展事务。修改宪法中有关计划生育的条款；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并将其更名为《人口发展法》；修改《民法典》降低法定婚龄至18岁，放宽收养条件并建立代养制度；清理降低生育率的各项法规。将小学到高中教育时长缩短至10年，实现0-16岁托育教育免费；保持教育资源配置冗余、实行小班制。在基础教育、平台管理、算法推荐、大语言模型训练中倡导积极婚育观；设立系列育子节，营造友育氛围。支持无痛分娩并纳入医保，实行孕产免费，管控计划生育科室，降低流产和剖腹产比例；托底先天性疾病孩童保险。
中国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几乎都是卡在严重的超低生育率上。中国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长期国力，高度取决于是否能通过尽早将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续的更替水平。大力鼓励生育会显著提升经济增长预期，并提振内需，带动投资，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除了拥有庞大的生产能力而具有大力支持生育所需的物质基础外，中国是一个祭祖的民族，注重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且拥有强大的执行力。我们相信，只要充分认识将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必须要做到，而且越早做到越好，那么中国完全可以创造奇迹，成为第一个真正解决低生育问题的主要国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纳入育儿补贴，则是这个逆水行舟之旅的起点。
【附录：预期人口 — 衡量未来人口规模的单一指标，可用于监测人口形势和评估人口政策】
如果每年出生人口维持在2023年的902万，按78岁的预期寿命计算，中国未来总人口将稳定在7亿左右（即78*902万）。但当年1.0的生育率仅有维持出生人口稳定的2.14的更替水平的46.7%（即1.0/2.14），这意味着每代人，即在从出生至达到平均生育年龄所需的29年时间里，出生人口会降到上一代的46.7%。照这个速度可算出每年的出生人口，再一直加到预期寿命结束，并考虑每年净移入人口，就可以得出，在生育率、更替水平、平均生育年龄、预期寿命、净移入人口等参数维持在2023年不变的假设下，按当年出生人口外推得出的，到出生人口预期寿命结束时的总人口，这就是育娲人口智库定义的“预期人口”。
预期人口只依赖于当年的上述参数，没有考虑过往的人口结构和未来的参数变化，因此并不是一般意义的人口预测，而是根据当年出生人口等数据所做的自然外推，计算简便且具有直观可解释性。特别是，预期人口高度依赖于反映未来人口趋势的核心指标，适合于监测人口形势和评估人口政策效果。
在2023年，中国实际人口14.1亿，占世界比例为17.6%，与印度或经合组织相当，是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四五倍，对五眼联盟、欧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突厥国家联盟都具有压倒性优势，但中国在2023的预期人口却只有2.55亿，在国家中排到世界第13位，占世界比例仅为2.03%，只有印度的1/6，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的80%左右，以及经合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几分之一，也被五眼联盟，欧洲联盟甚至突厥国家联盟超过。如果中国未来要维持在10亿以上的人口规模，那就需要将预期人口从2.55亿提升到10亿以上；反之，如果预期人口越来越少，那说明政策效果离目标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