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秘密的秘密
抗战以前，川军王陵基集团所属各部都可以算成是私人军队。私人军队，在上者，以升官发财的许诺刺激部下；在下者，亦以可以升官发财来寄望于长官。因此之故，在内战中，很多人倒反而踊跃，也敢于拼命，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忠于私人，为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打天下，才有可能一生荣华富贵，吃穿不尽。
到了全国抗战高潮来临之际，并不是所有军人都有忠心报国、杀敌御侮的壮志和觉悟，但处于时势和舆论的推导下，又有谁敢公开说自己不愿参战呢？有的军人上前线既属勉强，又非其本愿，一旦遭遇强敌，在饱尝困苦、迭经危险后，冲动之下所形成的激情就极可能立刻消退。再一想到，平时升官发财的愿望不仅无法达成，而且即便靠侥幸在几次战斗中打得不错，距离抗战完全胜利也还遥遥无期，于是，思亲归乡之念，贪生怕死之心，全都会油然生起。
在所部将士特别是军官有了这么多私心杂念后，自然很难指望他们肯冒着枪林弹雨去战场拼杀并争取胜利。王陵基、张志和得出的解决之道是对部队进行训练，特别是加强思想训练。
可是大敌当前，随时都有战况发生，如何进行集中训练呢？两人经过研究，决定趁着各师正好处于残破状态，采用轮训方法进行，即将一半部队留在前方，另一半抽到后方集训。结果，夏首勋军被留在了江西前线，王陵基军（军长由王陵基自兼）的军官从师旅长到准尉，被全部抽调到湖南的麻溪铺集中训练。王陵基为此组建了战地军官训练团，他自兼团长，张志和兼任副团长，负责主持训练事宜。
训练团在团本部下设政治、军事训练两个组。张志和早年加入过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抗战初期去过延安，对共产党抱有好感。开始搭建训练组班子时，他专门去了一趟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想找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帮忙，请其指派政治、军事训练的工作人员，但因为办事处刚从武汉撤退下来，叶剑英一时派不出人手。张志和只好自己先想办法。军政治部主任汪导予原为冯玉祥一方的人员，受刘湘所邀，被冯玉祥派到四川帮助刘湘从事政治训练，其真实身份为地下党员。副师长于渊也是秘密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与张志和一起组织过士兵起义。张志和把他们两人找来，由汪导予兼任政治训练组主任，于渊兼任军事训练组主任，分别督导训练团成员进行训练。
王陵基、张志和在总结归纳本部陋习时，除了“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还发现部分官兵“中唯武器论毒太深”。初上抗日战场时，这部分官兵可谓是望风崩溃，见到敌人的烟幕，都以为是毒气而惊逃，甚至有为之奔逃数百里者。按说王集团各部的官兵很多都是老兵，不是第一天打仗，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怯战的思想作怪，另一方面是内战中确实很少看到飞机大炮，无与之周旋的经验，骤临战场，未战内心已败。
为了消除官兵们思想上的“唯武器论”，张志和等人在组织训练和设置课程时，采取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原则。“七分政治”，以讲授毛泽东《持久论战》为主，致力于让各级军官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念。“三分军事”，引入了对飞机大炮等新兵器的研究课程，当然重点不在于如何掌握新兵器，因为王集团本身没有这些东西，即算学会屠龙之术也无龙可屠，而是要教育军官们面对飞机大炮如何组织防御和对抗。
结合抗战的实际需要，训练团一方面加强了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风雨行军、翻山越岭、开路搭桥等各种集体作战训练，另一方面对投掷手榴弹、刺枪术、打靶等单兵动作的练习也没有放松。
川军刚出川时普遍使用大刀（或马刀）与日军格斗，但在刺刀面前，大刀并不占便宜，最后还是得用刺刀对刺刀。川军原来的拼刺术属于北洋时代的遗留，是一种花枪刺法，这种刺法破绽很多，在低水平白刃战时还能装装样子，到与日军肉搏时就根本不实用了。在经过无数次白刃战的血拼，付出惨重代价后，大家发现原来日军的拼刺技术更为直接有效，所以当时川军各部就有了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即一旦俘虏到了日本兵，就想方设法让日本兵教授刺枪术。
打靶也是这样。经过严格训练的日军老兵一般枪法都极其精准，有些刚上战场的川军新兵不知厉害，从阵地上冒冒失失地露出脑袋，马上就会被子弹击中要害。有人把帽子固定在石头上，用以吸引日军火力，结果帽子刚挂上去，几下就被打飞了。正是基于这些血的教训，尽管拼刺、打靶早已是军官必备技能，但训练期间，还是得一回炉再造。
经过三个月的有效训练，参训的八百余名军官中，有五分之四都主动要求重返前线同日军见个高低，其余五分之一虽仍想回川并得到了批准，但他们大多数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或者体力不支，或者年龄过大，实在难以适应训练和未来作战的要求。
看到所部面貌焕然一新，王陵基的信心也足了起来。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设宴款待他们，王陵基即席发言，拍着胸脯说自己出川抗战并非为升官，也不是抗战离了他姓王的就不行，而是因为出身军人，打了一辈子内战，若不参加这次的抗战，实在愧为军人。他还表示，自己是职业军人，以绝对服从命令为天职，以后将绝对服从战区指挥，赴汤蹈火，绝不讲价钱，更不说二话。
薛岳很是高兴，立即从刘若弼师内抽调了一个团至杨洲大桥接收湘军防务，同时又以发动春季反攻为目标，让王陵基率集团军主力开赴武宁前线，接受杨汉域师防务。
意想不到的困难
杨洲大桥为敌我势所必争的军事要地，湘军驻防期间，主要在大桥西段的孩儿坐枷、老咯坑山磅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除此之外，在杨洲大桥内侧的洞峡上，还有一个关卡。川军到防后，自孩儿坐枷、老咯坑山至洞峡关卡，都部署了兵力，摆出了严阵以待的姿态。
1939年3月中旬，敌人抵达杨洲口外，针对杨洲大桥地势险要的特点，一口气实施了七次冲锋。头两次冲锋，敌人均以中队为单位，且劲头十足，咿哩哇啦一片喊杀声，但还没等他们冲到关卡前，就被孩儿坐枷、老咯坑山磅的守军打得人仰马翻，丢盔卸甲，几乎被消灭掉了大半，只剩下少部分大闯入关卡附近。
洞峡关卡外有一个崖嘴，从外面进来必须转过崖嘴才能看到关卡，敌人只要一转过崖嘴，尚未接近关卡，就会被关卡守军通过射击孔击毙。就算敌人能侥幸冲过崖嘴，若无炮火协助，要想攻占关卡也难如登天——关卡全部用麻石条砌成，墙厚一米多，内外大门还用铁皮包着！
关卡内虽然只能容纳二十余人，但已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抗战前每晚都有地方自卫队看守关卡，到了晚上9点后就关闭门户，外人不得入内，从来没听说土匪或哪支武装能够占领关卡或顺利闯关。日军来了也一样，闯入关卡附近的敌人一到崖嘴，便被卡内的重机枪给扫光了。
日军两次以中队为单位冲锋，结果两个中队都基本是有去无回，几乎全军覆没，没剩下几个人逃回来。见伤亡如此惨重，敌人急忙改变计划，再以小队为单位进行冲锋，但情况并未有所改善，连冲五次，次次都铩羽而归，总共已损失了好几百人。
日军慌了，可是杨洲大桥及其关卡又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选项，要想继续进兵就必须通过这里。无奈之下，他们采用了第三套方案，即用迫击炮群进行轰击，然而关卡修筑在悬崖下端，敌人每发射一群炮弹，不是打在崖头上就是落在崖下的深潭里，关卡却安然无恙。
一连几天，敌人使尽了各种手段，不管是冲锋还是炮击，都无法达成所愿。一直到3月21日这一天，杨洲附近既听不到枪声，也没有任何动静，给人的印象，仿佛日军已经偃旗息鼓，打道回府了。
实际上日军采取了更为阴险毒辣的计策，他们带着军犬在杨洲口外的山林里到处搜寻，终于抓到两个烧炭的河南人并逼其带路。3月22日，日军在向导的带领下，兵分两路，绕过洞峡进入关内。
当时川军的前线指挥所设在洞背洋屋，中午官兵们正在吃饭，指挥所门前的哨兵就被从背后绕过来的日军给一枪打死了，顷刻间，大批日军蜂拥冲入洋屋，将正在吃饭的官兵全部打死。这时洞峡外的敌人也从正面发动进攻，从不同方向突入的四股敌人对已失去指挥的川军进行合围夹攻，不到半个小时，杨洲山下便炮声震天、地动山摇，枪声就像榨芝麻一样响成了一片。这种激战的气氛整整维持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至下午2点，枪炮声才停止了，隐藏在附近密林中的难民都知道：洞峡关卡被敌人攻破了！
第二天，有些胆大的难民偷偷下山试探，此时山下已不见活人的踪影，只见从洞背洋屋门口到洞峡的路上，到处都是川军或百姓的尸体，连脚都伸不进去。令人奇怪的是，一路上一个日本兵的尸体都见不到，后来发现崖下烧着一大堆枯骨，有中国兵的枪支也混烧在里面，大家分析这一大堆烧的应该全是日军尸体。
杨洲大桥及其关卡的失陷经过，充分表明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其残酷和复杂的程度依旧有增无减。与此相应，王陵基集团军主力在开赴武宁前线后，也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傅冀师奉令接防棺材山，但他们刚刚赶到棺材山附近，敌人就突然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此时杨汉域师已经移防，李玉堂军因伤亡过大，也不支后退，傅师只能就近占领阵地，以掩护李军撤退。
距离预定全线发动反攻的时间还有两天，王集团及其参战友军都还没能按照出击部署到达指定地点，敌人就先期出手，这对己方是极为不利的，可是敌人既已找上门来，王陵基也只好硬着头皮，按照已有态势来指挥作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