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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国驻守上海的军队原为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下辖3个师约3.3万余人。战端开启后，2月下旬中方向上海增援了张治中的第五军约2.3万余人。
上海中方总兵力约为5.6万余人。
按日方统计加上宪兵部队，中国守军总约67500人。日方开战时兵力较上年陆战队驻军约600余人增长3倍，为1800余人，飞机约40余架，战舰17艘，驱逐舰约20艘，另有武装日侨约4000余人。开战后又利用其强大的水面力量迅速调集军队，兵力最高时达3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及山炮、攻城重炮、工兵等部队，共计约7万余人，超过原计划两个师团兵力近1倍。按战时最高兵力计算，日本不仅火力对比上占绝对优势，在兵员上也处于优势。
根据双方力量对比及日军在东北的体验，驻上海的日军最高军事长官、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曾预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争，四小时即可了事。”根据这一虚妄的估计，日军未能制定出有效的作战计划便贸然开战，逐次增兵，战况与结果对日军均大为不利。
1、日本的挫败
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中国首都及主要的经济富庶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安全，国民政府采取了不同于东北的抗战措施。已辞职下野的蒋介石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被任命为军事委员，统管“对日军事作战”，并发表“自卫宣言”及“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鼓舞士气。
1月30日政府宣布迁移洛阳办公，并增派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增援上海。日军的进攻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各界民众抗战热情持续高涨，为抗战部队大量捐款，并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为守军提供了有力的战场支援。
中共和红军在遭受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仍发表宣言，号召抗战。蒋介石2月1日又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共有兵力240万人。驻守在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由北伐时期的第四军扩编而来，取得过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胜利，赢得过“铁军”的美誉。张治中第五军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亦为国民党军队中装备最好的精锐部队。
由于上述因素，日军对上海的进攻开始之后，便陷入其战史所谓“苦战”之中。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借夜幕掩护，以装甲车队为前导，企图一举攻占公共租界以北的闸北等地区，为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发觉，守军奋起抗击，宪兵第六团亦投入战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天亮以后，日军发动连续猛攻，日军飞机对闸北、南市进行轰炸，商务印书馆大量藏书被日军烧毁。29日下午，第一五六旅主力投入反击战斗，夺回一度被日军占领的北站等地，日军失败被迫撤退。
日军为等待援兵再战，提出停战3天，经列强调停，达成协议。
日军的进攻失败后，海军大臣向陆军求援时承认：“上海附近的情况不容乐观。”日军最高统帅部立即增派陆军协同海军陆战队作战。2月2日日军第九师团应急动员，另由第十二师团组派先遣混成旅团增援上海。2月4日，日军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向闸北、江湾、吴淞等地发动第一次总攻。
日军在吴淞以飞机和军舰配合，曾一度上岸，但被增援而来的中国守军第一五六旅击退，登陆作战失败。日军第一次总攻失败后，盐泽少将被免职回国，改由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总指挥。
斯诺曾评论道：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像盐泽上将（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样多的错误了。这些错误全部由于他最初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
野村中将改变盐泽原来主攻闸北的战法，以强大的海、空力量为后盾，全力攻击上海市北部门户吴淞，同时进攻江湾等地，企图实现对守军的左翼突破。2月7日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守军曾对该敌进行炮火袭击，因火力不足未见成效。日军登陆集结徐家宅等地，做好攻击吴淞要塞的准备。翌日拂晓，日军对吴淞等地全面进攻，战至傍晚，均被击破。至14日，日军连续发动攻击亦道受失败，退回原地。经列强调停，再度休战。
16日，由植田谦吉中将所率第九师团全部在吴淞登陆，植田接任总指挥。至此在沪日军已达3万余人。此时，张治中第五军亦赶到上海，归第十九路军指挥，接替江湾至吴淞西端之左翼防线，江湾及其以南的右翼防线，由第十九路军蔡廷锴担负。日军经过充分准备，于20日自闸北至北面吴淞发动全线总攻，其主攻方向选在庙行和江湾地区，企图对中国防线进行中间突破。
中国军队以手榴弹、步枪为主要武器，日军以飞机、舰炮助战，战斗异常惨烈，双方伤亡很大。22日，日军第二十四混成旅团攻入庙行及麦家宅附近阵地，守军中部防线动摇。张治中亲率预备队支援，第十九路军统帅部根据形势变化，决定由蒋光鼐实施反突击，调集兵力向庙行、江湾、蕴藻浜等方向合围出击，另向闸北及江湾间佯攻。
植田发觉混成第二十四旅团被围，急将师团预备队第七联队及吴淞支队一部投入救援。激战数小时，日军趁夜幕撤走，一部被歼灭。庙行之战失败，使日军对江湾地区的总攻受挫，双方恢复原态势。据日方资料，这次战斗日军伤亡800余人，中方伤亡1000余人。
庙行之战是中国军队一次成功的反攻击作战，它极大提高了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声誉，使日军受到极大震动。同期，第十九路军敢死队还潜水炸伤了日军海军旗舰“出云号”。
日军战史承认：
“中国军队的抵抗是意料之外的强大，（日军）终于未能攻破阵地，由于连日进行战斗，人员伤亡甚大，弹药亦很缺乏。”
在此期间，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投入了对日作战，据日军战史记载：2月5日“从‘加贺’号起飞的四架海军飞机，受到三次敌机的攻击。相当强地感受到了敌之战斗意志”。
由于在上海作战的连续挫败，日军统师部被迫再度增兵。23日决定增调第十一、第十四两个师团到上海，24日正式编成上海派遣军，前陆军大臣白川义大将出任第四任司令官，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此时，日本女谍川岛芳子获得中国守军作战情报，3月1日白川大将决定，调整部署，令第十一师团在吴淞口上游的七丫口、浏河等地登陆，向大场、真茹方向迂回中国军队的左侧背，第九师团则第三次发动正面攻击。
中国守军迭经苦战，伤亡很大，无力分兵防守侧背，遂主动放弃庙行、江湾、闸北等一线阵地。日军亦停止于苏州河以北地区。至此，经过近40天苦战，日军三度增兵、三易主帅的对上海的侵略战争暂时告一段落。
日军在上海之战中投入大量飞机、军舰、战车，发动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空前规模的立体战争，但未能取得胜利，打成僵局。
据日方统计，日军进攻上海死伤为3071人，中方统计中国军队伤亡约14104人，市民伤亡失踪达1.8万余人，财产损失达16亿元。
2、谁的胜利？
日军停止在上海的作战行动，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近40天的上海之战，日军的进攻屡遭挫败，最后虽然迫使守军撤出第一道防线，但日军要继续发动大规模进攻是十分困难的。
日军此时的主作战方向仍然在东北，日军攻占锦州等要地，东北全境尽入囊中，但抗战力量发动的游击战蓬勃高涨，局势远未稳定。日军扶植溥仪傀儡政权的计划正在推行之中，要完全实现尚需相当时日。因此，日本最担心的是鸡飞蛋打，两头落空。
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我国在上海失败了，则直到现在的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藏相高桥也说：“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真是令人担心。”
沉重的军费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日本受192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世界大危机冲击，国内经济与政治状况均没有恢复。高桥说：“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且国内形势也真令人不寒而栗。”
国际形势对日本也十分不利。2月2日，英、美、法、意四国联合提议中日双方停火，并谴责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九国公约等国际公法。英美还共同抗议日本使用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英国增兵上海，军舰达10艘，兵员6000余人；美国军舰多达17艘，几乎将其在亚洲全部舰只集中上海；法国在上海兵力也增至3000余人。
国联还决定在3月3日召开日内瓦裁军会议之时，召开特别大会讨论上海问题。
在上述不利条件下，日本以保持在东北的既得战果为首要目的，而上海作战达到转移列国的注意力即可满足。3月3日，日本发表声明停战：“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
表示接受国联的调停，同中国进行谈判。
日本在停战谈判中以武力为后盾，耍尽了手腕。一方面，在上海问题上漫天要价，提出要扩充租界、辟上海为自由港等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在东北问题上拒绝谈判，坚持将东北与上海问题分开，只能就上海问题同中国“就地解决”。
日本虚虚实实的要价方式得到成功，扩充租界等要求被国联否定，后一要求却得到英、美等国的谅解。而中国所要求的将东北与上海问题一并讨论解决的办法被否定了。
5月5日中日两国在《上海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其主要内容：
1.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2.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恢复常态；3.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廿八日事变之前”，接收区治安将由中国警察负责；4.由列强建立共同委员会，协助日本撤军和中国警察之接收事务，等等。同时签字的还有英、美、法、意四国代表。
根据协定日本于5月6日开始从上海撤军，5月16日上海市政府接收闸北。与此同时，日本加紧强化在东北的军事活动与谋略行动，正式扶植溥仪傀儡政权，3月9日伪满洲国宣告成立，3月10日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满蒙地区主权为日本攫占。
从表面上看，日本在上海停战协定谈判中作出了一些让步，而对中国来说，该协定使中国蒙受了极大屈辱。
中国遭受的巨大财产损失未能得到赔偿，日军严重违反国际法发动侵略战争也未受到丝毫惩罚，按协定沿停战线划出大片地区，由参加共同委员会的列国共管，剥夺中国在上海若干主权地区的驻兵权，东北问题被拒于谈判之外，等等。
由于上海停战协定使中国主权遭受新的践踏，在各方面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在野党及广大民众提出强烈谴责，参加谈判的外交次长郭泰祺被爱国学生痛打致伤，住进医院。出自对日本侵略的义愤，以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在中国的朝鲜爱国独立运动力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暗杀活动，由尹奉吉投掷炸弹，将侵略上海的日军司令官白川炸死。
国民政府却宣传签署了该协定是一重大外交胜利。蒋介石在5月7日发表《为淞沪停战撤兵协定签定告全国将士电》，其中说：
“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
汪精卫更说这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是“外交的胜利”协定签署完毕蒋介石立即兼任剿共总司令，收束上海之兵，急赴江西，发动第四次对红军的大围剿去了。
于此同时，日军全力以赴，增兵东北，镇压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活动，以巩固对东北的军事占领与殖民统治。
对于日军在上海方面的停战指导，备受日军战史称道：
“日军这次作战，以充足的兵力一举投入战斗，迅速达成作战目的。另外撤兵也是十分迅速。这是很鲜明的特征。”
3、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的影响
《日满议定书》与《上海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初战阶段以日军的胜利而结束。这些给双方造成战略态势方面的巨大变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对国际格局也是一个严重的冲击。
蒋介石当时即在其日记中记道：
“东亚从此无宁日。”又说：“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不知各国人士见及此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也参与缔结的《国际联盟盟约》(1919·6·28)、《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即《非战公约》，1928·6·23)等一系列国际条约所规定的普遍安全、和平、民族独立等国际原则受到严重践踏。
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公约》第一条所决定的“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第二条“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完全被作为签字国的日本所打破。
日本所占领之中国领土，面积超过德、法两国面积之总和，战火直接冲击着东亚，打破了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安排的各大国间的权益分布及其所维系的脆弱的和平。受日本行动的启发，也看到了国际社会反应之无力，意大利于1934年入侵埃塞俄比亚。
1933年3月国联会议通过李顿调查报告书，以42票对1票的绝对多数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日本为对抗国际社会宣布退出国联，继于1934年9月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日本的行动备受新上台的希特勒政权赏识，德国也于同年10月宣布退出国联，以摆脱国际社会约束而准备实行大规模扩张军备。
日本退出国联后，为不作“外交方面的世界孤儿”，努力在法西斯国家中寻求盟友，自然地同德国和意大利相互靠拢。1936年11月日德两国正式签订了《日德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及两个附属协定书，1937年11月意大利正式加入签字，从而形成日德意轴心国法西斯集团。日本对华战争加速了世界政治势力的分化，法西斯主义在战争中膨胀，并推行和发动新的大规模战争。
日本在侵入中国的同时觊觎着整个远东地区。1934年4月，已取得巨大成果的不可一世的日本由外务省发表《天羽声明》，声称日本对中国及整个东亚的“和平及秩序”“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抱有“密切的善心”，公然将中国和东亚划入日本的后院。日本的对外政策及其侵略行径，对于国际局势显然带来了直接冲击。
战争危机的激化，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度兴起的和平、裁军等潮流受到遏制，各国加速军备。例如英国曾于1918年8月制定“十年规则”，即估计十年无大战，制定出了裁军计划，并立即实施。
到1920年，一战结束时的300余万军队已裁减到37万人。但到了1932年初，英军统帅机构认为，由于日本发动对外战争，英国全部远东领土及印度…巨大的贸易及航运业处于易受攻击状态，麦克唐纳政府宣布十年规则“业已取消”，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战争威胁，也刺激了英国和平主义或非战主义运动高涨。
1932年2月，曾有一支自发组织、完全没有武装的和平军，准备赴上海，在中国与日本军队之间“筑人墙”，报名者800余人。1934年又组织了一次反对战争的投票运动，参加者达1150万人。这一空前规模的和平、非战浪潮，也成了英国政府中的绥靖主义出台的借口。英国的对外政策，在军备与绥靖之间，陷入了抉择因境。
在美国，1993年正式通过《工业动员计划案》，发展军火生产，改变了20年代的“和平型”经济结构；在武装部队方面，1933年国会还通过立法批准国民警卫部队在战时派出建制部队参战，加速了自1920年《国防法》之后由民兵制向正规陆军的转轨。
在战略上，1934年罗斯福政府重新审批制定于1924年的“黄色计划”，采取必要时驱逐日军出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建立通向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为主要内容的“边缘战争战略”，将日本作为主要假想敌之一，认真对待来自日本的威胁。
尽管受制于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美国对日战略转变甚慢，但毕竟发生了变化，其巨大的军事潜力开始调动起来，经过数年的发展，形成了强大军事力量。当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就能很快投入对日战争。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攻占大片中国领土，并采取退出国联等行动，打破了一战所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开始促成国际法西斯势力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两极分化和两军对垒。
东亚被首先推入战争的火海，形成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
日本学者内山正熊指出：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和日本退出国联等事件“并不只是日本的问题，其国际反响之大，谓之远胜于日清、日俄两次战争甚至太平洋战争，亦不为过分之言。因为这些战争对于日本虽是巨大战争，其对外影响却不具备世界意义。而满洲事变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时代发生了巨大冲击。”
因此，日本侵占东北及其退出国联行动，“形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起点”。
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也指出：“远东与西方的局势的互相影响是明显的。”
总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只对中日两国带来巨大影响，还使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完全有理由指出，“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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