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授衔仪式上，一辈子没有领兵打过仗的李克农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李克农的这个军衔，实际上是代表在过去岁月里那些隐姓埋名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领的军衔，这其中就包括钱壮飞、胡底。
大名鼎鼎的“龙潭三杰”中，只有李克农一个人是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但是也是体弱多病，身体状况很差。
1962年1月26日至2月6日，李克农抱病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幸因脑软化于2月9日去世。
2月13日，首都各界2500多人在中山堂隆重举行公祭，周恩来亲自主持，当时他在悼词中还特意加了一句话：
“（李克农）在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勇敢顽强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时人认为，这是对在长征时期牺牲的钱壮飞、胡底两位烈士进行的一次补祭。
一
在龙潭三杰中，钱壮飞和胡底牺牲的都很蹊跷。
之前我们考证过钱壮飞牺牲的具体经过，但因为时隔多年，各方面所持说法都有来源和考据，所以实际上并未揭开其牺牲真相。
今天我们聊聊胡底。
胡底其实是被害身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968年，周总理曾在一次会议上谈及胡底牺牲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胡底在与张国焘汇合时被杀害了，因为张国焘在四方面军讲演，胡底在台下说张像法西斯，被张国焘的卫士听到了报告给张，后来就给杀了。”
对这桩历史公案，很多人都是亲历者，包括当时尚在红四方面军的朱老总、刘伯承，他们当时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想要保下胡底，但是没能成功。
胡底的生平其实已经了解的足够清楚，特别是有关顾顺章叛变一节。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以后，钱壮飞通过徐恩曾的密码本将消息传递出后，经由李克农报告了党中央，在当时万分紧张的环境下，钱壮飞还给在天津潜伏的胡底发去了电文。
三人后来都躲过了搜捕，因为暴露身份的关系，随即被送往中央苏区工作，负责政治保卫工作。
李克农调任红军工作部部长后，钱壮飞接替出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胡底在三人中最年轻，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审讯科长，同时还肩负了政治教育工作。
胡底在1932年年底，出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
也就是说，李克农三人先后都担任过同一职务。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胡底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
胡底在长征期间，兼任了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与李克农一起率领保卫局作为中央的开路先锋，对粉碎敌人暗探投毒、恶意宣传起到了积极作用。
同年年底，胡底兼任侦察科长，负责搜集中央红军沿途各种资料情报，并将整理分析的结果上报中央。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贯彻北上的战略，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并以红四方面军总部成立红军前敌指挥部。
同年8月，中央决定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大军。
当时，中央纵队也一分为二，一部分随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的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另一部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
胡底随左路军行动。
因张国焘拒绝北上，导致左路军以及右路军一部分都被其裹挟南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央只好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第1、第3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二
胡底当时正跟随朱老总、刘伯承在红军总部工作，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自然有所了解。
也许是因为年轻气盛的关系，胡底很看不惯张国焘的行径，不光是在背后批评，有时也会在一些公开场合说，令张国焘十分不满。
那时，寄人篱下的日子并不好过，就连朱老总的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胡底的这番言论也让他处于很危险的境地。
刘伯承就为此很担忧的劝胡底：
“老弟呀！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敢胡说八道，要小心。”
胡底满不在乎地说：
“我怕个啥？我才不怕他。”
胡底早年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一直在中央红军，他当然不可能了解到张国焘的狠辣心肠。
后来过草地时，胡底因误食了有毒的蘑菇，整日里发高烧说胡话，不时地还有痛骂张国焘之语，张国焘大怒，不光是收拾胡底，甚至还要把当时在总部工作的李克农一起“卷包烩”，将他们打为“国民党特务”。（钱壮飞那时已经掉队，生死不明）。
胡底的马匹和勤务员都被取消后，他就只能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李走，那时他刚大病初愈，虚弱的根本走不动道，每天都掉队，当时担任后卫的红五军（红五军团）曾多次收容他。
红五军就是原来的红五军团，是宁都起义走出来的一支红军主力。
当年宁都起义后，毛主席曾嘱咐李克农、胡底以及李伯钊，要他们组一个宣传队到起义部队去宣传党的政策，在红五军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红五军团不少领导干部其实都很熟悉胡底，也都心疼他的遭遇。
据开国中将欧阳毅回忆，他原本是任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后来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他当时注意到了胡底的情况后，心痛之余就报告给了朱老总、刘伯承。
在征得两位首长同意以后，欧阳毅就悄悄把胡底留在了红五军照顾。
可没想到的是，才几天功夫就被张国焘知晓。
一天，趁着欧阳毅到军团部开会的功夫，张国焘指示总部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派人把胡底带走，红五军干部战士听说后，立即跑去通知欧阳毅。
欧阳毅闻听大吃一惊，立刻回到部队，商量搭救的办法，当时就有人主张抢人。欧阳毅认为一旦他们贸然去抢人，抓胡底的人可能马上就会下杀手。欧阳毅思之再三，决定还是先汇报。
朱老总、刘伯承闻讯也是吃惊不小，但他们当时自顾尚且不暇，哪有余力去搭救。
刘伯承更是忧虑地说：
“张国焘这是要下杀手啊！”
朱老总担心激化矛盾，因此没同意去抢人，后来胡底被关押期间，他还曾去探望，给他送去了不少东西。
从这天以后，他们就没再见过胡底。
倒是欧阳毅后来曾接到过胡底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受到了很好的照顾，还说要赠送给他自己随身携带的一张毛毯。
欧阳毅心知肚明，胡底的这封信大概率上是被人改过的，如果胡底真的受到了很好的照顾，又怎么会赠送他自己也急需的毛毯呢？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胡底自知时日不多，所以在临终前把自己的遗物赠给了欧阳毅。
欧阳毅身不由己，但出于照顾，还是给胡底送去了一条牦牛腿。
三
1935年9月，张国焘率部再回四川阿坝，并继续南下，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他有意要清理一批不太“听话”的人，借此机会消除隐患。
部队行至斯达坝、松岗之间时，张国焘下令将胡底杀害。
胡底时年30岁。
由于胡底年轻时因为参加革命，与结发妻子决裂，所以他没有后人。
1945年4月七大前夕，胡底的名字被列入了《死难烈士英明录》，他烈士的身份首次得到确认，但遗憾的是，因为正值战争年代，没办法通知胡底的家人。
胡底参加革命多年，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名字其实只是他的化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李克农之子，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钱江写了篇有关父亲以及龙潭三杰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首次提到了胡底原名胡百昌。
当时，在安徽舒城县任教师的胡其昌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文章后，顿时欣喜若狂，因为报纸上给出的信息可以证明，胡底就是他失踪多年的大哥。
胡底是安徽舒城人，1905年出生在一个工商业者兼地主的家庭，父亲胡绪章育有五子二女，胡底排行老大，而胡其昌排行第四。
胡其昌在了解这一情况后，立即给钱江写了封信，希望能得到大哥更多消息。
在钱江的帮助下，胡底尚有亲属在世这件事也得以被中央知晓。
198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写信给民政部部长程子华，认为应该追认胡底为烈士。
1980年12月8日，民政部正式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函，要求安徽省民政厅立刻落实，要求舒城县把胡底的名字列入该县的《革命烈士英名录》，并要求把胡底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消息告知其弟妹。
至此，有关胡底烈士所有的谜团得以完全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