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去年推出非虚构作品《猫鱼》，以克制、深沉的笔法，串联起如烟的家族往事，呈现了几代知识人的心灵史。书中刻画的姥姥、母亲及陈冲自己等女性形象，轨迹从二十世纪初绵延至今，历经乱世、异乡。
无论身处何时、何地，这些女性都在以坚韧的姿态对抗着时代和命运。她们的故事，是百年中国的倒影：无法团圆的母女，未筹的壮志，心死后的重生……
一代代女性精彩的活过。每一代女性，也都有属于她的生命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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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史伊凡：哪个选择没有代价？
“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姥姥在溧阳老家生下了我母亲。一九三四年外公从上医毕业留校后，就把家搬到了上海，一家三口先住在上医校长朱恒璧家，后来再搬到上医分给外公在“祥庆村”的公寓。
我在史料里读到，一九三五年北京发生一 · 二九学运，激起了姥姥这辈年轻人的革命热情。怀着身孕的姥姥与史良等人组织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后发展成中华救国会。据说她匆匆生下我二姨后，就把婴儿留在上海红十字会（即现在的华山医院），自己投入到编辑《中华医学杂志》的工作中去。外公曾经在红十字会实习过一年，所以医院收留了二姨一个多月，她是婴儿室闻名的“超大儿”。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姥姥又一次全身心投入到伤兵医院，直到年底战事失败。沮丧了一段时间后，姥姥决定离开上海。她带着五岁的母亲和三岁的二姨，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然后把她们分别留给了姥姥的父母和我外公的弟弟，只身去伦敦陪读于外公。这段经历给我母亲和二姨带来了久远的心理阴影。
姥姥、母亲和二姨。
一九三九年，姥姥比外公提前从英国回来，但是她没有回到孩子们的身边，而是帮助上医校长朱恒璧完成了国立医学院两次庞大的迁校任务。朱恒璧校长是外公的恩师，两家人的友情非常深厚。他们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
在昆明郊区白龙潭设校（简称“滇院”）。一九四〇年滇院再次跋山涉水迁往重庆，在重庆市郊歌乐山设校（简称“渝院”）。
一九四二年，在日军从缅甸进攻中国大后方的危急时刻，姥姥又被借调到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卫生处，在美国援华抗疟委员会工作，工作所在地为弥渡。一九四三年她才从弥渡回到歌乐山，担任《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
在歌乐山，姥姥和外公终于安定下来，便决定去上海接女儿们到后方一起生活。姥姥出发之前先寄信到上海，在亲戚家寄宿的母亲和二姨接到信后就开始期待。大人们叮嘱她们，只能跟人家说姥姥是从南京过来的，千万别说重庆。姥姥到沪以后，把我母亲接回到自己的父母家，把二姨仍旧留在我外公的弟弟家。过了数日，姥姥到外公的弟弟家来，却不是来接二姨，而是来跟她告别的。她跟二姨解释说，闯过日本人的封锁线太困难了，回沪路上花了一个多月，她实在无力带两个孩子上路，只能带母亲一个人。
在二姨的记忆里，那是她第二次被姥姥遗弃。第一次是她三岁时姥姥去英国，把她交给了亲戚。二姨在回忆录里描写了她那天的感受：
“在一个昏暗的屋子里，我睡在一只笼子般的小床里，周围一圈都是我从没见过的、可怕的脸，我手里捏着一只纸袋，这是我母亲最后交到我手里的，据说里面是几块蛋糕。这个小床和这个纸袋成了我唯一的世界，我紧闭双眼，不哭不哼，据说就这样待了三天。”
五年后从重庆回到上海，姥姥又一次弃二姨而去，还带走了她的姐姐。那时二姨留着两根硬得像棍子的长辫子，姥姥说喜欢。临走拍拍她的头，叮嘱她好好留着辫子。待姥姥一走，二姨就抓起针线盒里的剪刀，把辫子剪掉。
后排姥姥和她妹妹——我的二姥姥，前排左起小姨、“矮好婆”、二姥姥的女儿。
我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上学的时候，借了一本《简·爱》的英文版，带回家读。我那时的英文水平读原文书十分吃力，记得姥姥经常在边上帮我一起查字典，给我解释字典不能回答的疑问。书里有一段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并激起我对远方和未知的向往。
我爬上三道楼梯，推开顶楼的活动天窗，来到铅皮屋顶，极目远望与世隔绝的田野和小山，以及暗淡的地平线。随后，我渴望自己具有超越那极限的视力，以便使我的目光抵达繁华的世界，抵达那些我曾有所闻，却从未目睹过的生气勃勃的城镇和地区。随后我渴望掌握比现在更多的实际经验，接触比现在范围内更多与我意气相投的人，熟悉更多类型的个性……
我没有办法，我的个性中有一种骚动不安的东西，有时它搅得我很痛苦。……一般人都认为女人应当平平静静，但女人跟男人一样的有感觉。她们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也像兄弟们一样需要有用武之地。
我完全可以想象二十岁的姥姥在中央大学文学院第一次读《简·爱》的样子。她一定也向往去发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完善和证实自己，并从中找到生存的意义。姥姥是个失败的母亲，但她无疑爱自己的孩子。她一直保存着我母亲六岁的时候，给她往英国写的信。那一小条发黄的纸对姥姥的价值，我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每次我母亲提及童年被遗弃的事，姥姥脸上的悲哀，我也是在生了孩子后才懂得的。谁的人生没有遗憾，哪个选择没有代价，抑或一切皆命中注定，根本没有选择。
晚年的姥姥虽仍是无神论者，却也与上天对话。这首诗写于她去世前的一年，我一直以为那时她老糊涂了，而她其实在这么清醒和淡定地面对着死亡。她写下这些话，是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诉说的人？这个想法让我伤感。
母亲张安中：无法实现的梦想
“她所失去的一切——亲人、年华、机会——都化成了泪水，冲洗着她心灵的伤口。母亲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大约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亲跟我说，你为两个孩子作出太大的牺牲，耽误了你的事业。她的话令我震惊。我总是觉得，是丈夫和孩子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难道母亲认为，命运赋予了我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和成就，而我却没有孤注一掷地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和理想？
母亲的命没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学跟我说:“‘三年自然灾害’ 的时候，安中怀着你，你外公有两个鸡蛋的补助，×× 就不许他把鸡蛋留给你妈妈，他说这是给一级教授的补助。安中在药理教研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 ××，我们都知道整死张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从来没有机会做科研，她对科学的激情、才华和学识大多都被时代和环境消耗掉了。”
母亲在晒台上
然而，母亲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记得，在炎热的夏天，她和我赤着脚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湿的地板上听广播英语课，跟着大声朗读。
“文革”结束后，欧美医学代表团开始访华，当时外语人才奇缺，母亲常被叫去当翻译。每次活动前，母亲总是跟姥姥一起准备和排练可能聊到的内容。有一次，她们排练见面和告别礼仪，姥姥扮演外宾，跟母亲说，“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 母亲回答说，“It’s my pleasure! ”姥姥说，你也可以说“Oh, the pleasure isall mine.”这样听上去更优雅，也更热情好客一些。我也这样在一旁学到不少课本里没有的英语。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 , 走出了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 结束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母亲参加了那年的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母亲出国前在北京集训时，父亲去探望她。第二年，父亲也考取了公派留学的资格。
母亲有很多笔记本散在家里各处，大多写着人名、电话号码、几时上钢琴课、修理工几时来等。她走后我仔细翻看，才发现她也记录了往事。为什么写过往的岁月？想给谁看？或许她只是不想遗忘。笔记本没头没尾没有年月日，也许那些越来越潦草凌乱的字迹，越来越碎的记忆，是她在迈近生命的尾声。
关于一九七八年出国留学考试，她写了：“上海医学院派出一批三十岁以下的大学生和业务干部，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出国考试，但是这些年轻人由于十年 ‘文革’ 的耽误，业务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未能通过。学院只好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应试，我也参加了，首先是笔试及英语口试，通过后便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去专业面试。
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正好是父亲生前很感兴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报告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些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试顺利通过了，当我起立告别时，主考官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这时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也刹不住车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
这位“主考官”是谁？他是否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经的才华和炙热？他给母亲出的考题是什么？
母亲跟实验室的同事们。
姥姥曾用工整秀丽的手迹，写下了六页生平重要年鉴，她传奇性的生命中却有十年是“空白”的 ：“一九六七十年动乱，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张昌绍得以平反。”这两行字背后有多少诉不尽的血泪和沧桑，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
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掩面跑出面试厅，沿着外公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路线，从太原路拐角的书报亭，穿过肇嘉浜路，沿枫林桥路跑进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亲人、年华、机会——都化成了泪水，冲洗着她心灵的伤口。母亲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陈冲：被遗忘的爱之夜
“我曾经以为，我的青春被毫无意义的儿女情长燃烧掉了，但也许正是那些灰烬的记忆铸就了我，并仍然铸就着我。”
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中途，我经停了 W 所在的城市。他坐地铁到机场接我，我们又坐地铁回他的公寓，一路拉着手。W 住在一栋美国政府拨给越南和柬埔寨难民住的楼里，屋子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旧床和旧桌椅，一只小书架，窗帘好像是洗薄了的被单，墙上挂满了日用品。
我看到书架上有一本中英对照的《茵梦湖》，跟我的那本一模一样。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英文书，好像就是在读了《茵梦湖》后，我相信人一生只有一次真爱。也许是想到湖中那朵可望不可即的白莲，那段可望不可即的爱情，我有些伤感，他抱住我，问我想不想做爱。
我没有听懂，那时我连起码的生理卫生知识都没有学过，也完全不知道男人女人最终要做的那件事是什么。在他之前，欲望的释放是本能和懵懂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他温柔耐心地教我，我们长久地亲吻，在黑暗里探索，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他的身体。那时眼睛只是去了手指已经熟悉的地方，牵动了手指的记忆，灵肉合在一起。最后那天晚上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你现在快乐吗？我说快乐。他说，那我们继续这样不好吗？
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院的中国同学们首次驾车到旧金山。
从湖边回到他的公寓后，有一天，他去了工作的地方，留下我一个人在家。不记得为什么—也许出于好奇，也许出于无聊—我打开了他的壁橱，看到头顶的架子上有一只鞋盒，里面装着一本日记，还有大半盒的信。我打开几封我写给他的信，想象他在房间里读它们的样子。
在我的信下面，我看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再往下，我看见更多从北京寄来的信，都是同样认真幼稚的字迹，我拆开来读，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她思念他，思念他的手、他的唇、他的身体，她想跟他回到圆明园，她想跟他地久天长。原来他寄给我的圆明园素描，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画的，那天他在跟她拥抱亲吻。我用颤抖的手，翻开他的日记，他写了离开新帕尔茨那天黎明，我的嘴里有一股甜味，身体是烫的。再往前翻，他在新帕尔茨见我之前，跟夏威夷的旧情人一起……
我胃痛，冲到厕所去吐。后来我是怎么面对他的，怎么到的机场，跟他说了什么，我都记不清了。
我有一位叫晓虹的朋友，她长我十几岁，善解人意，在那段时间支持和保护了我。后来我知道，她也才跟挚爱分手不久，深知爱和失去的疼痛。她用了一句很有治愈力的话安慰我：人必须经历两次死亡才能成熟——一是理想的死亡，二是爱情的死亡，成熟是死亡后的重生。
记忆中那些还没有化为尘埃的东西，肯定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了。当时我正在失恋的抑郁中，怎么在这张照片上我这么快乐? 或许，这只是瞬间的遗忘；或许，人最难忘的就是被灼伤的剧痛，所以才有烙印之说法。
很久没有跟晓虹联系了，我去电问她，是否还记得我的“那件事”，她说历历在目…… “你那天晚上陪他去了医院，医生说他的鼻梁被打裂了，你买了机票陪他飞去旧金山他姐那里养伤，回洛杉矶后在我那儿住了几天。那几天你把所有的存款都用完了，我给了你一些钱。你跟我说不再相信爱情，不再相信男性的友谊，他们只想进入你的身体，占有你”。
她的话让我想到，有一段时候，我经常梦到面目不清的男人，拿着很大的针筒，追着给我注射，我惊恐地逃跑，腿脚却沉重得像铅。晓虹挂了电话后，又给我发了几条微信，她说在“那件事”以后，我开始闯荡好莱坞。“有一天你去面试，回来到我家，你说看到镜中浓妆艳抹的自己都讨厌自己。我说既然这样就不要演电影了，你说不，它是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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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非虚构长篇作品
人的生命就像猫鱼，
卑微、弱小，却坚韧地活着
在日常之中，期待奇迹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