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8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蒋胜男提了许多广受关注的建议和提案，其中不少推动了政策的改变。蒋胜男告诉经济观察报，这几年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和提案，对她来说都“非提不可”。
作者 |张铃
图源 |图虫创意
在2025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蒋胜男提出的关于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的提案，成为讨论度最高的提案之一。
蒋胜男是知名作家，代表作有《芈月传》《燕云台》《天圣令》等。过去8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蒋胜男提了许多广受关注的建议和提案，比如增加男性陪产假、提高性同意年龄、推进法定婚检、保障配偶知情权、拐卖儿童买卖同罪、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落实八小时工作制、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为基层减负、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等。
这些建议大多关心妇女儿童的权益、关心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其中不少推动了政策的改变。蒋胜男告诉经济观察报，这几年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和提案，对她来说都“非提不可”。
以下是经济观察报与蒋胜男的对话：
改变发生了
经济观察报：2024年，你提出的推进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提案，已经被写入了法律。为什么会关注这个问题？提交提案后是怎么推动现实改变的？
蒋胜男：2022年，我建议推进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卖同罪时发现，拐卖并不是发生在我们想象中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同时交通比较发达、经济不算差的地方。我做了调研，发现很多地方买媳妇、高彩礼都是因为女性少，男女比例失衡。
为什么人们一定要生儿子？传统文化中确实有重男轻女思想，一些地方移风易俗也做得不够好，但是，不可能所有想生儿子的人都被封建思想浸染了，有一些想生儿子的人是有利益取向的。我做调研时，有人说了一句话：“生儿子有地分。”所以，我又去调研农村集体经济，发现女性权益的保障不够。
我们国家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村的生产活力被激活了，这个政策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与此同时，这个政策又和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结合起来，因为户主是爸爸，是丈夫，甚至是儿子。农村有一些女性的土地权益没有被照应到。比如，人们默认出嫁女的土地在丈夫处，一旦离婚，夫家就没有她的地，娘家也没有她的地。再比如，一部分大龄未嫁的女性在到了一定年龄时，她原有的土地权益也被取消掉。
我为什么要在去年提出这个提案呢？因为我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在征求意见，即将出台，我也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在提意见。我就想，如果我能在这个时间节点把它作为提案提出来，是有可能把民意反馈到法律中去的，有可能对条文的修改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
去年两会上，我的提案就得到了全国政协提案委的重视，并被迅速反馈到相关部门。202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最终通过，我提出的意见被写入了法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
我觉得这些内容被写进法律，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力量，包括立法者，包括撰写条文的法律工作者，也包括在征求意见期间所有提交意见的呼吁者。大家都在为这件事接力，我也在其中接了一棒。
2024年年底，我收到了中国政协提案委“提案办复证书”，这是比较难得的，我的提案在当年得到了完全办复。这就说明我提出的这条提案被接受了，而且已经办妥了。我也是第一次拿到这个证书，我非常欣慰。
经济观察报：过去8年，你的很多建议都是广大群众非常关切的问题，其中还有哪些推动了现实的改变？
蒋胜男：还是比较多的。
比如，2019年，我在做全国人大代表时提出了加强外卖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那时，外卖网站上线不久，还比较自由，人们可以自行在网站上开户成为商户，就像开淘宝店一样。有人和我反映，一些没有卫生资质的人也能注册成为商户，外卖员有没有中途打开过或吃过食物也无法保证。我是网络作家，所以经常会在网络上跟读者沟通，有人就告诉我，打工人、年轻人吃外卖比较多，对外卖非常依赖，对外卖食品安全有很大疑虑。
那一年，我的这一建议成为全国人大十大重点建议。我应邀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省、市、区级监督管理局一起去杭州市西湖区做调研，我们走访了外卖平台、餐饮店家、外卖骑手驿站，讨论如何去改进外卖食品安全。
后来，外卖平台的数据都被接入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后台，政府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调阅外卖平台商家的持证率、从业人员持证率，也可以直接看到人们关于食品卫生安全的投诉。那一年年底，外卖平台商家和从业人员的持证率从原来的60%多提高到了96%以上。拿到外卖时，人们可以看到外卖上有一个封条，能够保证外卖从出餐到手中的过程中没有被打开过。
这件事让我非常受鼓舞，原来我提出的建议真的能让现实得到很大的改变。
我在2019年提出的另一个建议也让我印象深刻。作为网络作家，我和同行有个共识：网络文学的原创维权太难了。有些地方对于知识产权的理解就仅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包括司法部门也是如此。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律师。法律界专家告诉我，现有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是按照过去的思路来的，培养出的是法理型人才，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缺失的。
根据这些专家的意见，我写了关于推进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建议。这个建议也得到非常大的反响，几十名高校教授和法学界前辈联名写来感谢信。这一年的下半年，这个建议得到教育部反馈，知识产权应用型人才被纳入人事劳动部门的职称评审考评。第二年，国家知识产权就开始在高校示范建设，110所高校开始试点进行知识产权人才培养。
2020年，有一个叫“紫丝带妈妈”的群体找到我，在离婚以后，她们的配偶无视法律判决，恶意抢夺、藏匿孩子，一些法院也因为抢夺、藏匿者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而执法不力。第二年，我就提出了关于完善拒执罪的司法解释的建议，此后两年，关于恶意抢夺、藏匿孩子的拒执罪执行有了很大进步，有很多妈妈联合给我写了感谢信，在网上给我留言致谢。
2022年，我关于买卖同罪的建议也成为那一年的全国人大十大重点建议，对打拐事业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需要更多人“接一棒”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把你称作“女性的代言人”“人民的好代表”，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标签？
蒋胜男：我是比较开心的。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大家原本就在做的，只是我作为代表、委员，我看到了（大家的努力），我添一份力。我一直觉得，我只是在一场场接力赛中，主动地去接了一棒而已。很多事情的整体完成是靠大家共同的努力。
经济观察报：需要更多愿意主动去“接一棒”的人。
蒋胜男：是的，我觉得中国司法的进步、社会的整体向好，是需要每个人出力的。
经济观察报：很多人可能也想参与公共事务，但不知道怎么参与，或感到困难，你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鼓舞吗？
蒋胜男：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得很好的，最早时，我也是在地方参与献言献策。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意见箱、市长邮箱，大家都可以去献言献策。平时在单位里工作时，大家也可以献言献策。大家也可以实地去帮助别人做很多事情，你做了这些事情，别人都能看得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人人都去参与，人人都去发声，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且你发声多了，你就会被人看到。
经济观察报：你本身是一名作家，是不是也是一直参与和发声、一步步被人看到，才成为代表、委员的？
蒋胜男：是这样的。早些年，我在艺术研究所工作，单位里或市文化局有建言献策的机会时，我都会积极参与，这样渐渐就会被人看到。我参政议政的能力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提升的，谁都不是一开始就能做得很好的。
经济观察报：你会和网友、专家有很多沟通，可以具体讲一讲这种沟通吗？
蒋胜男：提出建议前，我会做大量调研。有的建议是有人向我反映的，也有一些建议虽然没有人直接向我反映，但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人们的呼声，我就会针对性收集资料。有时，我觉得收集的信息比较匮乏，去走访一个地方也只能拿到一个地方的数据和情况，我就会在网络上公开征集。
比如，去年我在做为基层减负这一提案时，就在微博上公开了我的邮箱，也鼓励大家在微博文章下面留言。后来，我收到了几千条留言、七八十封比较长的邮件，而且来自天南地北。网友给了我非常多的数据，其中包括一些详细的、具体的案例。我发现基层的一部分负担甚至被转移到了中小学教师身上，这一点我之前只是听说过，但不了解具体情况，这些留言和邮件给了我大量数据。
我提出为基层减负这一提案后，在分组讨论时，一位领导同志来走访探望，他特地提到：“《芈月传》的作者蒋胜男今天提了为基层减负，这个挺好。”去年两会结束后，大概三月底，很多地方就开始出台减负文件了。很多人和我说，“蒋老师，您这个提案真有效，我们原有的很多打卡、竞赛、截图上传任务都取消了。”
每一个建议都“非提不可”
经济观察报：你曾说过，第一年当全国人大代表时有点紧张。
蒋胜男：我是在2018年1月的浙江省两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2月我就要参与集中的会前培训，要提交建议。当时，我整个人是比较慌的，时间那么短，我该说什么？所以，当全国人大代表的第一年，我处于不知道该写什么、说什么的状态。
那年，我写了一个关于维护原创的建议，因为没经验，拉拉杂杂的把能想到的全放进去了。在一个建议里头，提了那么多的要求，该哪个部门接收？不晓得。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其实“一事一议”就是你希望某件事情向某个方向改变。
经济观察报：你提的很多建议都是公众关注的民生问题，其中不少和女性权益相关，你主要关心什么样的问题？
蒋胜男：我在参与宣讲时，曾有基层人大代表问我：应该提什么样的建议？你怎么有那么多可提的建议？我说，其实我的建议来来去去也就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妇女儿童的权益问题，也就是生存问题。在生活中，女性会遇到很多问题，每一个问题背后都包含着很多复杂问题。比如生育率下降，背后就涉及婚姻中的保障、离婚冷静期等等，仅仅围绕这一个问题，每年都会有新的可讲述的东西。
第二个是文学原创的维权和保护问题。每一年，我基本上从会从这个话题中衍生出建议，比如知识合同的问题、成立全国网络作家协会的问题。
第三个是年轻人的生存状态问题。从一开始的外卖安全问题，到后来的“996”、35岁边缘化问题，都是年轻人、打工人遇到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在这8年的履职过程中，有没有问题会让你有“这个建议我非提不可”的感觉？
蒋胜男：有很多。比如35岁边缘化问题，我是非提不可的；“996”问题，我是非提不可的；“紫丝带妈妈”的问题，我是非提不可的；拐卖妇女儿童的买卖同罪，我也是非提不可的。如果一个问题不是已经到了非提不可的程度，我也会再考虑考虑的，放到两会去提了，那就是已经非提不可了。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