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冬夜冷得刺骨，霓虹灯在写字楼玻璃上晕开一片片光斑。我盯着电脑屏幕，手指机械地敲击键盘，喉咙像被砂纸打磨般灼痛——连续三周熬夜赶项目，免疫力终究溃败了。凌晨两点半，我裹紧羽绒服冲进24小时药房，测温枪“滴”的一声显示39.2℃，药房店员递来退烧药时摇了摇头：“得去医院开证明才能请假吧？”
次日清晨，华山医院的候诊大厅挤满咳嗽声。自助挂号机吐出第187号就诊单，我缩在塑料椅上发抖，看电子屏数字缓慢跳动。诊室里，医生用听诊器贴着我的后背：“重感冒合并支气管炎，必须休息三天。”打印机“咔嗒”响着吐出诊断书，鲜红的印章下压着“静养”二字，仿佛盖下某种赦免令37。
攥着诊断书踏入公司时，主管正在训斥迟到的实习生。我将证明推到他面前，他扫了一眼皱起眉：“项目后天上线……”话音未落，一阵剧烈咳嗽打断了他。茶水间的微波炉“叮”地响起，隔壁工位的张姐端来姜茶：“小周，体温计借你，下午别再硬撑了。”
请假邮件发出十分钟后，手机弹出主管的回复：“好好休息，需求已转给小李。”我蜷缩在出租屋的被子里，听着窗外高架桥的车流声，忽然想起药房店员的话。这座城市像一台永不停歇的精密仪器，但此刻诊断书上的红章、保温杯里的姜茶、同事转发的止咳偏方，都在齿轮咬合的缝隙里渗出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