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这是周恩来总理对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作出的评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张治中与周恩来有过一段跨越党派40年肝胆相照的交往经历。
他们于少年意气风发时相识，中年时既是政治对手，又是惺惺相惜的知己，他们私下里以兄弟相称，但在谈判桌上又针锋相对，虽是兄弟，寸步不让。他们之间有太多太多的不解之缘。
1924年，张治中与周恩来，初识于广州黄埔军校。
彼时，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任教育长，两人因共同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惺惺相惜。
周恩来说张治中“是国民党中真正理解并执行孙中山革命理想的人”。
在军校中，张治中主动旁听周恩来的政治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实践令他耳目一新。他甚至秘密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但周恩来考虑到国共合作的敏感性和张治中的国民党高级身份，婉拒道：“中共不吸收国民党高官入党，但保证暗中支持你。”
这一决定虽让张治中遗憾，却为他日后成为国共桥梁埋下伏笔。
两人在私交上更显亲密。1925年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时，张治中自费操办婚宴，甚至将周恩来灌醉，这段趣事成为两家代代相传的佳话。
然而，随着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张治中选择避居军校教育岗位，避免与中共直接对抗，周恩来则转入地下斗争，两人联系中断十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长沙重逢。此时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常驻长沙。
1938年，蒋介石为实施“焦土抗战”，密令焚城，张治中虽提前通知周恩来撤离，但因执行失误导致数万百姓丧生。
面对舆论压力，周恩来不仅未落井下石，反而帮张治中修改了《长沙大火真相》文稿，客观分析责任，并劝慰道：“罪在焦土政策，当务之急是收拾人心。”
这份患难中的支持，令张治中终生铭记。
1941年皖南事变后，张治中冒死向蒋介石呈递万言书，痛陈“此举破坏团结，正中日军下怀”，虽未被采纳，却展现了他支持国共合作的坚定立场。
1941年，当国民党企图阻挠周恩来与美方代表会面时，张治中公开反对软禁计划，直言“此乃小人行径”。这种超越党派的坦荡，正是基于对周恩来人格的信任。
后来抗战胜利后，张治中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曾分别代表国共两党展开激烈交锋。
张治中三赴延安接送毛泽东，甚至让出私宅“桂园”作为中共代表团驻地。
周恩来则敏锐察觉安保隐患，提议“警卫工作交重庆警备司令部，你的人换便衣暗中保护”。这种既合作又制衡的智慧，确保了谈判顺利进行。
1946年新疆和谈期间，张治中践行对周恩来的承诺，顶住压力释放131名中共被捕人员，并周密安排护送回延安。周恩来感慨：“若晚一步，这些人恐遭不测。”
而当1949年北平和谈破裂时，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被周恩来留在北京。
周恩来以“西安事变已负张姓友人，今日不可再负你”力劝张治中留在大陆，并对他道：“至于嫂夫人和家里人，由我安排，尽管放心！”
周恩来之所以能作此保证，自然是有根据的，原来他早在张治中决定留下不走时，即紧急通知有关部门，责令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想尽一切办法，将张治中的家属全部安全送抵北平。
而当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秘密找到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得知是周恩来特意安排他们一家人前往北平时，洪希厚毫不犹豫地表示答应。
次日中午，张治中即在北平西苑机场见到了从飞机上走下来的夫人和孩子还有弟弟一家人。
得见家人，张治中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于他这样常年领兵在外的军人而言，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能与家人团聚，那种惊喜和高兴是难以言表的。
家人团聚，张治中彻底打消顾虑，并于1949年6月26日发表了《对时局声明》一文，彻底与国民党决裂。
“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以我所见所闻的，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新的趋向，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能力把国家危机挽救过来，还可希望把国家搞好，断不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民族，已可得到证明……我觉得，各地同志们，应该惩前毖后，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努力。”（《对时局声明》一文节选）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建国初期，中国百废待兴，经济状况很差。这时，张治中虽被安排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但当时的供给制，他每月只180斤小米，他的几个子女每人每月27斤小米，住的是普通公房，子女上学、结婚、就业，处处需要开支。
张治中此前在国民党时，虽官职很高，但两袖清风，是个穷官，资产主要是不动产，家人到北平仓促，也没有带多少钱财，再加上一家人人口多，一时之间陷入经济拮据，生活紧张的窘境。
这时，对于家中拮据状况，张治中其实本可以开口，但他看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家庭生活都很清贫，根本开不了口，更别说提什么要求了。
思前想后，他只好安排二儿子张一纯去向傅作义借钱。想着凭借和傅作义昔日国民党同僚的关系，先解燃眉之急。
很快，张一纯由有关人员领着，来到傅作义家里，按照父亲交代的，提出要借250块银元。
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家里的经济状况要比张治中好很多，对张治中登门借钱，他很是同情，二话不说便拿出500银元递给了张一纯，并说以后文白（张治中，字文白）一家有任何困难尽管找他。
事后，傅作义在和周恩来交谈时，无意中提及张治中让儿子找自己借钱的事情。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恩来李济登门拜访了张治中一家，并从有关费用中批示有关部门，拿出6000块钱资助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
再后来，得知张治中腿神经痛的老病复发，行走困难，他又亲自安排中央军委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赴苏联请来专家给张治中治腿疾。
张治中感念周恩来的关怀，更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建设和和平统一大业中。
建国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为祖国的繁荣和统一辛勤工作奔走，获誉“和平将军”。
在一段风雨岁月中，周恩来将张治中化名“林友文”送入301医院，并公开声明：“他是三到延安的朋友！”
这种庇护，一直延续至生命的终点。
1969年4月6日，张治中将军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张治中去世后，统战部的意思是不搞告别仪式，但周恩来却坚持，一定要搞个仪式，并说：“我参加，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
4月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张治中将军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周恩来亲自鞠躬送别这位少年意气风发时结识于黄埔军校，最终先走一步的老朋友。
后张治中将军被安葬于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至此，庇护仍未停止。
1975年11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加重，病榻之上的他除了接待前来看望的各级领导，还惦记着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仍派秘书和总理办公室主任代表他和邓颖超去看望张治中一家，转达他的问候，并询问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需要他帮助解决。
事实上，七十年代，张治中一家人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不再存在什么困难，但周恩来依然想尽办法帮助张治中一家。
1975年末，周恩来总理病危之际，他还让工作人员把自己的稿费和平时省下来的办公费共计5万余元，送到张治中家里，力求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张治中与周恩来的交往，证明了一句话，真正的政治家，既能坚守立场，又能超越党争；真正的友谊，既需肝胆相照，更需家国共担。一如张治中之子张一纯所言：“父亲与周叔叔的交往，始终围绕着如何让中国少流血、多进步。”
素材来源：
[1]熊坤静.周恩来与张治中鲜为人知的黄埔情谊[J].党史纵览,2018,(09):4-6.
[2]孙子.周恩来、张治中、邓颖超之间的秘闻[J].湖南档案,2002,(01):27-29.
[3]张素我,苏峰.回忆父亲张治中的一九四九年[J].中共党史研究,2009,(07):8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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