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时代下，人们将上班赚钱自嘲为“牛马”，这种集体情绪的背后，是资本高度集中、劳动异化加剧、个体价值被压缩的现实。若将这一现象置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对比，最贴近的并非某一具体朝代，而更像是多个历史阶段的“复合态”——既有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性，又有工业革命初期的剥削性，同时夹杂着后现代社会的精神虚无感。
一、与历史阶段的类比
1.秦制之影：高强度集体劳役
秦朝“黔首”与当代“打工人”
秦朝推行严苛的“编户齐民”制度，百姓被迫参与长城、驰道等巨型工程，赋税徭役占收入的三分之二（《史记》载“收泰半之赋”）。当下“996”“大小周”工作制下，部分劳动者的时间、精力被系统性榨取，月薪看似体面，但换算时薪后甚至低于古代短工。两者的共性在于：个体的劳动成果被权力或资本以“宏大叙事”的名义征用，秦代是“大一统帝国”，当代则是“经济增长”“福报论”。
人身依附的变形
秦代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现代人则被房贷、社保、学区房等“软性锁链”捆绑。表面自由择业，实则一旦脱离职场轨道，便面临断贷、断保等生存危机，与秦代“脱籍者斩”的威慑异曲同工。
2.明清流民潮：无根化的漂泊感
失去土地的农民vs.城市“新穷人”
明清因土地兼并加剧，大量农民沦为流民，涌入城市成为手工业者或苦力（如《醒世姻缘传》中描述的“浮食奇民”）。如今，年轻人离开乡土涌入一二线城市，成为“租房一代”，收入大半用于支付房租和消费贷，陷入“工作-消费-负债”的死循环。两者都处于**“无恒产者无恒心”**的悬浮状态，缺乏安全感。
“内卷”与“马尔萨斯陷阱”
明清人口爆炸导致人均资源锐减，底层为谋生竞相压价（如江南织工“日值银三分”）；当代职场“35岁危机”“学历通胀”同样源于劳动力过剩下的恶性竞争。不同的是，古代是生存资料的内卷，现代则是发展机会的内卷。
3.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异化劳动的复现
血汗工厂与“算法囚笼”
19世纪英国工人每日劳作14-16小时，童工死亡率高达25%（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如今，外卖骑手困在系统算法中，程序员为“OKR”熬夜猝死，表面是“自由职业”，实则被数字技术深度监控。马克思所言“工人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在算法时代进一步升级为**“数据牲人”。
阶级固化与“镀金时代”
19世纪末美国“镀金时代”，1%的富豪掌握半数财富，普通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的机会渺茫；今日“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的焦虑，与之高度相似。社交媒体营造的“精致生活”假象，恰如当年洛克菲勒的慈善秀，掩盖了尖锐的社会矛盾。
二、当下时代的独特性
1.精神虚无：比古代更深的荒诞感
古代农民虽苦，但宗族、信仰（如“善恶有报”）提供意义感；现代人在消费主义与绩效主义夹击下，陷入“空心病”。《人类简史》指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富裕，却也比任何时候更焦虑。”短视频、游戏等短期快感成为麻醉剂，恰如《美丽新世界》中的“嗦麻”。
2.技术赋权与奴役的双刃剑
互联网看似赋予个体发声权，实则平台通过“信息茧房”驯化思维；灵活用工模式鼓吹“为自己打工”，实则将风险全部转嫁给劳动者（如滴滴司机无社保）。技术本可解放人力，却因资本逻辑反成枷锁。
3.全球化的悖论
秦代劳役限于中原，明清流民不出九州，而今天“牛马感”是全球资本主义链条的结果：东南亚工人组装iPhone，中国程序员为硅谷公司写代码，非洲矿工挖钴矿供新能源车……“牛马”不再是一国一地的命运，而是系统性的全球剥削。
三、历史的启示：出路在何方？
秦制的教训：严刑峻法无法解决根本矛盾，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提醒当下需警惕系统性不公的爆发。
工业革命的救赎：欧洲通过工会运动、福利制度缓和矛盾，说明制度性改良的必要性。
技术伦理的重构：借鉴道家“天人合一”思想，让技术服务于人的解放而非异化，如推行“全民基本收入”（UBI），剥离生存压力与劳动捆绑。
当下时代是“秦制效率+资本逻辑+技术异化”的混合体，比任何单一历史阶段更复杂。若说像那个时代，它更像是“所有剥削形态的集大成者”。但历史也证明，压迫愈深，觉醒愈切——从秦末农民起义到欧洲工人运动，再到今日“躺平”“反内卷”的亚文化抵抗，“牛马”终将在斗争中改写自己的人生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