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夫·平卡斯（Steve Pincus）
英国历史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历史，特别是光荣革命和英国外交政策。
为什么有些革命形成了比较开放的政权，另一些革命却形成了更加高压而封闭的社会？为什么有些革命创造了更具竞争性的政治文化，而有些革命却创造了不那么多元的政权？
上述问题自然是从巴林顿·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中提出的经典问题演变而来的。摩尔问，为什么有些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有些国家成为法西斯国家，还有一些国家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他的答案包含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细微分析。不过可以简单地予以概括。摩尔认为，在英格兰、法国和美国，“资本主义和民主”是“通过一系列的革命”实现的。摩尔总结说，这些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这是因为“独立而活跃的城镇居民阶层始终是议会民主制发展的关键要素”。摩尔干脆地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对比之下，摩尔在德国和日本看到的是缺少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时候，没有出现“汹涌的革命浪潮”，最后的结果就是“法西斯主义”。这些国家的情况跟英格兰、法国和美国不同，开启现代化的是强大的“上层地主阶级”。尽管摩尔把这种模式称为“自上而下的革命”，但他明确指出，这是没有革命活动的革命，现代化开始的时候没有发生“民众革命动乱”。被摩尔归入这一类别的案例就是我所说的没有革命的国家现代化计划。最后，发生在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主要但不是只发生于农民之中”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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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
[英] 史蒂夫·平卡斯 著
聂永光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2月
尽管史实周密、分析敏锐，摩尔的论述最后还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法国大革命和英格兰内战之后的时期都谈不上民主。拿破仑当然歌颂了法国人的形象，也确实编纂了法国的法典，但是拿破仑谋求法国旧有的霸权目标，并不是为了在政治上支持民主政权。英格兰内战爆发之后，查理一世迅速在1649年遭到处决—正如我在下一节所说的—但这没有跟议会民主制无缝衔接。查理二世，以及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且詹姆斯二世对此贡献尤其突出。只有1688年的暴力民众革命才能将这一政权推翻。如果拿破仑没有被打败，如果詹姆斯二世在1688年击溃了革命者，这两个国家通往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就会困难得多。强大的资产阶级并不必然产生议会民主制，自上而下的国家转型也不一定会导向法西斯主义。丹麦和瑞典都经历了专制国王领导的国家现代化，但是两国都更靠近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法西斯主义。摩尔的分析有一些基本的道理，但是他的论点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历史的牵强附会（feats of historical gymnastics）。
关于为什么一些革命产生了更加民主的政权，另一些革命的结果却是更加威权的政权，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另一种答案。阿伦特认为，法国革命最后走上“毁灭之路”，美国革命却创造了一个民主社会，原因与革命者的目标息息相关。阿伦特哀叹，从“法国大革命的后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革命者都觉得更为重要的是改变社会结构……而不是改变政治领域的构造”。关注社会而非政治问题的革命必然会产生威权政权。这是因为革命的能量转移了，不再关注自由问题，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由于苦难的迫切性，法国大革命的方向几乎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自由）原则的路线，”阿伦特认为，“决定这一点的是摆脱贫困而非暴政的迫切需求。”阿伦特指出，这样的逻辑“推动暴力连绵不断地释放”。
阿伦特对革命的不同政治后果的解释甚至比摩尔的更加悲观。跟摩尔一样，阿伦特将革命的后果与“历史阶段”联系在一起。摩尔认为民主和法西斯阶段已经过去了，阿伦特却认为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革命者一直寻求解决的都是社会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然而，阿伦特的分析存在重大的历史问题。社会议题是英格兰光荣革命的一部分，正是这场革命为议会民主制铺平了道路。社会议题在17世纪末的英格兰革命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在阿伦特看来，正是约翰·洛克（1632—1704年）首先提出了社会革命支持者的核心思想，“劳动和辛劳”（labour and toil）不是“没有财产的人不得不从事”的活动，“反而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洛克认为劳动创造财产，还可能带来无限的财产；所以人类是可能消除贫困的。正是受到这一思想的激励，1688—1689年革命的许多支持者决心把英格兰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制造业社会，从受到原材料不足制约的社会转变为由人类创造的无限可能性推动的社会。更能削弱阿伦特论点的是，被她列为典范的政治革命，也就是美国革命，同样具有社会维度。蒂姆·布林的新作将“消费者抵制”当成他的美国革命叙事的核心。“美国革命，”布林指出，“是第一场围绕普通人与消费产品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当英国的征税剥夺了令北美殖民地臣民得以感受文明的消费品时，他们就变成了革命者。社会问题是美国革命者关注的焦点。
那为什么有些革命缔造了民主国家，另一些革命却诞生了威权社会呢？答案跟发生革命的社会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关系。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法国大革命和其他革命一样，“创造了传教士般狂热的氛围，事实上，它呈现出宗教复兴的所有面貌”。革命者的立场非常坚定。他们主动拒绝任何妥协。面对政治阻力，可以自行其是的革命者就会强迫人民接受自由。然而，当革命国家依靠对外贸易来维持经济生存时，他们就反过来依赖商人群体。商人群体要求信息自由传播，好进行贸易，因而敌视垄断信息的威权政权。我怀疑正是由于对外贸易团体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1688年后的英格兰和建国初期的美国才没有采用一党统治。这两种情况下，商人群体的资源对国防都至关重要。在经济相对自给自足的国家，比如拿破仑治下的法国、中国和苏联，由单一优势党派组成的偏向威权的政权都取得了胜利。由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石油收入，伊朗始终能够保持社会封闭。古巴虽然不能经济自足，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在其发展时期，卡斯特罗政权能够依赖单一的贸易伙伴，也就是苏联。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只是在完善巴林顿·摩尔的论述。并不是说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伊朗有强大的资产阶级，古巴也有规模可观的资产阶级。更确切的说法是，除非国家的生存取决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尤其是那些从事外贸的资产阶级—否则就没有民主。因为革命国家有传教士般的狂热倾向，很难容纳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意见。只有在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不跟资产阶级和国际经济利益集团协商就生存不下去的时候，民主才会继续存在。重要的不是资产阶级的规模或品质，而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有志于解释革命的政治后果的学者应该少关注革命社会的阶级构成，多关注社会的国家财政结构。
在我一直的探究中，方法论和解释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国家现代化是革命的先决条件，那么学者就问错了问题。学者应该把革命研究分解为三个问题，而不是提出一整套令人费解的革命成因，或者像过去的文献那样，罗列各种各样的前提和促成因素。第一，为什么国家要现代化？在我看来，斯考切波提出的国际背景分析对于解答这一问题最有帮助。第二，为什么有些现代化的国家爆发革命，其他的却没有爆发？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不是很清楚。第三，都是让相互冲突的现代国家模式展开较量，为什么不同的革命会有不同的政治结果？这个重要问题的答案同样不甚明了。革命研究者提出的成因大杂烩没有区分这些问题。我推测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跟国际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跟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资源密切相关，而要回答第三个问题，最好先了解有关国家在经济方面自给自足的程度。
无论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什么，主流模式的革命解释都错误地假设革命是在旧政权无法适应形势变化时发生的。相反，只有当旧政权致力于国家现代化时，革命才会发生。“我们能够记录下来的最为明显的一致性之一，”克兰·布林顿在他关于革命的初步讨论的补记中提出，“就是我们每个社会为了改革政府机构而付出的努力。”同样地，希拉·菲茨帕特里克在其俄国革命分析中总结说，1917年之前的政治领域“有进步”。“但是”，她认为，正是进步“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动荡和政治动乱的可能性”，“社会变化越快（不论变化被认为是进步还是倒退），就越不稳定”。这些历史洞见可能会对我们思考革命的方式有所启发。革命不是颠覆传统国家的斗争。只有在政权出于某种原因决定启动宏伟的现代化计划之后，才会发生革命。所以革命会让不同的现代化推动者相互对立。
本书的其余部分专门用来描述17世纪末英格兰的两个相互竞争的现代化计划的发展。到1688—1689年，这两个现代化计划才发生了直接冲突，但其支持者早就开始锤炼他们的论点了。尽管1688—1689年是转折点，但是一个现代化计划战胜另一个计划的全部影响要到17世纪90年代才能看清楚。可以确定的是，詹姆斯党和威廉派的现代化计划之所以能够实现，都是因为17世纪末英格兰与欧洲大陆的重大社会和经济差异。两者都因为17世纪末法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军事的激烈对抗的影响而变得十分紧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