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兼二十军军长杨森因患急性盲肠炎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做完手术之后，医生嘱咐还要静养等候拆线。
静养了一个星期，杨森就听说马守要塞失守了，他的部队已经奉令扼守湖南、江西交界的浏阳，在长沙东面担任防御。马守要塞是长江江面上最重要也最复杂的一处军事工程，有“水上马奇诺”之称，当初为了修建这一要塞，花了一年多时间，仅施工人员就将近八百人。如此被寄予厚望的要塞居然失陷得这么快，出乎杨森的意料外，也让他领会到了上级急于部署长沙防御的良苦用心。
长沙不但是湖南省会，还是西南门户的枢纽。日军很可能会运用他们惯于采取的迂回战术，穿越赣北，直抵长沙，而长沙一失，大西南也就失去了屏障。此后敌人根本用不着攻打武汉，只需南下衡阳入桂攻黔，然后西据常德，再穿过湘鄂黔边境，便可以直捣重庆，到那时，整个抗战形势都将陷入绝境。
杨森归心似箭。等到拆完线，上级探问病情的电报也一封封飞来，既是关心，更是催促，希望他能早日出院，前去浏阳、长沙指挥作战。看到电报，杨森哪里还能再安之若素。医生见状，赶紧告诫他：医院有严格规定，拆线后仍须休息若干时日。
杨森统统听不进去，大丈夫宁可马革裹尸，岂可老死在病床之上？他掀开被单。一跃而起，吩咐副官备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长沙。
反正我又听不懂
到了长沙，杨森才知道，军委会已指定其司令部设于长沙，部队则列阵于平江、浏阳一线，于是他又驱车急急赶到浏阳，与自己的部队进行会合。
在长沙，杨森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气氛紧张万分，让他颇为诧异的是，平江、浏阳前线反倒草木不惊，一片祥和。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敌人已经改变战略，以陆海军立体进攻的方式溯长江直攻武汉。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沦陷。之后敌人继续沿粤汉路南下，往湘鄂交界的岳阳以北地区推进。李玉堂军奉命在罗盘山、棺材山地区阻敌西进，军委会让杨森选派一个师给李玉堂指挥，用以加强其力量。
杨森奉令派出了杨汉域师。师长杨汉域接到命令后，率部由醴陵出发，经浏阳、铜鼓、修水，到指定地点武宁、蒲田大桥附近集中。此时罗盘山、棺材山已被敌人攻陷，李玉堂便令杨师向这两个要地发起进攻。
节骨眼儿上，杨汉域突然患病，只得由旅长周翰熙临时代理，指挥本旅攻击罗盘山、棺材山之敌。周翰熙受命后，令周炳文团攻击罗盘山，徐昭鉴团攻击棺材山。第一天是试探性进攻，进展还比较顺利，到第二天发动总攻时，情况的严重性才完全暴露出来。
在罗盘山顶，敌人构筑了坚固工事，配有极其凶猛的火力，而且敌人为予以麻痹和节省弹药，只要进攻部队不进入有效射程，他们就绝不还击。周旅头天的试探性进攻之所以看上去还挺顺利，不是人家不能打，是不想提早出手，而表面的顺利又让周翰熙失去了应有的戒备，以致在组织总攻时，未部署充分的炮火掩护，便指挥两团步兵向山顶发起了仰攻。
敌人的有效射程在山腰以上、棱线以下，每次周炳文团进攻部队一进入这个范围，子弹便像下雨一样泼过来，周团官兵非死即伤，割麦子一样被一排排打倒。一天之内，团长周炳文负伤，两名营长、四名连长负重伤，两名连长阵亡。
徐昭鉴团攻击棺材山也遭遇了几乎相同的命运：团长徐昭鉴挂彩，一名营长阵亡，两名营长负伤，连排长幸存无几，全旅营长只剩下景嘉谟一人尚能指挥作战。
见周旅已失去进攻能力，敌人以逸待劳，主动发起反击，且一直打到了旅部指挥所附近。周翰熙因部队伤亡过于惨重而深感内疚，已决定与师部共存亡，坚持不愿离开指挥所。他的堂弟、旅部特务排排长周汝火急忙派战士将其拖走，自己殿后掩护，结果中弹阵亡。
首战受挫，杨汉域不得不抱病亲自上阵。二十军官兵一般都沾亲带故，高层军官中有很多是杨森的直系亲属，杨汉域是杨森的侄子，同时他也是杨森的子侄辈中，跟随杨森时间最早和最受信任的人。
四川内战时期，杨森几度败亡，杨汉域和范绍增作为部下都誓死跟随，所以杨森特地叫他们二人结为盟兄弟，以相依共存。后来杨森在万县东山再起，朱德投入麾下，实际是要在第二十军拉队伍，搞兵运。杨森察觉后，便以十万大洋将朱德礼送出境，但是接着他收到密报，说杨汉域在朱德的暗中策划下也要发动起义，不由得勃然大怒，立即将杨汉域予以逮捕关押。
其实只是谣传，并没有这么回事。范绍增等人在说情无效的情况下，便转请一位大学校长拜会杨森，此人对杨森说：“汉域这娃娃，人家十几岁就跟你打仗，负伤十几次，不过给了个师长，最后还被你关了起来。”杨森气也消了，便说：“不关就是嘛。”把杨汉域被放了出来。
再往后，范绍增参加“四部倒杨”，杨汉域劝阻不住，就对范绍增说：“军长（指杨森）未开火前，你不能先发第一枪。”范绍增跪地发誓：“我如对军长先开枪，死无葬身之地。”可是真打起来，哪里还顾得上谁先开谁后开，范绍增先举反旗，杨汉域质问范绍增：“袍哥说话不讲信义，哪里说哪里丢吗？”范绍增羞惭满面，无言以对。
尽管已经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但杨汉域和范绍增都很讲义气，范绍增搭救过杨汉域，杨汉域知道杨森可能扣留范绍增后，也曾主动进行提醒和营救。
杨森对杨汉域颇为赏识，不过叔侄的治军方式完全不同。杨森平时态度严肃，不苟言笑，杨汉域则平易近人，常和官兵称兄道弟，连普通士兵有了问题，都会直接找他谈。
杨汉域和官兵谈得高兴时，通常都有说有笑，其乐融融。但如果谈话对象是军校毕业生，而且是特别喜欢争辩的，有时也会遭遇话不投机的尴尬，每逢这个时候，杨汉域都不会与之计较，最多只是笑骂一句：“你对我说这些，等于对牛弹琴，反正我又听不懂！”
其实杨汉域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上过将官班，论军事知识不输于任何一个刚刚毕业的军校生，他只是为人比较谦虚厚道，说话留有余地罢了。
如果把阵地丢了，我杀你的头
杨汉域极少发火，但不是说他没有被激怒的时候。李玉堂有一个联络参谋驻于二十军，该参谋以中央军的钦差大臣自居，在周翰熙受挫败北后，他给李玉堂发了份电报，上面竟然说：“打仗的时候，杨师长（杨汉域）带着部队薅秧呢。”
薅秧就是拔秧，意思是说杨汉域打仗不卖力，像拔秧一样直不棱登地杵在那里，所以才攻不下罗盘山，言语中甚至还流露出杨汉域在装病的意思。
这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杨汉域起初还不知道，知道之后怒不可遏，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你胡说！”杨师将士也个个义愤填膺，联络参谋情知犯了众怒，赶紧收拾行李灰溜溜地离开了军营。
杨汉域气愤难平，上阵后即调整战术，将原先周翰熙的一味强攻改为白天固守据点，夜间猛袭，用这种战术，杨师几度攻下罗盘山、棺材山。只是在缺乏必要火力支援的情况下，两个要点还是很难守住，往往晚上攻下山顶，第二天天一亮，守军就因经受不住日军重炮的凶猛轰炸而退下山来。
前线形成了拉锯式战斗。杨汉域重新调配，他在指挥周翰熙旅对罗盘山正面之敌发起佯攻的同时，以陈亲民团为主攻部队，命令该团由从李玉堂军第三师的防御阵地穿过，前去攻击敌人侧背。
陈团养精蓄锐，士气旺盛，他们奉命穿过第三师阵地后，果然出其不意地对敌人造成了重创。
陈团成为罗盘山之敌的最大威胁，午后敌人集中步骑兵，在大炮掩护下向陈团进行反扑。战斗呈现激烈状态，副团长滕君甫亲临前线指挥，以身殉国。
钟神秀排打退敌人多次进攻，直到阵地上除排长钟神秀外，其余官兵已全部战死。钟神秀本人左腿也负了重伤，当十余个敌人向他包围过来时，他挣扎着奋然跃出阵地，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眼看陈团渐渐不支，开始后退，杨汉域忙令通信连长兼代参谋陈德邵率该连冲锋枪排前往督战。
杨汉域治军看似宽松，实际有他的一套诀窍，比如他的记忆力惊人，可以随时随地报出全师现有多少官兵，武器弹药粮秣被服多少，而且一字不差，比专门承办的人还清楚。又比如，他心中有一张活地图，打仗的时候，会指出哪个阵地最为重要，然后很干脆地告诉带兵官：“你守住了阵地，我升你的官，如果把阵地丢了，我杀你的头！”
以杨汉域的宽厚个性，杀头云云更多是进行威慑，但军令如山，一旦目标指定，部下也没一个敢于懈怠。陈德邵前往督战后，令陈团官兵重新鼓起勇气，接着陈德邵又去和第三师联系，请其协同陈团围歼侵入山谷的敌人。第三师同意出兵，在两部共同的努力下，激战约一小时，敌人即狼狈溃逃，陈团也在入夜后返回了原防地。
由于周翰熙旅伤亡过大，杨汉域另以刘席函旅接守该旅阵地。刘旅坚守要点，入夜以精锐小部队对已是强弩之末的敌人进行分道奇袭，终于使其无力再犯。
罗盘山之战历经二十五个昼夜，杨汉域师全师官兵累计伤亡四千余人，是抗战中伤亡最大的一次，单以二十军的一个师而论，他们在此战中的伤亡甚至已超过了淞沪会战和安庆保卫战。
1939年3月初，鉴于杨汉域师在武宁一线伤亡惨重，王陵基集团军奉命接防，杨师重新归还二十军建制，回醴陵整训。
王陵基在四川素以能战著称，就连杨森都曾是他的手下败将，但是自出川抗战以来，他在指挥作战方面却并不如意，尤其是麒麟峰一战后，部队组织甚为凌乱，士气也很低落，完全是一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的模样。王陵基对此愤懑异常，即便在睡梦中也慨叹不已。
未几，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接着长沙又燃起大火，一时间，抗战打不下去了的言论甚嚣其上，其他各种消极甚至主张投降的说法也都冒了出来。
在王集团军内部，思想变得更加混乱，不少人成天想着如何逃回四川，好像在前线稍待一会儿就无法生还归乡一样，官兵士气之颓丧已达极点。
长沙大火后，蒋介石在衡阳南岳召集第三、第九两战区的各集团军总副司令和参谋长开会。会议一开始，有人便指名道姓地说王陵基在武汉会战中失责，唬得王陵基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好在中途峰回路转，不但陈诚为他揽下了相应责任，而且蒋介石还予以表扬，令王陵基内心释然，颇有喜出望外之感。
这次南岳会议除了对武汉会战加以检讨外，主要目的是整顿训练部队，会上提出了准备反攻的口号，王陵基及其参谋长张志和听后都很兴奋。
从南岳一回来，王陵基就与张志和商量探讨，部队在抗战中为什么缺乏应有的精、气、神。分析下来，除了各种客观因素外，“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