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太原八路军办事处门前，任弼时刚走出办事处，忽然听到身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任弼时回头一看，是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任弼时盯着乞丐的面孔看了半天，疑惑地喊了一声：“段苏权？”
“是我，是我。”段苏权点头回应道。任弼时上前紧紧握住段苏权的手，声音顿时哽咽：“我们都以为你已经死了，还给你开了追悼会，没想到你还活着……”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踏上了战略转移的道路。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会师后，任弼时和贺龙决定率领两军主力向湘西发展，掩护主力东进的任务，就交给了黔东独立师，年仅18岁的段苏权被任命为独立师政委。
在之后的20多天里，段苏权和师长王光泽带着800多人坚持打游击，牵制了1万多敌军，成功掩护主力部队向湘西进军。任务完成后，独立师准备东进追赶追赶主力部队，结果遭到敌军包围，独立师折损了200多人后，被迫进入梵净山，向四川秀山县进发。
在进抵梅江场时，段苏权的脚踝被子弹打穿，无法站立。为了不让士气因自己受影响，段苏权强忍着疼痛，坐在马上故作轻松，血却不停地往下滴。王光泽和战士们见段苏权一路流血，劝他上了担架。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独立师打到弹尽粮绝都没能甩开敌人。作为政委，不能为师长分忧，甚至连路都没法走，段苏权的心里很不好受。王光泽当时着急将部队带出去，段苏权的伤又不是三两天就能好，踌蹰了很久，王光泽鼓起勇气和段苏权商量，让他留下来就地养伤。
“就这么办吧。”段苏权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在王光泽的安排下，段苏权被送到一个贫苦的农民李木富家中，善良的李木富冒险答应收留段苏权，并将他安置在一个山洞中隐蔽。
与部队分别的第二天，段苏权就被当地民团找到，一旁还站着满脸歉意的李木富。原来民团听说李木富收留了红军，逼迫他带路去抓人。原本民团头子准备当场杀了段苏权，李木富百般劝阻，看在李木富曾经给自己做过衣服的份上，段苏权才侥幸活命。
此后，李木富夫妇每天给段苏权送饭、送草药，维持段苏权的生命，到后来家里实在揭不开锅，送饭的频次也开始减少。直到有一次，李木富三天都没来，段苏权靠着喝山泉水已经撑不下去，便爬出山洞，朝着李木富家爬去。
李木富夫妇将段苏权扶进家，给他清洗了伤口，弄了些红薯稀饭。看着李木富家空空如也，段苏权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决定乞讨回湖南老家。李木富特意请邻居做了两个拐杖，目送段苏权上了路。
就在段苏权一蹦一跳朝着湖南老家前进时，独立师已经全军覆没，王光泽被俘牺牲，结果造成了给段苏权这个活人开追悼会的误会。
就这样，段苏权靠着一路乞讨来到了湖南，被一位开豆腐店的茶陵老乡所救。在老乡的帮助下，段苏权换上了干净的衣服，开始治疗脚伤。在老乡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段苏权身体基本恢复，便给父亲写信让他来接。
父亲带着借来的十几块大洋，千恩万谢地酬谢了儿子的救命恩人，将儿子接回了家。到家之后，段苏权一心想要找到红军，恰好一个在东北军当兵的老乡回乡探亲，段苏权要来他的军装和休假证，直奔太原寻找八路军办事处，终于回归了组织。
对于当年李木富的恩情，段苏权一直都没有忘记。新中国成立之后，段苏权多次打算到川东寻找救命恩人，但一直未能如愿，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段苏权才有机会回到当年与部队失散的地方。
1983年，段苏权受邀到四川参加活动，在当地领导的陪同下，段苏权来到当年的蒙难处，走访了不少的干部群众，还查看了5个山洞，但始终没能找到李木富的下落。
由于公务繁忙，段苏权不得不带着遗憾返回北京，并请当地党史部门代自己继续寻找。没过多久，当地一个农民找到县领导，说自己的父亲就是当年救了段苏权的人，党史部门立刻前往农民家中，果然就是当年救下段苏权的李木富。
随后党史部门将李木富的照片和情况向段苏权作了汇报，段苏权激动得热泪盈眶，托当地领导问李木富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李木富说自己什么都不要，就是想给村里架一座桥。
段苏权得知后，立刻将自己的积蓄拿出一部分，寄给了当地政府，请他们帮忙在李木富的村里架一座桥。当地群众得知这座桥的来历后，将这座桥叫做“红军桥”，将当年段苏权藏身的山洞叫做“红军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