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雷椰 李德尚玉 实习生房思宇 北京报道
3月4日，全国两会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近期就绿色转型、CCUS等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振涛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
今年张振涛拟提交《加强碳捕集技术净捕集率评价，推动高净捕集率技术发展关于CCUS产业发展》等提案。
张振涛表示，当前我国碳捕集技术评价体系存在缺陷，包括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方法滞后以及政策支持与技术评估脱节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技术的实际效果评估，还制约了技术的突破和应用。建议建立统一评价标准体系、支持高净捕集率技术的研发和加强产业支持等，以推动碳捕集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提升我国在全球碳减排技术领域的竞争力。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振涛（图源：采访对象供图）
绿色产业和技术都要加紧
《21世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紧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如何看待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从“加快”到“加紧”？
张振涛：从 “加快” 到 “加紧”，我认为存在两个紧迫性。第一，绿色技术要加紧。在降碳减污过程中，技术需要先行，我们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从加快向加紧的过程中，需要技术来支撑，绿色技术需加强。第二，绿色产业要加紧。从国际形势上来看，俄乌冲突后，欧洲重启火电厂，放宽了先前承诺的减排目标，加之美国退出《巴黎协定》，这些国际动态给我国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此情形下，我国在实现“双碳” 的过程中，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21世纪》：我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发展处于哪个阶段，作为关键环节之一的碳捕集（CCS）发展情况如何？
张振涛：CCUS技术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保障能源安全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凸显，对于实现碳减排意义重大。CCUS技术落地实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发展需要长期的规划（可以以5—10年为1个周期），CCUS 的产业链条很长，包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关键环节，当前CCUS的产业发展还在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明确产业的技术发展路径。
我国碳捕集技术虽然发展迅速，国家能源集团、华能集团、国家电投、中石油、中石化等大企业也已开展相关研究和示范，但现有碳捕集技术评价体系仍存在缺陷。《科技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实施方案（2022—2030 年）》提出，要聚焦CCUS技术的全生命周期能效提升和成本降低，力争到2025年实现单位二氧化碳捕集能耗比2020年下降20%，到2030年下降30%。目前，二氧化碳捕集能耗约占CCUS全过程总能耗的60%—70%，能耗较高，当前碳捕集技术主要集中于燃烧后捕集，燃烧前捕集与直接空气中捕集（DAC）尚存技术障碍。此外，不同行业的捕集路径不一样，成本也各不相同，很难甄别出高质量的高净值的捕集技术。
《21世纪》：为什么你特别关注捕集技术评价体系？
张振涛：我国碳捕集技术虽然发展迅速，但现有碳捕集技术评价体系仍存在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价方法滞后、政策支持与技术评估脱节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我国碳捕集技术的突破，影响了全球碳减排技术竞争中的地位，若不及时解决，可能导致我国在绿色低碳技术领域的落后，并削弱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以净捕集率为核心的碳捕集技术评价体系，推动技术突破和应用，促进碳捕集技术可持续发展，并解决当前瓶颈。我认为，应该构建以二氧化碳捕集量与自身能源消耗排放二氧化碳量相结合的净捕集率指标，建立相对统一的标准和基础。净捕集率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判断、甄选高净碳捕集率的技术路线，从而进行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和财税支持，真正实现二氧化碳的高效、低能耗捕集。
全面碳捕集需超万亿投入
《21世纪》：当前市场上有哪些常见的碳捕集技术？
张振涛：我国碳捕集技术路径较为多元化，各类应用场景对应着不同的技术方法。在常规电厂领域，电厂尾气的二氧化碳浓度在13%—18%，主流的技术是醇胺法，在中低浓度场景吸收效率较高，然而该技术核心工艺环节的能耗问题较为突出。具体而言，需将吸收二氧化碳的醇胺溶液加热至100℃以上进行解吸，此过程产生的高温水蒸气和二氧化碳的温度能耗较高，降低能耗会对废热的回收利用仍有待技术突破。此外，还有分子筛吸附法、膜分离法等技术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在煤化工领域，煤化工尾气二氧化碳浓度在80%—95%，碳捕集具备独特优势，通过甲醇洗涤工艺可低成本获取高纯度二氧化碳，可提纯至97—99%，而煤化工捕集成本在50—60元/吨，对比用于电厂烟气的碳捕集成本在200—300元/吨，该场景几乎成为目前唯一可实现盈利的工业捕集路径。
《21世纪》：高净值碳捕集技术的发展目前面临哪些考验？当前CCS产业发展的资金缺口有多大？
张振涛：2023年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105.50亿吨，同比增加4%，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30.69%，随着近年新批火电建成投运，预计未来达40%，从理论来看，我国的CCUS产业潜力很大。尽管我国在碳捕集技术上取得一定进展，但碳捕集的仍面临技术与商业化应用考验。一方面，净捕集率低仍是技术瓶颈，上述技术路径均面临着矛盾：吸收环节需要低温环境以提升捕集效率，解吸环节却依赖高温条件实现二氧化碳释放，想要解决该矛盾，需要材料创新与系统工程优化的协同突破。
另一方面，捕集二氧化碳的过程能耗高，捕获之后的碳成本一般比较高，目前购买的需求少。除了煤化工碳捕集存在显著盈利空间，其他路径普遍亏损，需通过技术创新降低能耗成本，而全面捕集需超万亿投入，要通过示范项目验证技术经济性，逐步建立市场化推进机制。
《21世纪》：如何才能发挥财税金融等政策性工具推动CCS产业发展？
张振涛：碳减排技术需要一系列的解决措施。建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京津冀协同等CCS项目应将净捕集率作为核心考核指标，集中资源攻关关键技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和技术奖励，推动技术突破和产业化应用，确保我国在全球碳减排技术领域保持竞争力。财税激励方面，建议对碳捕集设施投资给予20%—30%补贴。按捕集量实施阶梯式税收减免，建立以原始二氧化碳浓度和二氧化碳净捕集率为目标的矩阵式碳捕集项目补贴政策，引导在不同二氧化碳浓度、不同二氧化碳净捕集率约束条件下的碳捕集技术和产业发展。
《21世纪》：如何才能加强对高净捕集率碳捕集技术的产业支持？
张振涛：加快高净捕集率技术的产业化，必须强化产业支持。政府应增加专项资金投入，降低技术从研发到市场应用过程中的资金风险，推动技术尽快商业化。通过建立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科研机构与企业的紧密协作，加速技术转化，并通过示范项目验证技术效果，确保其大规模应用的可行性。此外，完善产业链建设是推动技术广泛应用的关键。通过整合资源、优化产业链条，能有效缩短技术推广周期，降低成本，提升技术的市场竞争力。这将帮助我国在全球碳减排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而在产业链协同方面，建议前端开发低解吸温度醇胺吸收剂，后端优化泵机、风机等动力装备效率，形成系统集成热力学优化设计。不过，在二氧化碳没有足够盈利能力的利用的情况下，为了降低设备成本，我认为可以尝试通过方法学的方式，将捕集的碳转成碳资产。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快开展CCUS方法学研究，制定完善CCUS项目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或对企业开展的方法学研究进行认定并尽快发布。在市场机制方面，完善碳足迹核算体系，强化碳交易市场约束力，推动碳排放权配额与捕集量挂钩。
《21世纪》：CCS技术常见于建材行业，相关企业开展CCUS研究和项目还需要哪些财税支持？
张振涛：由于碳捕集产品需求高，建材行业中的企业也会采取不同的碳捕集路径。我认为，财税政策支持需关注两方面：一是国家如何分配和控制建材企业的初始碳排放指标；二是对采用碳捕集技术的企业提供技术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补助，例如提高节能技术改造补助至20%—30%。此外，对产业链上技术开发企业也应给予税收减免和补贴，如服务业税收减免40%—50%，财税支持关键在于准确甄别企业，确保补助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21世纪》：储能正在成为热门产业，CCS未来该如何更好地与储能融合？
张振涛：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结合。首先，是产业链的整合。例如，利用捕集的二氧化碳作为原料，以实现产业链的融合。其次，是应用场景的结合。通常，从事碳捕集的企业也是能源消耗和电力使用的主要行业。对于发电厂而言，碳捕集与储能技术可以实现协同效应，特别是在深度调峰期间，发电企业需要在电价较高时出售电力，这就需要储能技术的支持。通过CCS技术，二氧化碳不仅被有效利用，还能与储能技术相结合，实现应用场景的管理甚至直接融合。然而，目前技术的成熟度和成本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当二氧化碳的利用方式多样化且具有经济价值，并且在大规模应用场景中能够实现成本平衡时，产业链就将趋于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