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十年，西方舆论总会出现一波“印度即将超越中国”的论调。从1990年代“龙象之争”的提出，到近年来对印度人口红利、经济增长率的吹捧，这类叙事仿佛被设定好的闹钟，准时在国际舆论场响起。然而深入观察印度的现实困境便会发现，所谓的“超越论”更像是一场精心编织的世纪骗局——它既掩盖了印度社会深层的结构性矛盾，也模糊了中印两国发展路径的本质差异。
西方的“印度神话”：一场政治障眼法
西方对印度的周期性热捧，本质上是一场“政治障眼法”。20世纪90年代，当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腾飞时，西方学者曾抛出“中国崩溃论”；而当中国持续崛起打破预言后，他们又转而打造“印度神话”。这种叙事转换背后，既有对冲中国影响力的战略意图，也暗含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规训。
印度被塑造成“民主样本”的标杆，但西方媒体却刻意忽略其民主制度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割裂。例如，印度议会确实保持着形式上的选举自由，但地方家族政治、种姓壁垒和宗教冲突长期侵蚀着政策执行效率。这种“贴标签式”的吹捧，更像是将印度作为制衡中国的工具，而非真正认可其发展潜力。
被高估的“印度优势”
不可否认，印度在某些领域确实展现出竞争力，比如仿制药产业占据全球60%的市场份额，宝莱坞电影工业的文化输出能力，以及奶制品产业的规模优势。但这些领域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印度整体发展的失衡。
以人口红利为例，印度虽然拥有年轻化的人口结构，但其劳动力市场长期受限于低技能水平和教育资源匮乏。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印度仅有约50%的中学适龄青少年接受中等教育，而中国的这一比例超过85%。庞大的人口基数若无法转化为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反而可能成为社会负担。
再比如仿制药产业，虽然印度通过仿制西方专利药物赢得了“世界药房”的称号，但其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和研发投入远落后于中国。印度的仿制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一旦国际规则收紧（如药品专利保护强化），其产业优势可能迅速瓦解。
撕裂的社会：种姓、宗教与土地
印度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是其难以突破发展瓶颈的核心原因。种姓制度至今仍是社会流动的隐形枷锁。尽管法律上废除了种姓歧视，但实际生活中，高种姓群体垄断教育资源、政府职位和商业机会的现象依然普遍。这种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导致印度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
宗教冲突则是另一颗定时炸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加剧了与穆斯林等少数群体的对立。2020年《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引发的全国骚乱，暴露了印度社会脆弱的融合基础。这种内部分裂不仅消耗经济发展资源，还削弱了国家凝聚力。
土地问题更是制约工业化的致命伤。印度土地私有制导致征地成本高昂、程序复杂。据《经济学人》统计，印度工业项目从规划到落地的平均耗时是中国的3倍以上。莫迪政府曾试图推动土地改革，但因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流产。
基础设施的“致命短板”
如果说中国的崛起得益于“基建狂魔”的称号，那么印度的落后则与其基础设施的瘫痪直接相关。全球前50大港口中，中国占据29个，而印度无一入选。内河航运的差距更为惊人：长江的年货运量超过30亿吨，而恒河的运量不足其零头。
落后的交通网络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印度卡车运输占全国货运量的60%，但其平均时速仅为25公里，且因道路状况恶劣，车辆损耗率是中国的2倍。电力短缺问题同样严峻，印度仍有近1亿人用不上电，工厂频繁停电导致生产效率低下。
中印发展路径的本质差异
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奇迹，源于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政策连贯性。从特区试点到全国推广，从加入WTO到“一带一路”，中国的改革始终围绕“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展开。反观印度，政策摇摆不定、中央与地方博弈频繁，导致重大项目屡屡夭折。
以制造业为例，中国通过全产业链布局和高效供应链管理，成为“世界工厂”；而印度的制造业占GDP比重长期徘徊在15%左右，远低于中国的27%。莫迪提出的“印度制造”计划，因官僚腐败、劳工法僵化等问题收效甚微。
超越论的终结：现实照进幻想
西方鼓吹的“印度超越中国”叙事，本质上是将复杂的发展问题简化为民主与专制的意识形态对抗。然而，印度的现实困境证明，发展并非靠口号或制度标签就能实现，而是需要解决土地改革、社会平等、基础设施等“硬骨头”。
当中国通过高铁网络连接城市群、用5G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时，印度仍在为修建一条高速公路的征地问题争吵不休。这种差距并非短期经济增长率所能弥补。正如一位印度学者所言：“我们总在谈论何时超越中国，却忘了先超越自己。”
印度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打破种姓藩篱、弥合宗教裂痕、重建高效的治理体系。而西方炮制的“超越论”，不过是又一场转移矛盾的舆论狂欢。对于中国而言，真正的对手从来不是印度，而是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在全球化变局中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