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应说是现代中国的一个完人”。是张申府对李大钊的评价。张申府，北京早期党组织的最早成员之一、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著名哲学家、数学家。1980年，已经87岁高龄的张申府，写下《忆守常》这篇文章，深情地说道“不论他的思想，他的行动，他的为人，他的待友处家，都是无可訾议的。他的思想的前进，他的行动的积极，他的为人的纯洁，他的对人的温厚，他的道德的高尚，他的革命情绪的热烈，所有这些兼而有之，真可说是一时无两。”
回望历史，缅怀先驱，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李大钊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
李大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1907年，18岁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凌夷危迫，急思深研政理”，选择考取了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校）。求学6年，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不足，东渡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在反对日本与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斗争中，李大钊积极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并因此丧失了学业，但他没有后悔，坚定地号召全体国民，出其丹心碧血，保卫锦绣之河山。
李大钊深沉的爱国情怀根植于他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对人民大众的深厚感情。他为中国选择的民族复兴之道，也是为人民选择的解放和幸福的道路。1913年，李大钊在《大哀篇》中，首次使用了“人民”这一词语，以沉痛之笔描述了人民的生活状况：“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慨叹“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李大钊以人民的幸福来衡量社会制度的良莠，指出刚刚成立的民国政体之不足——人民没有享受幸福。他的文章“造意树义，以民生为念”，所以相对于北洋法政学堂的同学来讲，更见深沉。1913年底，李大钊到日本留学，也是要“研考民生凋敝之原，探所以抑强横扶羸弱者。”1916年，经过在日本近3年的学习，李大钊广泛接受了东、西方先进思想，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民彝”的观点，把“人民意愿”视为高居庙堂神圣的“鼎彝”之器，指出“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历史者不可以束制民彝”。1919年，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熟之后，李大钊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功绩”。这也是李大钊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前提，他要探求的道路，即是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倡导成立一个“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能够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独立解放的组织——“社会主义的团体。”这恰恰体现了李大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讲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先进性不仅在于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也在于他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合影)
从1918年7月开始，他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到1919年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大钊由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光芒到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再到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基本原理，经过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这一过程当中，他始终以学习者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他反复强调踏下心来读懂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异常艰难的。他说“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行的著书中，把它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他谈马克思主义，不无感慨地说自己“僭越得很”只“不过稍微知道一点”。终其一生，李大钊都没有自诩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以这种孜孜不倦的态度去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指导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希望更多的青年来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引起点兴趣”，从而“去研究他的学说，将来把研究的结果发表出来，指导社会。”
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还在于他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这种探索建立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当他还是民主主义者的时候，他就讲过正确认识国情的必要性，他反对袁世凯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和美国人古德诺为袁世凯复辟鼓噪妄谈的中国不适合立宪制度的国情，深刻批评“国情不可与客卿谋”。李大钊认为他们所说的国情是基于他们本民族利益之上的中国国情，而不是真正的中国国情，所以李大钊表明，论国情，即要关注中国的历史，也要以世界眼光来看待中国现状，从而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复兴之路。李大钊关注世界革命，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去考察俄国革命，认为俄罗斯之文明，“实兼欧亚之特质而并有之”。他把中国的历史、国情等与俄国进行综合性的比较，看到两者之间的共通点，看到俄国革命的先进性和可实现性，所以他欢呼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革命之采色也。”
在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熟之后，他反复地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研究这一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所以当胡适谈“问题与主义”讲一点一滴改良的时候，李大钊辩证地指出了“主义”与“问题”，也即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性——只有以理论为指导，进行“根本解决”才能够解决一个一个的社会问题。所以当基尔特社会主义、安那其社会主义等各种社会主义混淆视听，当罗素以及他的追随者谈“社会主义还不适合中国时，”李大钊能够在“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辩论会上，以唯物史观的观点，以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为指导，来谈中国适用社会主义的必然性。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所以不同国情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现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和特性相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也首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河。正是在李大钊等先驱者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李大钊是功绩卓著的革命者。
李大钊短暂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因为他心中始终都有一个少年中国、青春中国、可爱中国，所以他“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从之，断头流血以成之”，把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深爱的祖国。
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李大钊历经艰辛和磨难，百折不挠，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天津读书期间的李大钊参加了第四次国会请愿活动，为东北的筑路权而战。留日期间，当他意识到“二十一条”将带给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灾难时，他以赴死的决心号召广大民众，“智者竭其智，勇者奋其勇，富者输其财，举国一致，众志成城”保卫锦绣之河山。五四爱国运动中，李大钊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提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的三大口号，使五四运动更具彻底的革命性。他在政府严厉预防和查禁“过激派”的压力下，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和陈独秀等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酝酿产生了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李大钊牺牲，短短6年时间，他在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少数民族工作等几乎所有的战线上，都做出了突出贡献，这是多么令人感佩和敬仰。
李大钊是著作等身的学者。
李大钊不仅是功绩卓著的革命家，而且是学术等身的著名教授。学者和战士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李大钊善于为文，留下著作、文稿和译著等600余篇，百余万字，内容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伦理学、美学、新闻学、图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为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北大10年，李大钊虽然没有镀金的文凭，但他心中“唯北大耳”。他从图书馆主任做起，“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夫”，后兼任史学系和政治系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等职，在人才济济之北京大学显露光芒，也铸就了北京大学在思想文化领域及早期党史上的辉煌。正如章士钊所讲，他“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
李大钊注重学术研究，认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他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社会、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编写过《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释疑》《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平民主义》等多篇讲义和历史理论著作，成为学生们最欢迎的教材。他以新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历史，打破了“历史”是为封建王朝作传记的旧史观，提出了“历史是反映社会生活”，“社会即历史”的唯物主义的新史观。李大钊“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乐天努进”的人生观、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李大钊的文章风格挺拔、笔力雄健，议论纵横，充满激情。“以矫激之笔致，犀利之文词，中国新文坛气势为之大昂”，所以在同时代青年人中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许德珩等人的回忆，正是反映了爱国青年在李大钊影响下，走出旧书斋参与到政治运动之中来的生动景象。先烈虽逝，“他的遗文却将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
李大钊是良师益友，是道德典范。
李大钊为人忠厚、谦和、质朴，刘半农评价他“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
李大钊在红楼图书馆的办公室被师生们亲切的称为“饱无堂”，教授们如钱玄同、周作人、梁漱溟等总是爱到这里坐一坐。《新潮》《国民》社的同学们总是愿意在这里聚集，大家在这里肆意的读书、辩论，没有师生的顾忌，没有时间的束缚，思想在讨论之中碰撞，新文化在这里活跃。“许多青年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其中有些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如邓中夏同志、高君宇同志等。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也都受到他的影响。”
李大钊是青年的导师。
李大钊关心热爱青年，把民族复兴、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重任寄托在青年身上。他强调：“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他坚信“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呼吁广大青年发扬“薪胆精神”，赴国难，雪国耻，发奋为雄，再造神州。
在政治上，他加强对青年的培养。他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宇宙观，正确地对待人民和劳动。早在1919年，他就发表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号召青年到人民当中去，用知识来改变人民的命运。他注重培养党的干部，通过党课、党校学习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耳提面授传授工作方法，选派青年到苏联、黄埔军校、中山军事学校等政治和军事院校学习。1925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党校中共北方区委党校，在李大钊等人的筹办下成立，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政治人才。和李大钊长期在一起工作的罗章龙曾回忆说：“守常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为主；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
在生活上，李大钊给予同志们以家的温暖。他自己在北京的家经常是党组织开会的会场，客房常常是同志们住宿的寝室。“守常提倡革命生活，每当罢工斗争胜利时，他就邀请大家到西城后宅他家中聚会，为大家包饺子。一面汇报斗争经过，一面聚餐，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等，共庆胜利。正是由于李大钊这样注重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出了一大批党的好干部”。他经常资助生活上有困难的青年和同志，他为刘仁静担保学宿等费，他为解决蔡和森的生活问题写信给胡适，请支付稿费，他将自己的毛毯赠送给罗章龙以御寒，他将给儿子做的新棉衣送给革命同志等等，这些都有文献可察，无不体现出李大钊对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组织纪律上，李大钊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初，李大钊与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很快地与他们分道扬镳，他主张共产党应当是“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 由于他一贯地强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所以尽管北方的情况复杂，但党的各级组织仍能按党纲和党章的要求去办，按照一定的程序组建党的地方领导机关，进行工作请示和汇报，区分党的秘密活动和公开的国民运动等等。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
李大钊品行修养纯粹高尚。在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大潮中，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他洁身远名，当蔡元培校长为纠正北京大学师生中广泛存在的狎妓、捧戏子等不良行为，发起成立“进德会”时，李大钊立即加入，自任甲等会员，严守“不嫖、不赌、不娶妾”戒条。他尊重长他6岁的妻子，郑重地把妻子介绍给来家里的客人，为打消妻子的自卑心理，他亲自帮妻子换衣服、系扣子。他喜爱孩子，一旦有空，会陪伴家人，一家人自制军棋围坐一起下棋游戏，他弹琴教子女唱歌，给他们讲故事，是子女永远的慈父。
李大钊一生崇尚节俭，他认为简易之生活是保持自身高贵人格、排除浮华俗利的基础，“吾人自有其光明磊落之人格，自有真实简朴之生活”。根据目前掌握的相关资料，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以后，单单工资收入就非常可观。1918年，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块银元；1920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工资140元；1922年12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时北京大学不设副校长）而从1924年1月北京大学的工资存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月薪是280元。这样的工资收入，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高的。但北京生活十年，他却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凡是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的简朴生活所感动。罗章龙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守常同志自奉俭约，非常刻苦。他居室简陋，食不兼味，服饰简单，“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平时一如北方人的简单生活，一个大饼，一根葱，粗茶淡饭就满足了。”
对于革命事业，李大钊做到了毁家纾难。他热心公益，经常参加捐款、捐助活动，有资料记载：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刚刚成立时，李大钊每月要从自己的工资收入中拿出80元做党的活动经费。1921年，何孟雄等代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赴俄出席少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在满洲里被捕，解救需费400元，除其他人捐款近百元外，李大钊补足了全部的缺额。两相对比，李大钊的人格尽显，真可谓是尽散月入、大公无私，国而忘家。正因如此，李大钊牺牲后，家属手里无钱安葬，棺椁衣榇皆为友助。
李大钊为了坚信的主义而牺牲。在杀人的刑场上，面对死亡，当监刑人员询问李大钊对家属还有什么交待时，李大钊坦荡地说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为？”为共产主义而牺牲，李大钊为了民族的复兴，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世界的大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李大钊以壮烈的牺牲“延长了生命的音响和光华”，在牺牲之中实践了人生的箴言，他崇高的道德也得到了最高的升华，成就生命的礼赞。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是李大钊写给亲友的对联，也是他一生的光辉写照。人们借这幅对联称“李大钊是道德文章的楷模”他当之无愧。李大钊是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表率；是坚守初心、为民造福的表率；是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的表率；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表率；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表率；是清正廉洁、品德高尚的表率，是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永远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此文由中共乐亭县委书记李轶同志立题并指导，由李大钊纪念馆李敏 刘晓艳同志整理撰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