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
大意："以刑罚作为社会的根基，以礼仪作为运行的翅膀，以智慧把握时机，以道德作为行为的准则。所谓以刑罚为根基，是说惩戒要像秋风扫落叶般宽缓自然（不是刻意严酷）；以礼仪为翅膀，是说借这人情世故的规则在世间行走；以智慧把握时机，是说遇到事情只能顺着大势而为（不强求也不逃避）；以道德为准则，就像有脚的人自然能走到山丘那样简单，但世人却以为这是辛苦修行才能达到的境界。
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这种状态，天地万物本来就是浑然一体的；无论事物表面看起来是统一还是差异，本质都是同一整体。当你的存在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就是'与天为徒'；当你还执着于人为分别，就是'与人为徒'。真正的觉悟者明白天与人从来不是对立的，这种洞悉自然与人性本为一体的境界，才配称为'真人'。"
《大宗师》以"道"为终极宗师，提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的命题。郭象注指出："任治之自化，故虽杀而宽；顺世之所行，故无不行"，强调刑礼知德皆是自然运行的表现。成玄英疏进一步解释："刑为治体，非有为也；礼涉世务，非虚行也；知以应时，不逆物也；德循本性，任自然也"。此四者构成真人处世的基本维度：
刑为体：非严苛法条，而是如四季更替般的自然惩戒机制（"绰乎其杀"）。郭象注"任治自化"，成玄英比作"秋霜自降"。刑，非人为惩罚，而是"阴阳之沴"的自然调节。
礼为翼：非形式规范，而是顺应社会运作的辅助力量（"所以行于世"）。郭象谓"高下相受，不可逆流"，成疏释为"群知之府"。如鸟之双翼，顺应群体惯性而非塑造规范。礼者，理也，各乎天理。
知为时：指洞察时势的智慧，但需克制干预冲动（"不得已于事"）。郭象解为"委必然之事"。
德为循：如同有足者登山般自然达道，看似勤行实则本性流露。成玄英强调"付群德自循，斯至于本"。
德（循性）＞知（应时）＞礼（顺世）＞刑（自化），构成"倒金字塔"式的治理结构。
作为大宗师里的一段，提出了“刑礼知德”这个天道真人治理体系，这也是庄子提出的政治诉求。在整个内七篇里，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逍遥游》奠定"无待"基调，大宗师之"德循"即逍遥的实践形态。《齐物论》解构是非二元对立，为"天人不相胜"提供认识论基础。《养生主》 "庖丁解牛"的依乎天理，与"以知为时"形成方法论呼应。《人间世》乱世生存智慧，可视作"刑礼"维度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德充符》残缺者得道，印证"德循"超越形骸束缚的特性。《应帝王》政治哲学终章，"刑礼"体系在此发展为"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治理观。
当孔子在《论语》中写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世箴言时，庄子却在濮水之畔提出了"以刑为体，以礼为翼"的惊世之论。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哲学体系，实则在中华文明的基因库中构成了奇妙的互补结构，犹如阴阳双鱼般旋转出永恒的思想张力。
孔子构建的"德→礼→政→刑"体系，恰似泰山十八盘的层层攀升。他将道德教化置于治理顶端，认为"为政以德"方能如北极星般"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种自上而下的价值序列，在鲁国"堕三都"的政治实践中显露出建构文明秩序的雄心。当子产铸刑书引发争议时，孔子痛心于"民在鼎矣"的礼崩乐坏，坚信唯有通过"克己复礼"的道德自觉，才能实现"有耻且格"的治理理想。
庄子却以楚地巫风的灵动，倒转了这个价值金字塔。在"德→知→礼→刑"的逆向结构中，"刑为体"不再是血腥的斧钺，而是如大椿树自然生长的年轮；"礼为翼"不再是繁复的仪轨，而是如鹏鸟借六月息飞天的顺势而为。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设定，实则戳破了礼法制度的脆弱性——当宋国司城子罕"刑德二柄"沦为权力工具时，庄子早已预言"圣人生而大盗起"的制度异化。
在曲阜阙里的杏坛，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箴言，折射出儒家对人性的乐观预期。从孟子"四端说"到荀子"化性起伪"，儒家始终相信礼乐教化能够塑造"文质彬彬"的君子人格。这种信念在汉代"举孝廉"制度中得到实践，却在魏晋"举秀才不知书"的现实中显露出困境。
庄子却以濠梁观鱼的超然视角，洞见了人性的本真状态。他笔下的"真人"，既不需要曾子的三省，也不必遵循"非礼勿视"的戒条，而是如同"泉涸之鱼相忘于江湖"般自然存在。这种"鹄不日浴而白"的本性论，在明代李贽"童心说"中激起回响，也在卢梭"自然人"理论中找到跨时空的知音。
孔子"君子之德风"的教化理念，在文翁化蜀的历史实践中绽放异彩。当汉代蜀郡守文翁建立中国首个官学，以《论语》教化西南夷时，儒家"移风易俗"的治理智慧得到了完美印证。这种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铸就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文化基因。
庄子的治理智慧则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他提出的"以知为时"，在张良"运筹帷幄之中"的谋略里得到实践；"以德"的思想，化作诸葛亮"宁静致远"的治政格言。这种"应帝王而不累于物"的智慧，在唐代"贞观之治"的宽简政令中显露出超越时代的生命力。
站在人类文明的十字路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古老的东方智慧。当人工智能冲击伦理边界，当气候变化挑战治理极限，儒家的"仁者爱人"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恰似指南针与罗盘的配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着航向。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儒道思想的交响中，我们终将寻得文明存续的和谐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