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丨沈志祥：我很佩服王振义老师

（以下内容根据编者对沈志祥教授的访谈整理）

APL是我们血液病里面最凶险的血癌，在我们国内，王老师发现全反式维甲酸之前，90%的病人活不过两周，都去世了，而且这个疾病会出血，不但血小板异常还有凝血功能异常，所以病人的状态都很难看：鼻子出血、牙齿出血，身上都是乌青块。可以说 APL曾经是我们全世界血液医生最头痛的血癌亚型。

王老师跟我讲过：“沈志祥，你现在做主任幸福，我做主任的时候病房里三个月病人脸都换了，全死了，恶性血液病全都换人了。”你想王老师在50年代到60年代当主任，三个月不到病人都死了，作为医生多么痛苦。60年代以后王老师研究方向从出凝血转到恶性血液病，70年代开始，王老师研究了很多药，一直到最后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

就在1986年的时候，王老师带领团队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全反式维甲酸对我们细胞株有诱导分化作用。但是光在实验室不行的，正巧那时候有个很小的女孩子，情况非常危重，王老师当时就想把药物从实验应用到临床，但是遭到很多医生的反对，他们说：“王医生，这个事情我不做的哦，你用这个新药，万一用下去病人死亡了怎么办，哪怕实际上是病情恶化导致死亡的也说不清了。”王老师说：“你们放心，出了什么事情我负责，如果说一旦有希望，那么我们对这种疾病就有新的开拓。”

当然不是盲目用药，所以每天用药、每天做血常规，而且做细胞的分化分析，这个时候专门做这个课题的研究生黄萌珥每天一早病人做好血涂片，就要从我们瑞金医院骑自行车骑到新华医院——因为当时王老师的爱人谢老师在新华医院小儿科工作，就找新华的技术员叶老师每天看这个片子上有什么变化。结果很奇妙，到了第三天就发现涂片细胞发生向成熟的细胞分化，从早幼粒到中幼粒，而且是随天数越多，越来越变化，结果完全康复了，这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病人原本一个星期或者最多半个月肯定去世了，就是用的这个药以后，开始慢慢的从凶险到稳定到好转，一个多月就恢复了。

这件事情虽然行业内引起轰动，但是当时的信息不像现在这么畅通，王老师认为还要进一步通过实验来更多的证实。就找来上海各家医院APL的病人，在原本支持疗法的情况下加用这个药。后来二十多个病人用下来效果非常好。如果我们现在，做药的马上就想到我去申请专利，要发财了！但王老师没想到这个，他只想向全国推广。组织这个工作的是孙关林医生，全国推广大约总结了500多例，王老师就想推广到全世界。后来他就到法国去推广，试验后非常成功，这样就从法国推向全世界。

王老师是不是对APL治疗到此结束了呢？没有，他一直在完善治疗。法国人治疗后提出新问题，说法国病人使用后出现一些“维甲酸诱导分化综合征”，这些坏细胞在变成好细胞的过程中，一个细胞变两个，两个变四个，细胞量很大，有的病人细胞变得很多，高达十几万，这些细胞跑到肺里就会引起肺间质化，肺功能下降，甚至个别病人因此离世。王老师马上根据法国传来的信息组织讨论，我当时主持临床工作，他说这个问题法国人用激素效果不好，讨论后我建议可以用化疗，后来我们就用化疗和激素，把这个维甲酸诱导分化综合征问题迅速在推广过程中解决了。

过了几年，开始出现复发病人。陈竺陈赛娟在交流中得知东北有砷剂，王老师让我派个医生去了解下，当时就派了现在血液科主任糜坚青，当时他还是小医生，坐了绿皮火车去哈尔滨了，东北老师很好，大力支持我们。但是当时砷剂不像现在做成了小的安瓿，一箱子可以装很多，他们把一天砷剂的量放在500毫升葡萄糖水里面，每箱20瓶葡萄糖，即使要带60天使用量也需要3箱，是很大的体积，还要从东北运回来，难度可想而知。结果我们用了以后效果也非常的好，这样就慢慢奠定了砷剂加维甲酸的基础。1996年在Blood发表了比较有名的论文，这样维甲酸加亚砷酸联合应用，所谓上海方案的雏形就慢慢出现了。

王老师不是单纯发现维甲酸，实际上是非常完美的攻克了一个疾病。现在这个病哪怕在农村，医生只要胆子大一点，输血条件好一点，照样可以治疗。当年我记得看门诊开药，一盒30元，两盒吃一个月，也就是你不到一百元就把一个白血病治疗好了，非常不容易。

王老师不是单纯的发现一个药，而是不断对一个疾病在攻克。全世界那么多医生，但是像王老师完美地攻克一个病的很少。王老师很伟大，但国内同行当年还没理解，当时孙关林全国总结了500多例病人，报奖后却只有三等奖，但王老师没有气馁，他到美国、法国不断地全世界推广，过了几年全世界的奖项都颁发给了他。

王振义教授带领学生查房（1989年）

2010年申报国家最高科技奖也很有意思，当时有个老专家提出，他说APL那么重要，你说说全国有多少病人？我心算了下，实际不到十万。因为整个白血病是十万分之三到四，髓系只有一半，APL是里面的罕见病，是十分之一左右，我说可能就七、八万，不到十万。那个专家意思就是七八万和13亿人口比比例不高。当时台下坐的可不是一般人，而是袁隆平这样的人，他解决了14亿人口的粮食问题多厉害，跟王老师同年最高奖的是一个飞机动力材料学的，还有航天的老师。当时我说，在座各位老师，七八万是个少见病、罕见病，但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病人没了，他后面的家庭就破碎了，不但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亲，女方父母亲的家庭都破碎了，一个病人其实牵扯到整个社会很大的层面，而且王老师现在这个药已经全世界广泛应用了，全球挽救了多少的家庭和病人。我当时说，在座的老师都不是医生，体会不到我们当医生的这种心情，我们医生从早到晚抢救病人，这个病人如果活了，我们一天的疲劳都没有了，心里只有感到宽慰，回到家倒头就睡。而且最重要的是王老师这种治疗方法，以前肿瘤就是放疗、化疗、开刀，但这些方法怎样呢？有一定的疗效，能开好刀的效果比较好，其他都不行。现在王老师这个诱导分化就是把坏人变成好人，这个方法开展以后，是提出了肿瘤治疗的新的理论！当时可能这两点感动了下面的专家。我在机场里突然收到电话，说好消息，王老师已经获得了最高奖，我一听高兴的不得了，一下子吃了两大碗面。

王老师的开卷考试也很有趣，他每周都来查房，我们每个礼拜要提供一个疑难病例。我那时候比较年轻，总想有什么问题能难倒他，有一次我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全国基本没有报道，国外也很少报道，这个病人就是巨球蛋白血症，原本应该淋巴浆细胞分泌的IGM很高，但是少数人不分泌IgM，分泌IgG，就是多发性骨髓瘤，这个病人IgG那么高，但为什么没有骨头痛，肾功能不好，没有多发骨髓瘤的贫血症状，后来我花了很大精力，偶然翻到了国外报道。当时我就想考考王老师他到底行不行。我们一般礼拜二把病例给他，后来我才知道王老师一直找到周四上午八点半，考试是九点半，也不知道老天爷怎么帮他忙，突然八点半有一条信息跳出来，世界上有这样一个病。那天我本来想：王老师也有你不知道的地方，结果王老师进来看着对我笑笑，他说，“你今天可能很得意”，我赶紧说：“没有没有，这个病例很少见，我也不懂。”他就把那篇文献找出来给我们讲了，后来一旦认识就发现这个病例很多，现在就不稀奇了。这件事说明他非常认真，他对任何小事，尤其学术不是随便开玩笑的，一定要搞清楚。

王振义教授和血液科同事一起讨论工作（1989年）

王老师真的不爱钱，我从来没听到他好像去美国法国去为了钱，相反的是更多的奖金都给我们研究生，他最高奖得了500万，450万给了二医大，还有50万他自己留着，他把这个钱都分了。

我刚当主任很害怕他，他不提问人家，就整天盯着我问，现在回想他是当时培养我，你当主任都回答不出来以后怎么领导大家，每次病例讨论考的都是我，我要做很多的思想准备，这个病例讨论会引申到哪些方面？要想很多，提前做很多准备。过了几年他发现我基本能回答他的问题，他的目标就转到大学生，他对大学生问的很多，大学生每两周、一个月一转，有的大学生不适应，给他问两个问题就搞不清了，非常紧张。

有件事我从没说过，有一次王老师把我叫到病生教研室，他问我，你为啥考我的研究生啊？我没准备也很老实，那时候我在杨浦区中心医院，我父亲是文盲，我母亲高中生，我不认识任何瑞金人，我说我就翻招生简历，你这个血液科在后面，我想后面的人考的人少点比较容易考上吧。我猜王老师当时听了可能不太高兴，人家总希望“我很有名你考我”，我回去跟太太说，她说：“哦哟，你这个话说的不太好。”但王老师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影响我留在瑞金，影响我当瑞金科主任，他心胸很宽大。

我觉得跟着王老师做医生是我们最大的幸福，这点我想我们年轻医生都是这样的，因为当医生实际上最幸福的就是，给病人看病，能够提出个方案，能够使得病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就是我们医生最大的目标。

他整天对我说你要多想几个为什么，我们不要总觉得自己看病做个医生很伟大，晚上抢救个病人很成功，但是你如果能发现一个新的技术，攻克一个疾病，那这个贡献就不是一个病人，而是对人类的贡献。

我特地写了几句献给我的老师王振义，表达我的心意：

他是一个普通医生，以他毕生的精力完美的攻克了世界上最可怕的血癌——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他不是圣人，但他的言行被他的同行、学生、子弟作为楷模和表率。

他不是超人，在漫长的大半个世纪中，他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活跃在科技、医疗、教学的第一线。

他作为校长，廉洁奉公，与时同进成了他治校的座右铭。

他是第一任血液所所长，团结和谐、创新转化，扶植年轻人成了全所的精神和宗旨。

他是一名无党派人士，但一辈子为党献计献策，风雨同舟是我党的铮铮良友。

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爱护老伴，陪伴老伴，让她安详圆满，走过人生最后路程。

他是一个幸福的中国人，子孙满堂，学生遍布全世界，众多的荣誉奖章，更值得宽慰的是无数患者获得新生，走向社会。

他是一个乐观的中国人，听听音乐，生活在万丛花海之中，尽情享受人类的生活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