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2月28日，人贩子余华英终于被执行了死刑！
至此，这起横跨30余年的拐卖犯罪生涯被彻底终结。
背后的17名被拐儿童及他们的家庭，也终于等到了这份迟来的司法正义。
当天正在直播带货的杨妞花，得知这一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随即掐断直播，放下一切工作，前往贵州祭拜父母。
这一刻，她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如果可以，我的父母一定还健在”
1995年初，余华英以“买糖”为诱饵，将年仅5岁的杨妞花从贵州毕节拐卖至河北邯郸。
此时，已经是余华英实施拐卖犯罪的第3个年头。
早在1992年，好吃懒做的余华英就开始了自己的犯罪之路。
当年她出轨情夫“龚木匠”，生下私生子，又不想养，就亲手卖掉了自己两个月大的儿子，得到了5000元。
俗话说，虎毒尚且不食子。
一个人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能卖掉，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
尝到了“赚快钱”的甜头，余华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短短3年，余华英就拐卖了11个孩子。
随后由于打拐风声太紧，余华英暂时停手。
到了2004年，余华英又与丈夫王加文合作，利用假身份证、假名字又重新干起了贩卖儿童的勾当，赚得盆满钵满。
余华英夫妇享受着拐卖孩子带来的财富，而背后那些被撕裂的家庭，却在上演着生死诀别……
杨妞花被改名为“李素燕”，成为了聋哑养父的“女儿”，辍学、打工养家，因“黑户”身份无法就医。
她的生活一片黑暗。
与此同时，她的脑海中，一直有着关于“吊脚楼、酸汤鱼”的记忆。
她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但她又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回亲生父母。
丢失了孩子的杨家父母，也在寻女几年无果后，相继离世。
1997年，杨妞花父亲因自责选择了自杀。
次年，杨母在绝望中郁郁而终。
年仅12岁的姐姐杨桑英成为孤儿，寄人篱下，靠打工维持生活，一边节衣缩食，一边寻找妹妹。
终于，2021年，31岁的杨妞花在社交平台上成功寻亲，与姐姐杨桑英相认。
然而，此时的家早已不像家了。
杨妞花只能跪在父母坟前痛哭。
而后，杨妞花凭借着当时对余华英的记忆，向贵州警方报案。
24天后，警方就锁定并抓获了余华英。
如今，余华英终于被执行死刑，但杨妞花只能跪在父母的坟前焚烧痛哭.....
若是未被拐卖，杨妞花也就不用经历这么多，而她的父母也一定还健在吧，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可惜，没有如果。
而，这样被生生割裂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
被偷走的人生：每个数字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
1993年，余华英以“带兄弟俩去游戏厅”为幌子，将谌江华、谌江海兄弟从安顺家中拐走，带到贵阳。
当时，11岁的谌江华和4岁的谌江海对这位“邻居阿姨”毫无防备。
到达游戏厅后，余华英察觉到哥哥年龄较大，不好找到买家，就将他遗弃在游戏厅内，只带走了年幼的谌江海。
谌江海被以12000元的价格卖至河北邯郸一户人家。
被遗弃的谌江华，因恐惧与饥饿在街头流浪数日，最终被警方发现送回家中。
但这段经历让他性格变得极度敏感，成年后也无法摆脱被抛弃的阴影。
被拐的谌江海则被改名为“王军”，小学未毕业便辍学。
14岁起，他就辗转各地打工，却因“黑户”身份饱受歧视，导致性格孤僻，多年不愿与人交谈。
2024年，谌江海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终于通过DNA比对找到亲生父母。
母亲抱着他泣不成声。
自从他走失后，父母再也不做生意了，母亲如今走起路来也是一瘸一拐。
1996年7月3日，罗兴珍的一双儿女华兰、华白在贵州自家鞋摊前被余华英拐走。
孩子失踪后，罗兴珍一直守在鞋摊前，一守就是27年。
她始终坚信儿女记得这个鞋摊。
因此，即便日收入不足20元，她仍然坚持每天出摊，只为让孩子回来时能找到家。
丈夫胡照周也辞去了教师工作，辗转广东、福建等地打零工，每攒够几千元便出去寻子。
61岁时，胡照周仍在珠海地下通道铺设电缆，只为攒钱继续寻找两个孩子。
2023年，警方终于根据余华英供述找到华兰与华白，但罗兴珍夫妻俩想象中的团圆并未来到：
华白虽回到都匀，却拒绝做DNA鉴定，仅与母亲匆匆一见便离开；
华兰虽完成DNA鉴定，但因长期与养家生活，始终未与罗兴珍相认。
面对镜头，罗兴珍茫然道：
“以前没找到还能继续找，现在找到了，却比丢了更难受。”
如今，她的修鞋摊依然支在那里，仿佛时间永远停滞在1996年的那个夏天。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
1993年，余华英将一名男孩遗弃在贵阳街头，导致其下落不明，家庭至今未团聚。
1994年，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陈丙连的小儿子肖正俊，陈丙连三天白头，夫妻耗尽积蓄寻子，丈夫在绝望中去世，留下陈丙连独自承受痛苦。
广东梅姨案，增城被拐9名儿童中，部分孩子被多次转卖至山区。
有的成为童养媳或黑户，备受虐待，眼睛因长期流泪被损伤，身体伤痕累累，成年后仍无法摆脱心理阴影。
这些血淋淋的案例，撕开了拐卖犯罪最残酷的真相。
它从来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简单交易，而是一把同时刺向原生家庭、被拐者与社会的利刃。
谌江海因“黑户”身份备受歧视，罗兴珍夫妇用27年光阴换取一场空等，陈丙连因寻子家破人亡……
这些悲剧的背后，不仅是人贩子对孩子与家庭的迫害，更是买方市场对“人”的物化与践踏。
买方的“需求”正是人贩子铤而走险的核心驱动力。
若不对买方施以重刑，拐卖犯罪的利益链条永远无法斩断。
因此，我们支持买卖同罪、拐卖者死刑。
这并非是以暴制暴，而是以法律的铁壁宣告：
人的尊严与血缘亲情，绝不能被金钱交易。
不原谅，是对文明的誓死捍卫
中国政法大学2022年《拐卖犯罪社会成本研究》揭示了一个惊心的事实：
每起拐卖案件平均造成4.7个家庭直接或间接破裂。
心理学研究表明，被拐者平均需要17年才能重建人格认知。
这恰好是杨妞花被拐的时间，她在认亲后坦言：
“我用了26年才学会正常笑。”
而37%的寻子父母会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表现为幻觉性“听儿啼哭”、强迫性翻找旧物等。
罗兴珍在修鞋摊上日复一日擦拭儿女的旧鞋，正是这种创伤的具象化。
更让人可怕的是，在江苏某乡镇，买主们至今认为“花钱买孩子是行善”。
当地一名村干部透露：
“村里30%的家庭‘收养’过被拐儿童，他们认为给孩子饭吃、供上学就是积德。”
这种逻辑将儿童物化为可拯救的商品，掩盖了买卖行为对血缘、身份的暴力剥夺。
正如一名被拐至该地的女孩控诉：
“他们给我饭吃，却让我叫陌生人爸妈，这才是最残忍的‘善’。”
因此，面对这种罪行，我们坚决不原谅。
当拐卖犯罪将人异化为商品时，法律必须用最严厉的刑罚宣告此路不通。
若对买家“网开一面”，对拐卖者“量刑从轻”，等同于默许“人命可交易”的野蛮逻辑。
那些认为“死刑过重”的声音，不妨看看这些数字。
在公安部“团圆系统”已找回的7893名失踪儿童中，有23%因长期虐待导致终身残疾；
在绵阳市公安局“胡祥雨工作室”解救的儿童里，一名12岁女孩被铁链锁在猪圈长达6年，膝盖因常年跪地乞讨严重变形。
当罪恶突破人性底线时，宽容即是对文明的背叛。
但，希望从未熄灭。
余华英被执行死刑，这件事并非终点，而是重构了社会价值的起点。
它宣告了“拐卖必死”的命运。
从此，人贩子再难心存侥幸，而无数破碎家庭也终会等来“正义不会缺席”的承诺。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革新，越来越多的被拐卖儿童寻回了亲人。
如今，在打拐志愿者组建的DNA数据库，已促成289个家庭重新相拥。
公安部2024年“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已侦破550余起案件，其中包括被拐时间最长达30年的案例。
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胡祥雨工作室”通过整合DNA数据库与人像比对技术，6年内累计找回730名失踪儿童。
此外，公安部已经建立了“未雨绸缪”体系。
公安部门为全国儿童建立DNA数据库，推行“基因身份证”，以生物标记锁定身份唯一性；
全国2300个火车站、4.5万个校园门口部署智能摄像头，通过AI算法实时比对失踪儿童信息，2024年已触发127次预警并成功拦截疑似被拐儿童；
防拐教育纳入中小学必修课，孩子们学会用“暗号”识别陌生人，社区民警定期演练“防拐剧本杀”，让安全意识成为本能。
法治、技术与人性力量，在“防拐”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只为“缩短一秒寻找，多挽回一寸人生。”
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父母可以放松警惕。
人贩子的手段仍在“进化”，边远山区的罪恶网络尚未根除。
然而，当罗兴珍的修鞋摊前竖起“团圆系统”扫码牌时；
当杨妞花以受害者身份成为志愿者、助力16个家庭团圆时；
当“全民打拐”从口号变为手机里的“一键报警”功能时；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胜利。
这条回家的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奔赴。
黑暗或许尚未散尽，但光的方向已然清晰。（源自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