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自由是一种幻觉吗？

“超雄”是这几年逐渐被大家熟悉的一种基因突变现象，患有这一疾病的人天生难以控制自己的愤怒，有部分人还会易有攻击性行为。我们设想，一个超雄的孩子袭击了别人，那么他应该被怪罪吗？如果他的行为是仅因为基因的话，那么直接归咎于他似乎是不合适的。

事实上，“超雄”只是一个意志不自由的例子，在生活中，哪怕我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其实也并非如此。例如，我选择吃减脂三明治而不是楼下的油条，我有种“由我选择”的感觉，但实际上是因为我昨晚刷到了健康饮食的文章，我的行为真的是我自己决定的吗？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吗？假如一切都早已被命运决定好，那么我们还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吗？

这些都涉及到了“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争论最多的问题”——自由意志问题。这是一个贴近生活的哲学问题，因为它促使着我们反思人的行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难道我们的行为、人生走向真的如宿命一般被决定好了吗？下文摘选自《当代自由意志导论》，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这一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

本文摘选自《当代自由意志导论》，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引言

有一场在必然论者和自由意志的信徒之间的辩论，它将继续下去，直到世人从死者中复活。

这是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的话，他是13世纪波斯诗人和神秘主义者。他谈到的自由意志和必然性（或决定论）问题，是最困难的一类问题，从最近的哲学史来看，它们“也许是所有哲学问题中争论最多的问题”。

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既对宗教产生了影响，也受到宗教和科学的影响。

约翰·弥尔顿在其经典诗作《失乐园》中描述了天使们的辩论：既然上帝已经赋予他们智慧和快乐，他们中的一些人怎么可能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犯罪？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既然是上帝造就了他们，并且完全预知了他们将要做的事，那么为什么正是他们自己而不是上帝要为他们的罪负责？根据弥尔顿的说法，面对这些问题，即使是天使也“迷失在无尽的迷宫中”（这对我们人类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欣慰的想法）。

在科学前沿，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促使我们去询问物理宇宙的本质以及我们在其中的地位（我们是由物理定律和原子的运动来决定的吗？），询问人类心理和行动的根源（那些了解我们心理的人能预测我们的行为吗？），询问社会条件（我们是由遗传和环境、出身和教养决定的吗？）。

在哲学中，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引出了关于罪与罚、应受责备（blameworthiness）与责任、强迫与控制、心灵与身体、必然性与可能性、时间与机遇、对与错等问题。因此，自由意志问题不容易被纳入某个哲学领域，而是涉及伦理学、社会与政治哲学、心灵哲学、形而上学、知识论、法哲学、科学哲学和宗教哲学等学科。

要理解“自由意志的问题”是什么，以及数个世纪以来它为什么一直困扰着那么多人，最好的方法是从我们都理解或自认为理解的两个熟悉概念入手——自由和责任。

自由

在现代社会，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了。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呼喊着要自由；世界的整个趋势（尽管经常遭到暴力抵抗）都是朝着更自由的社会发展。

但是，我们为什么想要自由呢？

简单但并不完全适当的回答是，我们拥有越多的自由，就越能满足自己更多的欲望。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可以选择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投票给谁。

但是，你可以称这些自由为“表层自由”。我们所说的自由意志比这些平淡无奇的自由更为深刻。

为了明白何以如此，假设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欲望而有最大的自由做出刚才提到的那些选择，但我们做出的选择实际上是被他人操纵的，是被当权者操纵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将有大量的日常自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然而我们的意志自由会受到严重限制。我们可以自由地行动或选择我们想要什么，但我们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最终控制权。其他人会在幕后操纵，不是强迫或胁迫我们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而是操纵我们去具有他们希望我们具有的愿望。

现在你可能会想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那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但也可能被广告、电视、舆论操纵者、销售人员、市场营销人员，有时甚至被朋友、父母、亲戚、竞争对手或敌人操纵而做出许多选择。表明自由意志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的一个迹象是，人们对这种操纵感到厌恶，当他们发现自己受到操纵时，他们会觉得自己被贬低了。

他们意识到，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人，因为他们是在按照自己的欲望和目的来进行选择，但他们的欲望和目的一直以来都被其他人操纵，这些人希望他们做出与自己完全一样的选择。这种操纵有辱人格，因为当我们受到这种操纵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独立自主的；拥有自由意志大致就是要做自己的主人。

这个问题在20世纪的乌托邦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阐释，比如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你可能很熟悉类似主题的新近电影或科幻作品。）在这些经典作品所描述的未来主义社会中，人们可以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和做他们选择的事情，但他们从出生起就受到了行为工程师或神经化学家的训练，因此他们只想要自己能够拥有的东西和选择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在《美丽新世界》中，下层工人受到强效药物的影响，因此他们不会去想自己不能拥有的东西。整个周末他们都全然满足于打迷你高尔夫球。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但他们的欲望受到了药物的限制和控制。

斯金纳《瓦尔登湖第二》中的居民比《美丽新世界》中的工人过得好。然而，生活在瓦尔登湖第二中的那些人的欲望和目的也受到了行为工程师的暗中控制。

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集体生活在一个可以被称为“乡村公社”的地方；因为他们共同承担农业劳动和抚养孩子的责任，他们有很多闲暇时间。他们追求艺术、科学和手工艺，从事音乐表演，享受着看似愉快的生活。事实上，小说的主角，一个叫弗雷泽的家伙，创立了瓦尔登湖第二，他直言不讳地说，他们的快乐生活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社区里，人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或选择的事情，因为他们从小就受到行为训练，只想要他们能够拥有的东西和选择他们能够做的事情。

弗雷泽接着挑衅性地补充说，在他看来，瓦尔登湖第二“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因为那里的人们能够选择和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对的。瓦尔登湖第二中不需要强迫或惩罚（没有监狱）。没有谁会被迫去做违背自己意志的事情。没有谁骚扰居民，也没有谁必须骚扰他们。

然而，我们可能想知道，瓦尔登湖第二究竟是不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瓦尔登湖第二中所有这些表层自由难道不是以牺牲更深层次的意志自由为代价的吗？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确实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但他们对自己想做或愿意做的事情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他们的意志是由他们无法控制的因素决定的。这种异议实际上是这部小说中一位弗雷泽的批评者提出的，他是一位拜访瓦尔登湖第二的哲学家，名叫卡斯尔（Castle）。

但是，弗雷泽对卡斯尔的批评并不在意。他承认，在瓦尔登湖第二中，确实没有这种被认为层次更深的意志自由，但他论证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损失。与小说作者斯金纳（心理学中行为主义的主要捍卫者）相呼应，弗雷泽认为所谓意志自由，即卡斯尔和其他哲学家数个世纪以来一直鼓吹的那种自由，是一种幻觉。他说，无论是在瓦尔登湖第二内部，还是在其外面，我们都没有这种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这种自由。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像瓦尔登湖第二的居民那样，都只是教养和社会训练的产物，尽管我们可能会欺骗自己，让自己有不同想法。我们之所以会认为我们是自己意志的创造者或原创者，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大多数遗传、心理和社会因素。此外，在弗雷泽看来，如下想法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意志的终极的或“原始的”创造者——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自己的原因”。如果我们追溯行动的心理根源，比如追溯到童年，我们就会发现，那时我们的自由不是更多，而是更少。

因此，当弗雷泽呼应斯金纳等许多其他现代思想家时，他就下了战书：那种所谓更加深层的意志自由，是哲学家和神学家在我们对行为的隐藏原因有更多的理解之前想象出来的幻觉。这是一种过时的想法，在现代科学的世界图景或人类图景中没有立足之地。（请注意，在《瓦尔登湖第二》中，为这种“过时”观念辩护的哲学家被赋予了一个听起来像中世纪的名字，即“城堡”。）为什么要牺牲对我们来说真正重要的日常自由，即不受强迫、惩罚、约束、压迫等的自由，来换取一种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拥有的虚幻的意志自由呢？

责任

以这种方式反思自由的观念是通往自由意志问题的一条途径。另一条途径是反思责任的概念。自由意志也与行动的归责（accountability）、应受责备和值得赞扬的概念密切相关。

假设一个年轻人因袭击和抢劫他人而受审，其中受害者被殴打致死。假设我们参加了对他的审判并在法庭上听取了证据。起初，我们对被告的态度是愤怒和怨恨。那个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太可怕了。但是，当我们每天都听到他是如何养成他确实具有的低劣品格和堕落动机——一个关于父母疏于照顾、虐待儿童、性虐待和不良榜样的悲惨故事时，我们对被告的一些怨恨就转移到了对他进行伤害和虐待的父母和其他人身上。我们开始对他们和他都感到愤怒。（请注意这种反应是多么自然。）

然而，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把所有的责备都从这个年轻人身上转移开。我们想知道是否有一点剩余的责任属于他。我们的问题变成：他在多大程度上要对成为现在这样的人负责？他的行为都是由父母教养不当、社会照顾不周、社会训练失败等因素造成的吗？还是说他在选择其行为时起到了一些作用？

这些都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关键问题，也是关于那个年轻人的所谓“终极责任”的问题。

我们知道，父母教育和社会、天性和教养，会对我们成为什么人和是什么人产生影响。但这些影响是发挥了完全决定性的作用，还是为我们“留下了”我们要负责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想了解的关于那个年轻人的事情。他究竟只是恶劣环境的受害者，还是要对他成为现在的样子负有一些剩余责任。也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而成为现在的样子，这个问题似乎取决于这些其他因素是否完全是决定性的。

决定论与必然性

当人们通过这样的反思而开始怀疑，他们的行动可能是由他们不知道和无法控制的因素来决定的，或者因为这些因素而变得必然时，自由意志问题就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决定论或必然性学说在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的历史中如此重要。每当决定论学说出现时，它们的出现就表明人类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自我意识阶段，在这个阶段，他们开始对其行为的来源、对自己在宇宙中作为行动者的地位感到疑惑。

古代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哲学始于好奇，而没有任何好奇比对自由意志的好奇更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不想成为某个未知棋局中的棋子。

决定论学说在历史上有许多种形式。在不同时期，人们想知道他们的选择和行动究竟是不是由命运或上帝来决定的，是不是由物理定律或逻辑定律来决定的，是不是由遗传和环境来决定的，是不是由无意识的动机、心理条件或社会训练来决定的，等等。

但是，在历史上，所有决定论学说都有一个核心观念，它揭示了为什么决定论学说构成了对自由意志的威胁——无论这些学说是宿命论的、神学的、逻辑的、物理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按照这个核心观念：

当早期的条件存在（例如命运的判决或者上帝的预定行为，又或者先行原因加上自然法则），而且这些条件的出现是一个事件（比如一个选择或一个行动）发生的充分条件时，该事件就被决定了。

换句话说，情况必定是这样：如果这些早期的决定性条件存在，那么那个被决定的事件就会发生。

用更熟悉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在决定性条件已经出现的情况下，一个被决定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或必然的（它不可能不发生）。如果命运裁定或者上帝预先决定（又或者自然法则和先前的原因决定）约翰将会选择在某个时间去萨马拉，那么约翰就会选择在那个时间去萨马拉。

因此，决定论是一种必然性，但它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不管其他什么事情发生了，一个被决定的事件不一定要发生（它不一定是绝对必然的）。但是，当决定性条件已经出现时，它必定会发生。

如果命运的判决有所不同，或者过去在某个方面有所不同，约翰可能就会决定去大马士革而不是去萨马拉了。

历史上的决定论学说指称不同的决定性条件。但是，所有决定论学说都意味着，每一个事件，或者至少人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在这个意义上都是由某些决定性条件决定的。

自由选择与开放未来

为了明白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冲突在哪里，要再考虑一下自由意志要求什么。当我们认为自己是能够以各种方式影响世界的行动者时，我们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

开放取舍（open alternatives），或者说可供取舍的可能性（alternative possibilities），似乎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它们之间进行推理和慎思，然后做出选择。

我们觉得，我们选择什么和如何行动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而这意味着我们本来就可以以其他方式做出选择或采取行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当行动“由我们来决定”时，不行动也是由我们来决定的。这种“由我们来决定”还表明，我们行为的终极来源在于我们自身，而不在于我们外部的、不由我们来控制的因素。

如果自由意志要求这些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决定论会对自由意志构成威胁。如果某种形式的决定论是真的，那么我们从一系列可供取舍的可能性中选择什么，似乎就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因为只有一个选项是可能的。而且，我们行为的来源或起源似乎就不“在于我们自身”，而是在于我们外部的某种不由我们控制的其他东西（比如命运的判决、上帝的预定行为，或者先行的原因和自然法则）。

为了阐明这些冲突，假设莫莉刚刚从法学院毕业，并且要在加入达拉斯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和奥斯汀的一家小律师事务所之间做出选择。如果莫莉相信她的选择是一个自由的选择（是“出于她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的选择），那么她就必须相信，在她进行慎思的时候，两个选项都是“开放的”。她可以任选其一。（如果她不相信这一点，慎思还有什么意义呢？）但这意味着她必须相信通往未来的道路不止一条，而且选择哪一条路“取决于她”。这样一幅具有分岔路径的开放未来的图景（我们可以称之为“有分岔路径的花园”[图1.1]）对我们理解自由意志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样一幅通往未来的不同的可能道路的图景，对于如下问题也至关重要：

作为一个人和过一种人类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

图1.1有分岔路径的花园

但是，决定论威胁到了这一图景，因为它似乎意味着通往未来的道路只有一条，而不是多条。

然而，在自由意志这样一个充满争议和困难的问题上，第一印象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指导。我们将看到，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现代哲学家和科学家）都认为，尽管表面上相反，决定论对自由意志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至少没有对任何“值得向往”（就像丹尼尔·丹尼特所说的那样）的自由或自由意志构成真正的威胁。他们说，图1.1所描绘的开放的未来或有分岔路径的花园看起来很有说服力，但它隐藏了许多难题和困惑。

因此，决定论是否为真的问题（“决定论问题”）并不是我们开始研究自由意志时必须关心的唯一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决定论是否真的与自由意志相冲突。（第二个问题通常被称为“相容性问题”。）让我们依次来看这两个问题。

决定论问题与现代科学

许多人都很好奇：当普遍决定论甚至在曾经是决定论大本营的物理科学中也不再被接受时，为什么对决定论的担忧在今天仍然存在？18世纪的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拉普拉斯侯爵设想了一个超级智能生物（通常被称为“拉普拉斯妖”），它在一瞬间就知道关于宇宙的所有物理事实，而且，通过应用牛顿运动定律，它可以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一切，甚至是最微小的细节。

直到19世纪末，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把拉普拉斯或牛顿的那种普遍物理决定论视为理所当然的，但今天它不再被看作理所当然的。你可能很熟悉这样一个主张，即现代量子物理学将非决定论或偶然性引入了物理世界。据说，基本粒子的许多行为，从原子的量子跃迁到放射性衰变，都是无法精确预测的，只能用统计定律来解释，而不能用决定论定律来解释。

我们还被告知，按照关于量子物理世界的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的标准观点，这种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之所以产生，并不是由于我们作为认知主体的局限性，而是源于基本粒子本身的不同寻常的本质，例如，质子和电子既有波状性质，也有粒子性质。没有任何超级智能（也许哪怕是上帝）能够知道宇宙中所有粒子在给定时刻的确切位置和动量，因为粒子不可能同时拥有精确的位置和动量（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所以，它们未来的行为是无法被精确地预测或决定的。

人们可能会认为，现代物理学中这些非决定论的发展已经处理掉了哲学上对自由意志的担忧。如果决定论甚至在物理世界中都不是真的，为什么要担心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相冲突呢？然而有趣的事实是，尽管物理学有了这些发展，但对自由意志的担忧并没有在20世纪消失。对人类行为决定论的关注一直持续到今天，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为什么会这样呢？现代物理学中非决定论的发展之所以还没有消除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传统关注，是有四个原因的。

首先，基本粒子的新量子世界就像自由意志本身一样神秘，关于如何解释它仍有很多争论。量子物理学的标准观点认为，基本粒子的行为涉及偶然性，是没有被决定的。但是，这些标准观点受到了挑战，有其他按照决定论来解释量子理论的方式。这些不同的解释如今在物理学理论当中属于少数派，它们是有争议的，但不能被排除。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现代量子物理学有一天会被一种更全面的决定论理论取代。因此，物理世界的决定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但是，现代物理学确实给了我们更多的理由相信，与牛顿和拉普拉斯的经典物理学相比，非决定论和偶然性在物理宇宙中可能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因此，自然界中可能有更多自由意志的空间，尽管这个说法并不是有保证的。

但是，还有第二个问题。假设如下说法是真的：基本粒子的行为并不总是被决定的。这与人类行为有什么关系呢？当代决定论者经常指出，虽然量子不确定性对基本粒子（例如电子和质子）可能很重要，但基本粒子的不确定性效应在人脑和人体之类的大型物理系统中通常是微不足道的。从量子物理学本身的观点来看，涉及许多粒子和更高能量的复杂物理系统在其行为上往往是有规律的和可预测的。因此，泰德·杭德里克之类的现代决定论者论证说，不管关于电子和质子的真相如何，我们都可以“出于所有实际目的”而继续把人类行为看作被决定的或“近乎被决定的”。这是自由意志争论中最为重要的一点。

第三点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为了便于讨论，假设量子跃迁或者大脑或身体中其他未被决定的事件有时确实会对人类行为产生大规模的未被决定的影响。这对自由意志有什么帮助吗？假设一个选择是量子跃迁或人脑中其他未被决定的事件的结果。这是一个自由的或负责任的选择吗？大脑或身体中这种未被决定的影响是偶然发生的、不可预测的和无法控制的，就像一个人无法预测或控制的突发奇想或手臂抽搐一样。这样一种效果将是我们采取的自由和负责任的行动的对立面。

古代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也提出了类似异议，他们认为，如果自然界中存在自由意志的空间，原子就必须以偶然的方式“转向”。这些批评者问道，原子的偶然转向如何有助于让我们具有自由意志？大脑或身体中发生的未被决定的事件似乎会自发地发生，而且就像癫痫一样是一种更令人讨厌的事情，或者是一种魔咒，而不是对我们的自由的一种增强。如果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不相容，那么它似乎也与非决定论不相容，因为非决定论似乎是纯粹的偶然性。

除了这些考虑，我们还可以补充如下问题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原因：现代物理学中非决定论的发展为什么并没有消除人们对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担忧？当决定论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在物理科学中逐渐衰落的时候，物理学以外的科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科学、精神病学、心理学以及其他社会和行为科学）的发展却一直朝着相反的方向运动。这些科学使许多人确信，与以往的看法相比，他们的行为更多是由他们既不知道也无法控制的原因决定的。

在物理学以外的科学领域，有很多发展暗示了决定论，但它们肯定包括对基因和遗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的更深入认识。（请注意，最近的人类基因组图谱所引发的争议，自然会引发人们对通过基因操纵来控制未来行为的担忧。）其他相关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更多的问题。

我们现在对大脑的生化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激素、神经递质，以及人类情绪和行为对不同药物的敏感性，而这些药物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精神分析和其他无意识动机理论的出现，提出了思考人类大脑的新方法，这些方法不亚于计算机和智能机器的发展，即便计算机和智能机器是预先编程的，它们也可以做很多我们能做的事情（比如计算机国际象棋大师“深蓝”）。

对动物和人类行为的比较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理解，表明我们的动机和行为是我们进化史的产物，并帮助我们看到心理、社会和文化训练对成长和随后行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