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减负”口号喊得响亮，名义上是要给学生削减作业量，杜绝超前教学，可实际操作下来，却似乎成了给学校老师“减负”的手段。升学的标准并未降低，反而愈发严苛，竞争愈发激烈。说实话，我也不赞同降低升学标准，毕竟国家发展急需大量高素质人才，家长们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满心期许孩子能练就一身过硬本领。
如此一来，学生面临的各方面学习任务，本质上并不能减少。简单来讲，有这样一个公式：对于每个学生个体，学校教育加上家庭教育（包含机构教育），才构成学生所接受的完整教育。只有当学生接收的教育总量达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实现升学择校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即便升学标准不提高，一旦学校教育有所削减，家庭教育（尤其是校外机构教育）必然会填补空缺，甚至加码。所以，这一番“减负”操作下来，家长们的压力不降反增。
就拿教培机构来说，虽说宣称要关停，可真的关干净了吗？禁令一下，反倒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所谓的“工作室”。刚取缔教培机构那会儿，各种打擦边球的学科培训课程层出不穷，打着英文演讲的幌子教英语，用晚托班的名义行学科教学之实。显然，减负的目标并未达成。根源就在于，需求不但存在，而且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还是刚需。有利益可图，那些机构怎会轻易放过？必然会绞尽脑汁绕开监管。学校老师不清楚这些乱象吗？
教育部门不知情吗？我可以很笃定地说，他们心里门儿清，再清楚不过了。既然如此，我倒觉得教育改革不妨逆向思维，不是减负，而是适当“增负”。小学就开设晚自习，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让学生在校内完成作业后再放学，做完一个走一个。对于那些不想让孩子埋头苦学语数外的家长，可以让孩子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课外兴趣班，同样九点放学，从乒乓球、足球到钢琴、民乐，一周七天课程不重样。晚自习的师资由学校老师和社会招聘两部分组成，家长需要付费，而且必须付费。但因为校内生源充足、稳定，又没有房租成本，运营成本低，收费远低于校外机构，这样还能顺带解决老师收入问题。要知道，能考入体制内的老师，业务水平普遍较高。
就像我家孩子学校的音乐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比外面琴行多数老师的水平都高出一大截。据我了解，即便三令五申严禁在职教师校外代课，仍有部分老师偷偷在校外带班。没办法，校外有需求，他们自身有能力，这种现象难以杜绝。与其堵，不如疏，不让他们发挥余热，其实也是教育资源的浪费。总而言之，要让学生尽可能长时间待在学校。家长下班后，舒舒服服吃个饭、洗个澡，再慢悠悠晃到学校，带上些零食、营养补给品，到学校门口接孩子回家，孩子到家直接洗澡睡觉。
哪怕家长还有“鸡娃”的冲动，可外面培训班都关门了，也没地儿可去。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细节还能进一步优化，但大原则就是要让学校扛起大部分教育责任。这样做，一来能切实为家长减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二来能够保障教育相对公平，不让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在孩子教育上有心无力。说到底，减负应是减掉家长的负担，而非学校的，唯有如此，才能让家长有勇气生二胎。不然，人口问题只会愈发严峻。看看邻国韩国，家庭在教育上拼命内卷，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出生率急剧下滑。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我相信为教育部门出谋划策的专家们肯定比我领悟得更深。但遗憾的是，就是不见落实，甚至都没有写进政策规划里，我实在是想不通其中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