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身为沈阳军区司令邓华，政委周桓纷纷调离部队，到地方任职。
谁来担任军区司令、政委，成为军委以及总部比较关系的问题。沈阳军区是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大军区，需要找一位能力强，能征惯战的将领出任。
对此，上级准备拟定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的黄永胜，他虽然在学习，可一直挂职广州军区司令员。上级让他出任不言而喻，熟悉东北环境，军事方面过硬，资历不低。
可最终上级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调任沈阳军区司令。
东北在解放战争时期是由四野解放，当初在选定军区司令员时，也是考虑到东北战略位置重要，而且经历抗美援朝，更需要一位能掌握全局的将领出任，邓华作为志愿军司令兼政委，从抗美援朝开始到结束全程指挥。
邓华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打仗3年，对气候、地形、环境等各方面都如数家珍。上级把邓华安排到东北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
庐山会议后，邓华、周桓都调离。上级希望继续由四野将领担任，但最终认为调其他方面军出身的干部更合适。在三大主力红军中，论资历、能力、战绩、职务等，陈锡联确实很突出，战争年代是二野最能打的将领之一。
虽然安排四方面军的将领担任军事主官，但上级又安排一方面军出身的政工将领担任政工主官，他就是赖传珠。
赖传珠过去在总干部部担任副部长，1957年总干部部撤销后，调任北京军区政委。在北京军区任职只有1年，就调去沈阳军区工作，调动显得是不是频繁了。更何况，北京军区作为大军区，要全面了解军区上下，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全面掌控就走了。上级这样的安排或许考虑到“平衡”。
赖传珠调离后，上级调二方面军将领廖汉生担任北京军区政委，司令员是一方面军将领杨勇。
过去大军区军政主官任职，就是哪个野战军解放哪里，就由哪支野战军将领担任军政主官。但1959年以后大军区军政主官不断调整，“山头”组建被消灭，各大军区主官来自不同方面军。
在当时还有一点，上级对红一方面军将领重用成都更多，如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部主任谭政，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都是一方面军出身。组建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也是一方面军将领，如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萧向荣、邱会作等，他们被称为“双一”，也就是红1方面军红1军团。
不仅如此，大军区以及军兵种当中，红一方面军将领占比太多，如空军司令刘亚楼，工程兵司令陈士榘，济南军区司令杨得志，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海军司令萧劲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