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说，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这两个老头子都是半斤八两，于中国而言都不太好对付。
美国政坛每四年一次的权力更迭总会引发外界对中美关系走向的揣测，但无论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还是拜登的“规则重塑”，其对华遏制内核始终未变。这种延续性源于中美实力对比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崛起与美国相对衰落的动态博弈，使得任何一位白宫主任都难以跳出“霸权护持”的思维定式。
正如中国古语“此消彼长”所揭示的规律，美国对华政策的强硬底色并非源于某个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而是其全球霸权逻辑的必然产物。
特朗普与拜登的对华策略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殊途同归。特朗普政府以单边极限施压为特征，通过关税战（2025年对所有中国商品加征10%基础关税）、科技封锁（升级半导体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扩大CFIUS权限）等手段实施全产业链遏制。其政策延续了2017-2021年任期内的保护主义遗产，更将“脱钩”从技术领域扩展至人文交流，如推动终止《美中科技合作协定》。
而拜登政府虽以体系化竞争为框架，通过重建盟友体系（联合欧盟、东盟限制中国5G设备）、规则重构（主导印太经济框架）等“巧实力”围堵中国，但核心目标仍是延缓中国科技崛起。
两党策略差异仅体现在战术层面。特朗普偏好“交易式对抗”，通过关税杠杆迫使中国让步；拜登侧重“制度性遏制”，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国际规则之外。但二者共同服务于战略目标——阻止中国成为技术和产业强国。这种政策延续性在美国国会表现得尤为明显：2024年共和党竞选纲领提出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同样炒作涉华议题攻击对手。
中美关系的深层张力源于国际权力转移的客观规律。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4年调查显示，49%的美国民众将“限制中国实力”视为优先事项，较2018年增长17个百分点。这种焦虑催生了跨党派的“中国威胁论”共识：无论是特朗普的“威权主义敌人”定位，还是拜登的“战略竞争对手”定义，都将中国崛起视为对西方主导秩序的挑战。
中国全方位的崛起彻底打破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触动了其霸权根基。2018年至今，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商品价值超过5500亿美元，涉及97%的中国输美产品。
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已纳入639家中国实体，但华为海思14纳米芯片量产、长江存储232层NAND闪存技术突破，证明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实现局部突围。ASML被迫继续向中国出口2000i光刻机，因中国市场占其营收的29%。
美国原以为中国对美市场依赖度（2017年占出口总额19%）能让关税战速战速决，却忽视了中国市场多元化能力。
面对美国遏制，中国展现出系统性应对智慧：
经济反制：对美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15%关税，直击其能源出口命脉；实施钨、碲等战略资源出口管制，瘫痪美国军工产业链。
科技突围：华为联合中芯国际实现14纳米芯片量产，宁德时代全球动力电池市占率突破40%，宇树科技人形机器人技术领先美国同行两年。
规则博弈：在WTO起诉美国违反贸易规则，启动对谷歌反垄断调查，构建“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外交运筹：深化中俄能源合作（2024年原油进口占比升至28%），推动金砖扩容至15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平衡立场以分化美欧。
为什么说美国对华关税战，美国必然是失败的一方？因为人类有商业史以来，从来没有哪一国通过所谓的关税战，能成功的。
对于美国对华发起的关税战，美国国内有很多专家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关税“武器化”的做法存在历史误读，可能重蹈1930年代“斯穆特-哈雷关税法案”的覆辙，即通过高关税转嫁国内矛盾，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加剧。贸易自由化才是长期促进美国利益的核心路径，而当前政策可能破坏多边贸易体系。
从税收角度分析，若关税高到“禁止性”水平，贸易转向将导致税入归零，与特朗普声称“关税改善财政”的初衷相悖。
再让特朗普干完这4年，美国的国运也差不多到头了，为何呢？因为现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反特朗普联盟”！
民主党与部分共和党建制派已形成反特朗普阵营。五位前国防部长（包括特朗普任内的马蒂斯）联名指责其解雇军方高层是“将军队政治化”，并呼吁国会阻止相关人事任命。特朗普在俄乌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如削减对乌援助、施压泽连斯基接受停火条件）引发欧洲多国反弹。
德国、法国、波兰等领导人公开表态支持乌克兰，强调“欧洲安全需独立于美国”，德国甚至计划接管美军撤离后的东欧防务。英国首相斯塔默呼吁欧洲寻找“替代路径”支持乌克兰，被视作欧洲寻求战略自主的标志。墨西哥、加拿大正加速与欧盟、亚洲的贸易合作以降低对美依赖，
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深化与欧洲的产业链绑定。这种“去美国化”趋势客观上形成对特朗普单边主义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