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裕舜（Brian Wong）
香港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罗德学者
欧盟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主要是由于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上台，美、德、法等拥有内向型议程的大国政府开始推出相关政策。对欧洲、北约和乌克兰冲突而言，这可能导致当代全球秩序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 （从左至右）2025 年 2 月 24 日，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挪威首相斯托雷、爱沙尼亚总理米哈尔、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和芬兰总统斯塔布从乌克兰基辅人民国家纪念馆前走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第一夫人叶莲娜·泽连斯卡娅在基辅人民国家纪念馆附近悼念乌克兰阵亡将士，抵达乌克兰的 13 位外国领导人也出席了仪式。随后举行的会议讨论了和平与安全保障问题。（摄影：乌克兰外交部爱德华·克里扎尼夫斯基）
“我最担心欧洲面临的威胁不是俄罗斯，不是中国，也不是任何其他外部势力。我担心的是来自欧洲内部的威胁。”
在挤满欧洲外交官、官僚和政客的房间里，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此番言论让人们震惊。毕竟，这是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会场，在日益敌对、分裂和混乱的国际环境里，许多人将其视为欧洲安全的最后思想堡垒和中心。在欧盟内部传统的跨大西洋主义集团里，许多人都对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战争中奉行其外交政策和非常规立场的速度之快感到吃惊。带着恐惧和内心的愤怒，一些欧洲政治和政策精英开始认识到，特朗普总统的第二任期标志着美欧关系的划时代转变。这一次，情况不一样了。
万斯此次露面是在最近几周美俄两轮高层会谈之间，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俄高层会谈基本暂停。第一轮会谈于2月12日举行，特朗普总统与普京总统讨论了一系列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人工智能和能源，以及美元作为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会谈结束时，特朗普宣布将立即开始谈判以结束战争，他的言辞透露出他的愿望：成为结束这场旷日持久、长达三年冲突的“和平斡旋者”。
▲ 2月18日，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和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为首的俄罗斯代表团在沙特举行了会晤。
第二场会谈是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与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会晤。特朗普的亲信顾问兼密友史蒂夫·维特科夫主导着“大交易”的宏伟战略，而鲁比奥和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兹则开始捍卫几年前他们都不会公开支持的立场，包括乌克兰必须接受领土损失以换取和平、乌克兰加入北约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据称有正当理由对乌克兰领土发动攻击。名义上的权力会带来多大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欧盟必须捍卫其战略自主权，但这会是什么样子呢？
这两次会谈乌克兰均未参加，欧盟亦是如此。
鉴于特朗普政府明显反对在不符合自身狭隘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欧盟在战争问题上无疑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欧盟仍然坚定地认为俄罗斯绝不能“获胜”。“获胜”的定义较宽泛，涵盖一系列结果，包括越来越不可能的俄罗斯全面失败、俄罗斯军队被赶出乌克兰、乌克兰收复工业发达的扎波罗热和赫尔松，以及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初步路线图。这些定义不一定具有政治可行性，但似乎反映了欧洲安全机构的初步共识。
另一方面，欧洲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持续支持乌克兰抵御入侵，仍是值得怀疑的问题。预算削减、军事工业空心化以及长期的傲慢自大，使得欧洲国家基本上无法独自维持家门口的军火密集型战争。波兰等个别国家已开始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边境上大规模整合国防基础设施，希望以此形成有效威慑。但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显而易见，正如德拉吉的报告强调的那样，欧盟在决定未来增长的新兴技术方面实力薄弱，并陷入了结构性的增长疲软。
法国总统马克龙一再提倡欧洲拥有“战略自主权”。定义这个概念就像毫发无损地跳过火圈一样简单。战略自主权的最佳解释，是各个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不受一个或多个外部力量的决定性或压倒性控制的情况下追求本国人民利益的能力。换句话说，自主权必须始终以利益为基础，而利益又体现为多种形式，包括经济、领土、军事、安全、金融、战略、技术或者有象征意义的话语概念。
▲ 3月1日，马克龙在X上分享葡萄牙电视台RTP对其的采访。他在采访中称，如果欧洲希望在国防能力方面实现“更大自主权”，他准备“开启讨论”，讨论欧洲的核威慑问题。
长期以来，马克龙的主张遭到那些认为欧洲地缘政治的前途必须与美国结盟人士的讥讽，因为美国是一个名义上自由公正、致力于推进国际民主的国家。然而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它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美国也正变得越来越狭隘内向、一心希望以牺牲长期伙伴关系为代价获取短期利益。欧洲应该意识到，需要同时降低对华和对美关系的风险，而不是只关注前者。
欧洲为维护核心利益必须采取三项措施。
欧洲的出路在哪里？我没有完整答案，但总体战略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缓和冲突、关系多样化和发展。
首先，欧盟必须以务实方式缓和目前的乌克兰冲突，开辟一条快速的和平之路。现在，欧洲国家应该共同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底线，但在此之前，它们必须通过审议和谈判，在政治可行性的前提下，弄清楚这些核心红线是什么。特朗普政府和克里姆林宫都认为欧洲软弱、分裂，因此不值得在谈判中被认真对待。欧洲领导人参与谈判时，必须考虑终止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同时防止乌克兰饱受战争蹂躏地区的伤亡和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像美国目前那样不讨价还价就屈服，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接受有条件的、优于美俄会谈立场的有利妥协，即使不是最优方案，也不会带来毁灭性结果。但是，这种缓和局势的方式要实现，前提是欧洲国家元首展现出强有力的决心和领导力，以及乌克兰政策和政治精英的协商，实际上，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并没有任何磋商。
其次，欧盟应该在美国之外实现关系多元化。对美欧关系的乐观信念一次又一次受到考验，然而，过去两周的变化和变革反映了欧洲早就应该意识到的问题。中国和印度都大肆宣称自己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与俄罗斯保持长期关系，而与充满敌意且故意挑衅的特朗普政府相比，它们可能成为欧洲结束战争进程中更可靠的合作伙伴。涉及关系多元化问题的不止乌克兰战争，寻求制造业合作和产能的欧洲企业，应该与中国和日本企业接触，而不是筑起高墙将它们拒之门外。寻求应对可再生能源转型挑战时，欧洲创新人士应利用中东的资本和东盟的人才。在赤裸裸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地缘政治阴谋时代，欧盟不能再依赖美国作为稳定的合作伙伴。
第三，欧盟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和军事能力。北约发展的关键，以及如果要保持其重要性，是日益“东移”，从美国转向西欧，从西欧转向直接面对俄罗斯火力的中欧和东欧。波兰将成为北约日益重要的后勤和作战中心，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则努力填补内向、右倾的德国和法国留下的真空。除了国防和安全之外，欧洲还应加强制造能力。然而，如果不努力解决过于严苛的劳动法、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这些努力可能徒劳无功，因为这些问题从根本上不利于快速变革，不利于对干扰生产的因素做出迅速反应。
这些观点绝不是具体的政策建议，但是，希望它们成为欧盟制定和推进特朗普2.0时代政策的指导原则。如果欧盟希望获得未来，就必须靠自己努力争取，而不是寄希望于历史的力量为它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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