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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特朗普上任后，多次声称要将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占为己有；批评欧洲内政并为右翼政治站台；对陷入地缘政治冲突泥潭中的盟友及伙伴国“只做交易”；签署行政命令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世界卫生组织。特朗普和团队成员不断释放的信号表明，美国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并正试图重塑全球秩序。
西方社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MSC）会前发布了聚焦“多极化”议题的《2025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指出，美国已不再被视为世界秩序的“稳定之锚”，而是必须对冲的风险。
郑永年教授近日在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上发文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传统“自由国际秩序”。同时，他也在积极重建新秩序，包括强化美国作为霸权的内部根基、强化主要国家的主权性质、变革和重组同盟体系等。一旦特朗普把美国自己塑造的“软力量”给破除了，美国霸权的本质就暴露无遗，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也可能会随之出现。
近期，郑永年教授还出席了上海市“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首次座谈会，并在多个平台发表评论文章。IPP特对郑永年教授近期观点进行汇编。
郑永年：对待DeepSeek“破圈”，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
2025年2月28日光明日报
2月28日，《光明日报》刊发的《中国又一次用高科技创新征服世界——DeepSeek“破圈”意味着什么》一文引述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深刻洞察。文章详情请见
郑永年教授认为，对待DeepSeek“破 圈”，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尽管中国在迅速赶超，但从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研究，到硬件、软件、产业，再到规则制定。“美国还是占优势、占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光明日报》2025年2月28日 16版 《中国又一次用高科技创新征服世界——DeepSeek“破圈”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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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特朗普已经放弃了“自由国际秩序”
2025年2月28日大湾区评论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上发表评论文章。文章指出，特朗普正在抛弃了人们所熟悉的“自由国际秩序”，并重建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文章 详情请见 。
慕尼黑市中心抗议特朗普的活动。（法新社）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曾是“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建构者。但现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传统“自由国际秩序”。
他指出，二战后形成的“自由国际秩序”有其赖以维持的结构和内外部条件：
在安全领域，建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起点是成立联合国体系，尤其是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为核心协商机制的集体安全体制。
在经济领域，战后“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在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主要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此后的世界贸易组织。
就内部基础而言，战后国际自由 经济秩序是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瑞吉（John Ruggie）所提出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阶级大妥协、需求侧的国家干预角色、金融监管与资本管制，以及自由贸易体制四者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为战后西方国家 的经济繁荣奠定基础，维持西方社会内部阶级共存。
而在国际层面，“嵌入式自由主义”体制让西方社会维持了经济体系的对外开放，形成牢固的跨阶级、跨地域与超越左右政治竞争的 社会共识，也让有利于西方经济快速重建与 振兴的开放贸易体系得以确立。也就是说，西方内部自由主义秩序为其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提供了内部条件。
客观地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无论从产生、维持还是发展，都离不开“美国霸权”这一要素，包括美国强大的经济军事力量、横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联盟、威慑他国的核武器等。
交易员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图源：新华社
但现如今，支撑“自由国际秩序”的所有柱子都崩塌了。
第一，经济和社会“脱嵌”式发展。全球化所带来的几乎所有利益也由资本所攫取。美国中产萎缩，社会极化，欧洲亦如是。
第二，苏联集团解体，使得“自由国际秩序”失去内在凝聚力。
第三，美国依靠盟友体系树敌、扩张，但同时盟友“搭便车”现象存在。使得维持秩序的成本庞大。
特朗普在放弃旧秩序，如果认为美国新总统正在成形的外交政策描述为一种“战略撤退”或者一种新的“孤立主义”，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他正在重建新秩序：
强化美国作为霸权的内部根基。特朗普的努力是两个方面：一是内部的改革，二是扩张外部的“美国新版图”。
“强化国家主权性”与美国的“扩张主义”。美国本身退出国际组织甚至“自由国际秩序”是因为这些限制了美国的主权行为。同样，欧盟甚至北约那样的区域国际组织也限制了美国或者欧洲国家的主权性质。
应当把特朗普对北约、欧盟的态度视为重组“同盟”。特朗普想重建新的欧洲与新的“北约”，一直迫使美国的盟友提高军费预算。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会动用各种方式，以马基雅维利方式来重组欧洲和盟友体系。
不惜牺牲小国利益，与其他强权合作重塑国际秩序。这充分表现在特朗普希望结束俄乌战争的行动上：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其中不能扮演角色或者仅能扮演一个次要角色，乌克兰则被排挤出谈判的过程。
如果上述的这些冲突和问题是按照特朗普的方式来处理，那么这个世界无疑回到了老式帝国主义强权分割世界的时代。
特朗普正在让人们看清披在美国“自由国际秩序”之上的外衣。一旦特朗普把美国自己塑造的“软力量”给破除了，美国霸权的本质就暴露无遗。
2月15日，温哥华民众在加拿大国旗日当天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关于吞并加拿大的言论及加征关税的威胁。图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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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上海要建立大科研体系
2025年2月28日
2月28日，上海市成立了“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并于同日召开咨询委员会首次座谈会。郑永年教授受邀参加会议，与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以及其他来自智库、高校、机构、企业的7位专家代表深入座谈交流。
郑永年教授在座谈会上建议，上海要建立大科研体系，创新推动科研科创体制机制改革。
上海“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首次座谈会。图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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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深圳的发展，要放在中美竞争的国际背景下进行思考
2025年2月27日深圳卫视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 策研究院接受深圳卫视记者专访，就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发展等相关话题做出深入解答。采访视频片段于2月27日在深圳卫视《大湾区会客厅》节目中播出。
郑永年教授认为，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发挥未来产业的作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发展，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
从深圳的角度来讲。第一，必须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由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未来产业。第二，需要利用新兴产业去赋能传统产业，就比如深圳“20+8”产业集群中的“20”。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提出了“互联网+”，而现在则提出了“人工智能+”。
郑永年教授强调，新质生产力不应被过度庸俗化，也不应被拔得过高。事实上，凡是能提高单位附加值的技术，都可以称之为新质生产力。因此，我们既不能把新质生产力视为“乌托邦”，也不能把所有微小的进步都归为新质生产力。
深圳前海。图源：新华社
郑永年教授强调，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产业革命都相对分散，而这一次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则呈现出高度集中化、区域集中化的特征。
分析中美的技术布局可以发现，美国的科技创新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加州到德克萨斯这一狭长地带，以及东北部的波士顿、纽约、新泽西一带。而中国的科技创新区域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 中美的科技竞争，本质上是这几个科技高地之间的竞争。在当前的国际竞争格局下，深圳的发展、珠三角的发展，必须放在中美竞争的国际背景下进行思考。
郑永年：新经济活动被大量释放，“内卷”必然减少甚至消失
2025年2月28日中国经济周刊
近日，中国经济周刊刊登了郑永年教授撰写的《走出经济内卷需要“三箭”齐发》一文。文章指出，逃离经济“内卷”的问题既涉及经济政策的思维导向问题，更涉及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问题，除了“宽松的金融”和“积极的财政”这两支箭之外，还需要第三支箭，即“松规”。
郑永年教授指出，逃离“内卷”经济，既涉及经济政策的思维导向，更涉及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
近来，中央出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从长远来看，但需警惕三种倾向。
第一，如掌控不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变成通胀经济。人为刺激的通胀是“消极”的通胀，不利于社会发展。
第二，大量的金融资源如果向国有部门、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倾斜，又会造成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失衡。
第三，在存量经济不变的情况下，加大货币的供应会导致一个更加“内卷”的经济，无论是企业之间还是地方政府之间。
他指出，要逃离“内卷”经济，除了“宽松的货币”和“积极的财政”这两支箭之外，还需要第三支箭，即“松规”，通过适度放松监管释放市场的新经济活力，这需要诸多具体的体制机制改革。
一是要理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企业方增强知识产权意识，让政府方提升法治观念，避免“一哄而上”的局面，保证企业充分竞争是良性的向上竞争。
二是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实现原有产业的升级。今天所谓的“高质量”房地产往往集中在城市中心，但这种“高质量”只是价格高。高质量的房地产既是财富概念，更应是文化概念。房地产升级可推动中高等收入群体的“高消费”。
三是催生新技术的落地。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技术进步创造和增加新的经济活动。 推动基于新技术的产业落地，可以产生大量新经济空间，这对企业、社会和政府都是有益的。对企业来说，拓展了新的经济发展空间；对社会来说，新产业会增加就业，劳动工资提高，消费欲望就会上升；对政府来说，经济活动的增加会扩大税基，增加税收，从而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他认为，无论是对低空经济、私家船产业，抑或是生物制药、人工智能而言，新技术、新产业的落地都需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适度放松监管。
四是“三箭齐发”解决“内卷”问题。纵观我国现存产业和已有技术水平，还有很多因为政府政策因素没有发展起来。在新技术领域，政府可以适度放松监管，让新技术落地。新技术的落地不仅可以催生新的经济活动，也可以赋能现存技术产业的升级。
可以预计，如果新的经济活动被大量释放出来，那么“内卷”必然减少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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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不仅企业层面要开源，国家层面更需要实行可持续的总体开放政策
2025年2月21日大湾区评论
近日，郑永年教授在公众号“大湾区评论”上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认为，需要更加客观地看待DeepSeek给全球资本、技术进步等带来的改变，同时要理性评估中国在与美国人工智能战略竞争中的优劣势。文章详情请见。
郑永年教授认为，DeepSeek的“出圈”带来了许多积极影响。在国内，DeepSeek激起了地方政府急起直追的雄心。
而在世界范围内，DeepSeek打破了美国的垄断地位。让 很多国家意识到原来人工智能不见得要那么高成本和那么多的芯片，使许多人发现人工智能的普惠性和缩小数字鸿沟的可能性。
用户在DeepSeek手机客户端上提问。图源：新华社
但与此同时，郑永年教授也强调，应该正确认识到DeepSeek改变了什么，没有改变什么，以及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所处的位置。
在技术层面上，DeepSeek是“开源的胜利”。开源的逻辑就是，在别人的基础之上通过创新去超越别人，但人家也可以在你的基础之上来超越你，循环往复。长远来看，开源必然被超越。
然而i，尽管Deepseek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创新突破，但这并没有改变在人工智能领域美国总体领先的地位。因为DeepSeek是开源的结果，并非是从“0-1”的基础创新，而是应用端的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基本上由四大块组成，即（1）技术端（包括芯片、算力和算法等），（2）数据端（数据的数量和质量），（3）基于技术和数据之上的大模型端，及（4）应用端。这次DeepSeek的突破主要在第三领域，而在技术和数据端，中国和美国依然存在很大的距离，应用端的差异也不小。
在技术端，中国芯片正在进步，但要赶上美国还需要时间。 在数据端，就数量来说，美国拥有来自全世界的数据。而就质量来说，我们的大量数据处于孤岛的状态，公司之间、政府部门之间、区域之间的数据很难得到整合。
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意识到这次DeepSeek的成功正在产生的外在效应：
中美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中美两国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美国必然会加大和强化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打压、制裁和围堵态势。
DeepSeek这次的创新突破必然会给自己培养出更多的竞争者。对中国来说，欧洲、日本和印度都已经受到极大的鼓舞，要在人工智能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各国都不得不加入竞争，继而转变发展模式。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去监管”必然成为一个大趋势。
在 瓯海区科创核心板块的高教新区创新设立的中国（温州）数安港。图源：新华社
对中国来说，有几点需要聚焦：
第一，需要改变过去监管过度、发展不足的局面。要赶超美国，中国下一步也需要适度放松监管，这不单单是技术本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际竞争的需要。并且在中国的体制内，发展和监管二者是并行不悖的。根本的问题就是需要转变监管观念，容许AI技术落地，在其成长过程中评估其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从而出台适度的监管政策。
第二，我们要继续开源，并且把开源上升为国策。DeepSeek的成功是“开源的成功”。我们很多企业本来就是在西方开源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一旦到了自己的手里，就变成闭源了。这实际上限制着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长远看，也必然会再次落后。因此，国家需要把开源上升成为国家的宏观政策。
第三，不仅企业层面要开源，国家层面更需要实行可持续的总体开放政策。因为技术层面的开源只有在国家总体开放政策下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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