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9日，日军攻克密支那，远征军回国的路断了。其中38师往印度方向撤退，杜聿明所在的第五军直属部队新22师两万名远征军与承担断后任务的96师8000战士则选择取道野人山辗转回国。然而，这支进入野人山的队伍躲过了日军追击，却未能逃过野人山的“死亡审判”。
致命野人山
野人山——当地人称之为魔鬼居住之地，这片面积约500平方公里的原始丛林成了踏足者的绝望地狱。而更致命的是，杜聿明部队进入时正值雨季，日均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山洪裹挟着腐烂的动植物尸体奔涌而下。
山洪不仅会冲散队伍，还会带来瘴气、疾病、毒虫。疟疾、回归热、破伤风在缺药的队伍中肆虐。护士刘桂英曾描述：“高烧的人躺在地上抽搐，苍蝇围着化脓的伤口产卵，几小时后伤口就生蛆。”杜聿明在日记中写道：“每日死亡数百人，遗体来不及掩埋，只能任其腐烂。”
而因为补给不足，士兵们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皮鞋、皮带甚至枪套，成了士兵们唯一安全且可以果腹的东西。可这些也有限，都吃完了，他们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采食野果、野蘑菇。一开始还慎重地只挑见动物吃过的，可随着饥饿感越来越重，再顾不得许多，见到什么都往嘴里塞。于是，集体中毒事件成了夺取士兵生命的又一魔爪。
此外，也有幸存者在回忆中提及，野人山的地磁并不稳定，指南针时常受磁场干扰而失灵，致使部队多次绕回原地。新22师参谋董启超就写下了这么一则记录——“某连队3天只前进了5公里，最终全员饿毙于溪边。”
走出来的幸存者
杜聿明部进入野人山时，队伍尚能保持基本队形。虽然没了外敌追击，但野人山的环境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此杜聿明还特意安排了男兵保护女兵，粮食、药品等物资也优先供给女兵。可最终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只有刘桂英一人。杜聿明的这份爱护为什么没能让女兵们被生命之神眷顾？
究其原因除了本身资源有限、环境危险，再多的优待也是极其有限的外，女兵本身的生理弱势和职责带来的死亡危险也是重要原因。
当时女兵多为护士与译电员，战斗任务少就意味着对体格与身体素质要求不会太高。有数据显示，她们的平均体重不足45公斤。这样的身体素质在强行军中无疑是不行的。此外女性的生理期也是一个问题，此时无防护措施下水极易造成感染，更何况下的还是雨林里的山洪水。
刘桂英如是写道：“月经期蹚过齐腰深的河水，下半身泡得溃烂，但不敢停下——停下就意味着被抛弃。”而因为女兵会承担医护工作，与伤病员的频繁接触加大了死亡风险。护士班长黄维娟就因为高烧士兵擦身而感染霍乱，最终腹泻至脱水而死。
刘桂英最终能走出野人山是偶然与必然的叠加。她有极端意志，靠舔食树叶露水维持生命，吞食蚂蚁补充蛋白质。她还有有野外生存经验的同伴同行，路上与男友何华（工兵排长）互帮互助，共谋生路。
两人本可以一起走出野人山的。可在经过悬崖时，何华因绳索断裂而坠亡。幸运的是，在昏迷濒死时，被后续部队收容。
野人山撤退的悲剧，本质是现代化军队在原始自然面前的溃败。而刘桂英的奇迹则是命运的眷顾，她说：“我不是英雄，只是运气好。那些姑娘比我优秀，但野人山不给她们机会。”
参考文献：
[1]薛立永.唯一走出“野人山”的中国远征军女兵的健康长寿启示录[J].科学大观园,2010(09):5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