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蒋鼎文派保安队从一处枯井中挖出六具尸体，个个反手背绑，戴笠没想到的是，这六具尸体直接让他损失了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就是杀人魔赵理君。
赵理君是四川人，黄埔五期生，早在复兴社成立初期，他就被戴笠招至麾下。赵为人心狠手辣，办事果断干练，深得戴笠赏识。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上海发生过两起轰动海内外的重大血案，一起是暗杀杨杏佛案，另一起是暗杀史量才案，杨、史在当时都是著名的进步爱国人士，因发表抗日救国言论，反对老蒋的独裁统治，而先后被老蒋打了黑枪。
这两起大案都是戴笠着手安排的，而具体的实施者就是赵理君，赵就凭着这两起血案成为戴笠的第一杀手，而戴也因此稳固了与老蒋的关系，即便是赵，也在老蒋处挂了名号。
八年抗战时期，阎锡山“在三只鸡蛋上跳舞”，实行拥蒋、通日、联共三面政策，这种三头马的政治手腕令老蒋愤怒，他下令给戴笠，派得力干将封锁晋南到河南洛阳的通道，严密监视、检查和控制往来人员，特别防止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偷渡到晋南，转延安及华北敌后区。
戴笠奉命后，就让以反共著称的赵理君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兼洛阳专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密掌控从洛阳到山西的黄河渡口。
赵理君大权在握，自然不会浪费搜刮钱财的机会，更何况此人好滥杀无辜、草菅人命，在军统内部也为不少特务所不齿。
沈醉在人们眼中就是个大坏人了，但沈醉评价赵时，却这样说：“与余相识亦已九年，但毫无感情可言，其外表内心均为一典型之大坏蛋也！”。
一个坏人说另一个坏人是大坏人，可见，赵理君其人坏到什么程度，实是难以想象。但就是这么一个“典型坏蛋”却是戴笠所器重的“人才”，实属蛇鼠一窝。
在黄河渡口，赵以例行检查为名，行的却是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之实，有他撑腰，其手下特务对来往人员，稍有不顺意，轻则打骂，劫掠财物，重则把人殴打致死，投入黄河毁尸灭迹。一时间，黄河渡口犹如鬼门关，百姓闻之色变。
除了搜刮勒索，赵还在封锁线上利用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差异大发横财，倒卖枪支、毒品。赵的手下曹银屏就专门负责走私鸦片，为赵赚取外快。
但每每搞这些不法生意时，都要途经国民党正规军的地盘，雁过拔毛，都要留下买路财才能通过。后来为了不交这笔钱，曹率人改走豫东保安队的防地，他们以为仗着自己的身份可以顺利通过，不想却被豫东行署专员韦孝儒抓了个正着。
曹于押送途中逃跑，马上报告给赵，赵便写信给韦，要求放人，并归还鸦片。结果韦不但没有放人，反而将赵的小特务们给枪毙了，这一下就上了赵的黑名单。
为了报复，1942年3月15日，赵瞅准机会，指使曹等人绑架了韦及相关人员，共计六人，最后将六人活埋于一个枯井中。
第二天，韦孝儒等人一夜失踪的消息就传遍了洛阳，令整个洛阳城惶恐不安，全国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就连国外媒体也报道了此事，这让老蒋大为恼火，责令河南方面从速侦破此案。
此后每隔三天，老蒋的侍从室就发报给河南追问案件进展，一周后，老蒋见案情进展缓慢，下令让戴笠前往河南督办。
戴笠到河南后，重金悬赏，征集线索，很快就有人来报告，说在洛阳城外的废井被人填平，四周还有汽车轮子的印记。
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接到报告后，即令人前去勘察，结果从枯井中挖出六具尸体，当时天气还比较寒冷，尸体并未腐烂，专案人员马上就辨认出韦孝儒及相关人员。
赵理君、曹银屏得知消息后，惊出一身冷汗，不久参与此案的一个小特务便露馅了。小特务拿着一块手表去钟表店售卖，这块表恰好是被杀一位校长的，因价钱没谈拢惊动了警察，有警察一来便认出了这块标志性的手表，因校长生前平易近人，常常帮助学生，不少学生都认得这块表，而这些警察中就有校长的学生。
这样一来，小特务被抓，很快就供出了赵、曹二人，及事件的整个经过，赵理君终于锒铛入狱，但对于他的判决却迟迟未下。
这时与军统素来不和的中统坐不住了，徐恩曾让手下把赵在河南的所有劣行都整理出来，其中包括赵杀害中统人员的恶行。
这些资料由陈立夫专门呈送给了老蒋，并请求老蒋要严办赵理君，同时还要追究戴笠失职的责任。事情到此，已经不单单是一起杀人案，而夹杂了中统与军统之间的相互斗法了。
到最后，戴笠就是想保赵也难了，而赵理君最终被杀，却是捅了老蒋的马蜂窝。他为了保命，不知廉耻地给老蒋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到了不可告人的杨、史两大案。
老蒋收到此信，当即下令戴笠，处死赵理君。1943年，军统的“夺命太岁”赵理君被枪决，时年40岁。
赵死后，戴笠多次流露出惋惜之情，将赵安葬于成都龙泉驿军统公墓，对其家属予以厚抚，难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