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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 9 期

《济宁看点•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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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木生老师与《书屋》杂志有着二十多年的联系,感情深厚。作者与刊物,也有着“三观”问题,契合了,就亲就近就牵念着。《书屋》是中国文化与思想的重镇,虽薄却厚,信息量大,读后可以咀嚼再三,且受益非浅。

能在中国文学史、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从思想、精神、性情、文风,都对鲁迅有着重大影响,或者说鲁迅对他们都有着长期的关注、契合、承继的绍兴人,是嵇康与徐渭,尤其是嵇康。

徐渭(字文长)与鲁迅,是两个南腔北调人。

绍兴市越城区就包含着徐与鲁的故居,一个在前观巷大乘弄10号,一个是东昌坊新台门(现在的鲁迅中路),两个特立独行的巨人,为我们留下了说不尽的故事与用之不竭的精神与文化遗产。有两首诗,曾让我有过他们一直同行的错觉——“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徐渭《题葡萄图》);“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鲁迅《自嘲》)。都是出生于正在衰败的官宦家庭,都有父亲的早逝,都尝尽婚姻的不幸,都不见容于社会却又不改反抗的生姿。一个一度成为疯子,“狂疾不已”,因误杀妻子而入狱、因受人事牵连而入狱,并数次自残;一个开笔便写出《狂人日记》,翻出了中国两千年老账,写满了“吃人”二字。就是对于妇女的态度,他们也在心上的柔软处有着“不谋而合”:“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但自然,单为了现存的惟妇女所独有的桎梏而斗争,也还是必要的”(鲁迅《关于妇女的解放》);“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要演武艺,先要放掉了这双脚”(徐渭《四声猿·雌木兰》)。徐渭有《南词叙录》,研究中国戏剧屡陈创见;鲁迅有《中国小说史略》,是探究中国古代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一个因诗文、书法、绘画、戏曲的重大建树而成为“大书画家、大文学家、大戏曲家”;一个因为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与学术研究而成为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只是徐渭有着更大的不幸,百日丧母,8考8落、9死不死,一生蹉跎。

关于徐渭,在鲁迅日记中多有出现,涉及《徐青藤水墨画卷》《徐青藤水墨花卉卷》《徐文长故事》等。1933年3月7日这一天,鲁迅写下两篇杂文,《从幽默到正经》与《从讽刺到幽默》。前一篇直接提到了徐文长,“‘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 ‘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这段话一直被误解,以为是在轻视徐文长,其实正好相反,是在为徐文长打抱不平。那时的戴季陶一些人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反对鲁迅们的批判性杂文,甚至连林语堂们的“幽默”也不放过。鲁迅当然是揭露他们“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捎带着也为徐文长长期被世俗化的“堕于‘说笑话’”而鸣不平。《从讽刺到幽默》更深化了这些观点,直言要想不要讽刺,先要改变了这个不合理的社会,并再次对幽默的现状与未来语中肯綮,且暗喻着徐文长被庸俗化成“说笑话”和“讨便宜”的悲哀:“‘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鲁迅当然知道徐渭的价值是在“说笑话”、“讨便宜”之外的地方。徐渭的“青藤书屋”当是少年鲁迅常去的地方,那方小小的天井,天井中徐渭亲手植下的青藤,尤其是《青藤书屋图》两旁、徐渭手书的那幅楹联——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更会让鲁迅凝望覃思的吧?鲁迅的《南腔北调》杂文集之名,怎会与“一个南腔北调人”不无关系呢?他在《 <南腔北调> ·题记》里说到一个上海女作家说他“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 。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且近几年来,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这是中国两个南腔北调人的相遇与相知。

与对待徐渭不同,鲁迅对嵇康,有一种刻在骨头上的喜爱与疼惜,在灵魂的天空里,他们是一对双子星。

在《鲁迅全集》的众多版本里,我最先拥有与通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的《鲁迅全集》。那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期吧,人在青藏高原,这套书成了青年的我万般寂寞中成长的主要营养,也在这套书上系铭着自已温暖而又孤独的情感,包括对于蔡元培先生序的喜欢。这套书其实是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再版,它的第9卷,有两部作品组成,一部是《中国小说史略》,另一部是鲁迅校辑编誊的《嵇康集》。那时读《嵇康集》特别费劲,全靠一本小小的《新华字典》,还读得疙疙瘩瘩。后来才慢慢明白,这两个人是在人迹罕至的精神世界里,有着千古难觅的汇流与激发。

这部《嵇康集》,在鲁迅搜集整理的诸多古籍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不仅陆续校勘的时间最长——自1913年至1935年,长达23年,几乎跨过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而且所耗精力最巨,前后校勘十余次,亲笔校勘本5种,抄本3种,以及《嵇康集考》《嵇中散集考》《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和为《嵇康集》所作的《序》《跋》等堪称浩繁的手稿。我从先生的日记中择出几条,以记其大多在夜间进行的熬费心力的劳作:开始于1913年9月23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主要工程竣工时的 1924年6月8日,“夜校《嵇康集》了”、10日“夜撰校正《嵇康集》序”,《序》的结尾是:“恨学识荒陋,疏失盖多,亦第欲存留旧文,得稍流布焉尔”,让其流传之意拳拳;1926年11月14日写出4000字长文《 <嵇康集> 考》,“尝写得明吴匏庵丛书堂本《嵇康集》,颇胜众本,深惧湮昧,因稍加校雠,并考其历来卷数名称之异同及逸文然否,以备省览云”,深恐嵇康人与文湮没之心让人动容;1931年11月13日,“校嵇康集以涵芬楼景印宋文本《六臣注文选》”;直至1935年11月20日给台静家的信,又见校对《嵇康集》的信息,“校嵇康集亦收到。此书佳处,在旧钞;旧校却劣,往往据刻本抹杀旧钞,而不知刻本实误。戴君今校,亦常为旧校所蔽,弃原钞佳字不录,然则我的校本,固仍当校印耳 ”。鲁迅的《 <嵇康集> 跋》,让我们看到他的自信与欣慰:“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癸丑十月二十日,周树人镫下记。”又是“灯下记”,23年间,他与嵇康有过无数“相会”的深夜。尤其是《 <嵇康集> 考》,信息量大,容纳着鲁迅对嵇康的综合与具体的评价,如“康美词气,有丰仪,不事藻饰。学不师受,博览该通;好老庄,属文玄远。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钟会谮于晋文帝,遇害”;如“本姓奚,自会稽徙谯之铚县稽山,家其侧,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讲嵇康姓之来源;论其诗文“其致玄远,悉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康文长于言理,藻艳盖非所措意;唐宋类书,因亦尠予征引”,述康文的特点与寂寥。

两个会稽人,相隔一千六百多年,却通过《嵇康集》,让我们感到了他们相互温暖的体温。为什么?到底是什么让一千六百多年之后的鲁迅,对其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与喜爱?细细地体会,就能知道,是嵇康身上体现出的会稽或者说越人的一种精神,在鲁迅的心上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这种越人的精神,因为鲁迅的存在而更加丰盈、更加鲜活而具体,并因为烙着“鲁迅”的生命而使其更加具有现代性,并成为当代中国最为急需的精神与思想的财富。这种越人的精神,便是对于压迫与奴役的反抗,便是对于已经享受独尊、并成为统治者工具的儒家思想的批判,便是基于生命尊严之上的独立地思考与对于自由的不懈地追寻,便是要在这无声的黑暗中发出独自的声音与呐喊。

就是这个嵇康,敢于独立于炙手可热、且又野心勃勃的当权者司马氏,不合作,不献媚,且能够在冷眼里满蓄着轻蔑。那个出身名门、因投靠司马氏而做了大官的钟会,则更让嵇康鄙夷不屑。美服高车随从如云又能如何?高大俊美的嵇康照样与向秀光着膀子在自家的大树下,旁若无人地锻铁。危险,包括生命的危险,敏感的嵇康是感觉到的,甚至做了精心的防范。但他并不因为危险或仅仅为了活着而低下高贵的头颅。就是在他因钟会以“言论放荡,非毁典谟”的诬陷而被司马氏押赴刑场的时候,嵇康仍然让心上的自由与阳光一样灿烂,不作妥协不去低头更不求饶,只是从容地在刑场上弹完了那曲绝唱《广陵散》。

鲁迅当会反复回味嵇康“《广陵散》于今绝矣”这句刑场上的临终遗言吧?他不愿意嵇康的文字也如这曲《广陵散》一样成为绝响,所以在23年间,孜孜矻矻,一直在裒集校勘,同时也让这样一个特别稀罕又极其宝贵的有着“浩然之气”的大丈夫形象,屹立于奴役已成传统的中国的大地上。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种闪耀着独立精神的“师心”与“使气”,不正是以会稽(绍兴)为中心的越人、尤其是越之士人的精神所在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这段话的时候,心上是铺满着悲凉的。

《嵇康集》之外,鲁迅还有许多文章谈及嵇康,他是在将这个悲剧而又寂然的人,请在自已的身边,喝酒聊天。1933年11月24日写下《选本》一文,这样提到嵇康的另一面:“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即以《文选》为例罢,没有嵇康《家诫》,使读者只觉得他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而在《 <嵇康集> 考》中,鲁迅考证这段话也来自嵇康的《家诫》,正好与《选本》一文相互印证:“若会酒坐,见人争语,其形势似欲转盛,便当舍去,此斗之兆也。”嵇康的这个“另一面”,《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讲得更为详细明透:“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长官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一个如此高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社会是黑暗的,所以嵇康们要点着自已的文字,照亮自已与周围;社会是污浊的,所以要让自已的思想与精神独立成为一道清流,安妥自已与周围。他们当然深知这样的点着与独立的危殆险恶,也就期盼着家人后辈不要重蹈于这样的危殆险恶之地。想想鲁迅写在最后一篇文章《死》中的7条遗嘱,其中一条便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也是与嵇康们同样的心情。

对于《诗经》的郑风,这两个绍兴人,又在惺惺相惜着。那是在《中国汉文学史纲要· <书> 与 <诗> 》中,鲁迅与嵇康都对孔子与“后儒”们表达了相反的意见:“孔子则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后儒因孔子告颜渊为邦,曰‘放郑声’。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遂亦疑及《郑风》,以为淫逸,失其旨矣。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自非至人,孰能御之’。”鲁迅说“自心不净,则外物随之”,嵇康云“自非至人,孰能御之”。还有《“题未定”草》《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与1929年1月6日致章廷谦的信,都论述或涉及嵇康。

还有收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再论‘文人相轻’》,从文人相轻说到文坛小人的告密、恐吓,当然举了钟会诬陷嵇康、“于是得罪了钟文人,后来被他在司马懿面前搬是非,送命了”的例子(应是司马昭)。如此,就要妥协就要圆滑就要和那些宵小同流合污以自保吗?鲁迅当然又会想到那个嵇康于阳光下从容抚琴赴死的场面,于是他那冷对的横眉里便蓄满了蔑视与不屑:“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婊子了么?!”嵇康的琴弦,透过一千六百多年的时空,又铮铮然奏响在鲁迅的笔下:“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只是鲁迅猜想着嵇康的另一种死因:“嵇康的送命,并非为了他是傲慢的文人,大半倒因为他是曹家的女婿,即使钟会不去搬是非,也总有人去搬是非的,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者是也。”曹家的女婿也许并非嵇康最主要的死因,在《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之关系》长文中,鲁迅更深刻与透彻地论述着嵇康的人与文以及他的死因。

如果有人问鲁迅生前最好的朋友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许寿裳。关于鲁迅与嵇康,许寿裳在他的研究鲁迅的名著《亡友鲁迅印象记》中有这样的话:“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九千字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竟有三千多字是在说嵇康,论及孔融批评并独立于曹操而被曹操所杀,也是在引出嵇康的不满并独立于司马集团而被司马集团所杀——说历史上的杀戮又无不印证与影射着鲁迅发表这篇学说时的1927年的事实:国民党政权对于共产党人的屠杀。

发了一辈子议论的鲁迅一句话归结了嵇康的死因:“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嵇康发了哪些议论让他成了司马集团的眼中钉?在那样溽暑的广州,于夏期学术演讲会的讲坛上,鲁迅站得稳稳的,用他那独有的南腔北调,再现着历史真实的场景:“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对于杀人者,鲁迅从来不客气:“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这些前仆后继、死了方可的行列便蜿蜒而来,没有尽头。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最主要的犯忌之处在哪里?山巨源就是山涛,竹林七贤之一,比嵇康大18岁,自已升迁时便推荐嵇康上任接替自已的职位。此时的司马昭已经杀了曹魏的皇帝、国家大权在握,现在忖度山涛的推荐其实是想保护嵇康——意思是你只要肯出来当司马氏权力下的一名官员,就是承认与顺从,当然也就安全了。哪承想嵇康竟然写下了一封终遭杀身之祸的信《与山巨源绝交书》。先说自已“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还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甚至“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犹如野鹿,“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说说这些倒还罢了,竟又说出“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已却“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什么爱睡懒觉、喜欢钓鱼、虱子多爱痒痒、厌烦文牍、讨厌迎来送往如“不喜吊丧”、不愿意与俗吏共在“嚣尘臭处”、心不耐烦官事鞅掌等等七个必然不能忍受。七必不载犹可堪,“甚不可者二”可就要了他的命了:“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

他与山涛其实是真正的朋友,临刑的嵇康并没有多少后顾之忧,他知道山涛会将他的后代照顾得妥妥贴贴。许寿裳赞鲁迅的“皓皓”“懔懔”,也许是受到山涛夸嵇康的启发:“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本文刊发在2025年第三期《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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