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春娜
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加拿大友人，肯定非白求恩莫属。然而，有位加拿大人被称为“考古界的白求恩”，可能很多人就不知道了。这位加拿大人跟山东关系极为密切，他不但曾在齐鲁大学任教，而且他收藏的甲骨文成为山东博物馆甲骨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就是明义士。
今年正值明义士诞辰140周年，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方辉所著的《明义士和他的藏品》时隔25年修订再版。方辉说，他希望通过这本书，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明义士，记住这位国际友人对我们的贡献。那么，明义士是如何与中国结缘的？他对中国考古学有着怎样的贡献？近日，记者专访了方辉教授，听他讲述明义士的故事，以及他从事明义士研究的来龙去脉。
山东博物馆有他的旧藏
明义士（1885-1957），本名James Mellon Menzies，曾以传教士的身份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却最终成为了一名研究甲骨文的学者，收藏五万余片甲骨。
提到甲骨研究来，山东与它可谓是缘分深厚。第一个发现甲骨文的是福山（烟台）人王懿荣，第一个使用甲骨文名称的是历城（济南）人陆懋德，山东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正是甲骨文。
山东博物馆收藏殷墟甲骨1万多片，是国内收藏甲骨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之一，并且其藏品之精、研究价值之高，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些甲骨中，其中一部分就是明义士的旧藏甲骨。
明义士收藏的甲骨为什么能入藏山东博物馆？这与明义士曾在齐鲁大学任教有关。
齐鲁大学是山东大学的前身之一，成立于1904年，在1930年，成立了国学研究所，招聘著名学者前来任职，老舍也就是在这时应聘而来。彼时明义士因出色的甲骨研究，已经在学界有所建树。1932年秋，他应邀来到齐鲁大学，在国学研究所担任考古学教授。为了研究的便利，接到任命的明义士还不远千里，在历年藏品中选出一部分，分装几辆马车，由豫北安阳经鲁西，辗转运到济南。以这些藏品为主，他在齐鲁大学还建立起了古物博物馆。该博物馆不仅面向全校师生，还向来访的中外人士介绍、宣传古老悠久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不过，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明义士平时话说得并不多，只有谈到甲骨时，才滔滔不绝，因此，得了个“老骨头”的称呼。这位“老骨头”可不只爱“啃骨头”。他来到济南时，恰逢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成功发掘不久，龙山文化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同时，齐鲁之邦又是中国文明发源地之一，这些背景无疑是为其施展考古才能创造了良好条件。
作为考古圣地，城子崖遗址成为明义士和学生们经常涉足的地方，在这里，明义士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器以及其他重要文物，并正确地识别出了城子崖殷墟期文化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明义士曾与同时供职于齐鲁大学的英国籍教授林仰山教授一起，在济南市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包括大辛庄、王舍人庄、洪家楼、梁王城和路家洼等一系列史前、商周至汉代时期的遗址。
从1932年到1936年在齐鲁大学任职的四五年，是明义士自认为一生中生活最充实、最美好的时光。这是明义士学术研究最多产的时期，他完成了《甲骨研究》一书的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甲骨文的论文，使齐鲁大学成为甲骨学研究的重要阵地之一。当1936年启程回国度假时，他根本没有想到这竟是与齐鲁大学的诀别。他将这些文物和自己的日用品统统留在了校园中，计划休假后继续他的教授生涯。
随着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陷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1942年，齐鲁大学被日军占领。为了防止日本人发现明义士的文物藏品，他的朋友们设法将藏品转移到几个地方，分别存放。其中，一箱子比较重要的甲骨被藏在齐大的金库里，其他文物则被埋藏在校园内，并绘制了两张地图，其中一张由明义士保存。在这期间，明义士藏品得以免遭日军劫掠，并妥善保存下来。在1946年，明义士还在信中提到，他的愿望是回到中国，把他分藏在各地的文物藏品聚拢在一起，捐赠给齐鲁大学。
由于种种原因，明义士没有能重返齐鲁大学，但这批藏品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1948年9月，济南解放。在解放初期的两三年中，齐鲁大学的管理权仍然掌握在外籍人士手里。后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并出资补助齐鲁大学，解聘外籍教师的行政和董事职务，中国人收回了齐鲁大学的教育主权。
1952年，将要离开中国的齐鲁大学代理校长林仰山拿出了那份绘制于1942年、上面标有明义士甲骨埋藏位置的“藏宝图”，并指出了藏在地下室的109箱藏品，两相合并，共140箱。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这些明义士所藏文物全部接收。1959年，明义士旧藏8000余片甲骨及其他藏品移交如今的山东博物馆。
甲骨研究“西方学者第一人”
在1948年4月份的华盛顿，一位63岁的老人激动地看着一封从中国漂洋过海到美国的信件，信中说：“我们能在中国共同研究甲骨文，是最所盼望的。”这位老人正是明义士，此时，他已离开中国十二年，并已经退休正在华盛顿休养，寄信人则是“甲骨四堂”之一的“彦堂”董作宾。
作为一代甲骨学大师，董作宾与明义士是多年的朋友，他对明义士的评价总是不吝赞美之词，他说：“关于甲骨文字研究，老兄不但是西方学者第一人，也是在中国研究最早之一人。”明义士为何能获此评价？
还要回到1910年说起。那年，25岁的明义士踏上了去往中国的路程，前往河南地区传教。当时的豫北地区，如怀庆、武安，尤其是安阳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历代碑刻、古塔和庙宇。这些人文景观，使得明义士越发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凭着自己对语言的独特感受力，他逐渐喜欢上了汉语。就在学习了两年汉语后，1914年他被派驻安阳。
1914年，也就是明义士来到中国的第四年，可以说是他一生的转折点。这年的春天，明义士骑着一匹老白马，沿彰德城北河南岸徐徐而行。当时，用来植棉的农田刚刚翻耕过，许多新翻出的碎陶残瓦都被丢弃到田垄地头，其中一些看上去很古老的碎陶片引起了他的注意。顺着碎陶片的分布向前行，明义士便来到河岸边，他发现遗弃的碎陶片在此消失不见。
当时河岸边，柳条已经冒出了嫩绿的新芽，一群身着破衣、臂挎篮筐的村童正在争采嫩柳。这时，有一名孩童看到明义士这位外国人在捡拾陶片而感到好奇，便上前搭话，在聊天中，明义士得知这里有“有字的龙骨”。后来在孩童的带领下，明义士沿着河岸，经过一片荒凉沙野，来到一个小坑旁。小坑位于一西向的斜坡上，坡间布满了白色碎骨。这就是殷朝武乙故都“殷墟”。
后来，明义士为了纪念与殷墟相识的过程，特意写下一首七言诗：“柳树出芽骑白马，白马走时顺洹河。拾破陶器寻先古，小孩引到出古处。盘庚殷墟无痕迹，年前花根白地立。余思盘庚宅兹邑，商人作事问上帝。”
致力于商文化研究
从与殷墟不期而遇，至1957年因病在多伦多去世，明义士几乎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商代甲骨文和青铜文化的研究，成果丰硕。
自1914年开始，明义士便在小屯村收藏甲骨和其他古物。在安阳小屯村，因经常骑着老白马徘徊于洹河岸边，这位洋人传教士被村民们称为“明牧师”。村民们往往将翻地和打井挖出的零星古物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他，或干脆就白送给他。
不可避免地，起初明义士在收购文物中“翻过车”。有人在鲜牛骨头上仿刻文字，埋在地下冒充龟甲卜骨，几天后便腐臭不可闻。受此影响，明义士决心研究辨别甲骨真假。
自1914年至1917年，历经三年的辛苦收集，明义士自称已经有将近5万片的甲骨，从中，他选出2369片，亲手临摹，在191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殷虚卜辞》，这也是西方学者研究甲骨文的第一部著作。该书作为第一部甲骨文摩本，开创了甲骨文著录的一种新方法，并为学术界提供了一批值得信赖的甲骨资料。
在1914年至1936年，明义士在中国取得了不少甲骨研究的前沿性论证。到了1936年，明义士返回加拿大休假，后因战火而不能重返中国。在此情况下，明义士只好选择留在多伦多，应聘到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做助理研究员，一边为该博物馆鉴定中国藏品，一边准备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研究殷商文化。其青铜文化的代表性著作出于此时。1942年11月，明义士以《商戈》为题作为博士论文参加答辩，并最终获得博士学位。这部厚达近500页的专著，无论是在研究的广度还是在深度方面，在当时西方乃至在中国学术界，都堪称高水平。
明义士对中国文化终其一生的研究，也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四个孩子都出生在安阳，耳濡目染下，他们对中国的感情颇深。明义士的次子明明德（Arthur Menzies），1916年在安阳出生，说一口流利的河南话。因有中国出生和生活的背景，1976年至1980年间，明明德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成为一名积极推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实践者。在1999年，明明德将父亲生前收集的三箱有关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资料和图书捐赠给了山东大学，续写了一段佳话。
中加两国的文化使者
今年的明义士诞辰的140周年，随着时间的沉淀，他所做的学术贡献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作为国内较早对明义士开展全面深入研究的学者，方辉说，对他的研究其实是偶然。
1987年，研究生毕业后的方辉选择留在山东大学当老师，教授古文字、考古学和考古学史等课程。无论是在甲骨文研究中，还是在商代考古史上，一个名字是学者们无法避开的，他便是明义士。
“1993年，学校的宋家珩教授承担了一个名为‘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的项目，其中就涉及了明义士。”方辉说，在中国的传教士中，明义士比较特殊，他对甲骨文有研究，并且还在齐鲁大学教学，值得深入挖掘。“当时的史料其实比较少，宋教授委托我做明义士相关研究。”
“当年对明义士还是以负面评价为主，并且公开发表的材料少，也并不深入。”为了全面了解明义士，方辉到山东省档案馆查找齐鲁大学档案，拜访当年明义士教授过的学生，去山东博物馆查看明义士藏品档案等，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1994年和1997年，方辉又先后两次到明义士学习和工作过的多伦多大学东亚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等地搜集资料，并到渥太华明义士之子明明德先生家中采访，获得了很多的素材。
从1993年开始历时7年的研究后，方辉所著的《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于2000年正式出版，并广受好评。“学术研究就是实事求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方辉说，明义士其实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者，是对中国和加拿大友好做出重要贡献的文化使者，也可以将其看作是“文化上的白求恩”。
甲骨链接起了方辉与明义士跨时空交流，这种交流不止于方辉对其的研究。在2003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开展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方辉正参与其中。在这次大辛庄遗址的发掘中，最令方辉感到惊喜的是，这里出土了字卜甲7片，其中4片可以缀合为1版较完整的龟腹甲。此甲上刻卜辞16条，共34字，此外还有2个兆序数字。对此，方辉感慨地说：“这其实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历，我也觉得很幸运。”
如今，25年过去，海内外有关明义士的研究有不少新成果问世，而且，对明义士本人的评价，也逐渐转向客观真实。方辉说，对于明义士的研究，他们也还在继续着，目前正在筹备明义士两篇博士论文的翻译出版工作。“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中国的读者了解到明义士的学术思想，及明义士家族为中加友好所作出的贡献。”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方辉《明义士和他的藏品》修订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栏目策划/编辑 马纯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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