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之中，有一个永恒且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那就是武装起义，尤其是农民武装起义。因为这种事情不管结果怎么样，首先对于那些失意者来说是相当解气的。广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这个黑暗、腐朽的旧社会、旧秩序吧。
这种情绪和心态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需要这种歇斯底里的呐喊和玉石俱焚的宣泄的。但是，家人们，咱还是永远希望大家能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理性辨别的人，有些事情，从情绪和理性的角度去看，可能会是两种认知。
比如广为人知的大泽乡起义，这是公认的第一次大规模底层武装起义，但其实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农民起义。更严谨一点地说，它的参与主体可能是有大量农民阶级，但策划、组织和领导主体从来都不是农民阶级，也基本上不可能是农民阶级。
先给大家列举历史上大家所熟知的几次社会性武装起义吧！秦末的大泽乡起义、汉末的黄巾起义、晋末的孙恩起义、隋末的瓦岗起义、晚唐的黄巢起义、明末的闯王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大家仔细去扒拉扒拉一下，看看究竟有哪些起义是农民阶级组织和发起的？其实几乎都是失意士族、地主和一些宗教主挑起的。
要理解这背后的深层逻辑，一定要先理解社会下沉式发展的整体大趋势。
华夏文明在周朝的周礼问世之后，进入了一个有序的等级赛道。最高等级的统治者是天子，其下是分封的诸侯，诸侯之下又分封了一些卿大夫，而大夫则会笼络一些有技艺特长的人帮忙打理产业、经营地盘，那便是士。至于社会底层基本盘，有土地这样的自有产业者叫平民，没有自有资源而纯靠卖身做劳动力输出的叫奴隶。
用现代的知识来解释，那就是天下的大老板是天子，各分公司老板是诸侯，各分管部门的小老板是大夫，而士是高薪聘请的白领阶级，平民是挂靠生产的有作坊私营主，奴隶是纯打工人。
但在社会学中，熵增效应是必然会出现的。也就是说，一种有序的稳定秩序总会在各种外力和内力的共同作用下而逐渐趋向于无序和散乱的。比如天子势微，那些实力强劲的诸侯便会对天子形成威逼之势；比如诸侯之间，也会出现同一阶级要搞内部排名的事情；比如卿大夫在实力壮大之后，也想升级成为一方诸侯；比如一些社会精英的士，在条件成熟了之后便不想再当白领而想自己做老板了……所以，春秋争霸、战国兼并就是这么来的。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到了战国和秦汉时期，正是广大士族阶级向上寻找命运出口的爆发时期。别的不说，战国中后期的苏秦和张仪等纵横家其实就是用“有奶便是娘”的社会活动准则在套现自己的职业诉求，不给我想要的待遇，老子就跟你们没完，就要想方设法踩着你的尸体上位。不是爱人便是仇人。
还有“战国四公子”大量地豢养门客，其实本质上是贵族阶级在高薪养士，以降低和缓解整个国家的阶级矛盾。
秦国一统天下之后，战国时代原本暂时平衡的社会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秦灭六国，六国的贵族阶级会被秦国圈养到咸阳或者其他安抚性安置，但是原本聚集在六国贵族门下的士呢？秦国会去安置他们吗？秦国有那么多岗位和资源来安置他们吗？那些征战天下的秦军将士们能接受秦国对他国之士的政治优待吗？六国被灭，其实就相当于六股巨大的失业潮一下注入了秦国一个身体了，六股不受控制的真气横冲直撞之下，暴走的秦国很快就走火入魔了。
其实，秦朝大一统之后，最科学的自我解毒方式是赶紧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体内闹腾得很，先坐下休息一阵子。也就是要温和式地去搞经济和民生建设，然后慢慢去消化那些大量散落民间的士族资源，把矛盾体的体量先降下来嘛。
但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和一直暴走的秦国陷于沉浸式的胜利快感之中难以自拔，适得其反地继续用持续上马各种超大工程的方式暴虐天下，进而激化国内的阶级矛盾，让早就极度不满的士族阶级找到了揭竿而起的爆发点。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秋，秦朝廷征发闾左贫民屯戍渔阳，陈胜、吴广等900余名戍卒被征发前往渔阳戍边，途中在蕲县大泽乡（今宿州）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情急之下，陈胜、吴广领导戍卒杀死押解戍卒的军官，发动兵变。史称“大泽乡起义”。
可是，关于“大泽乡起义”的事情，有些问题还是要抛砖引玉地谈谈我的一家之言、片面看法。
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说陈胜、吴广是农民阶级，进而说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农民起义，这种说法和论断是有待商榷和推敲的。
首先，武装起义不是小孩子过家家、闹情绪的儿戏，没有一定的核心思想和资源的支撑，一般人是不会傻到去拿鸡蛋去碰石头的。任何时代和社会，因为破罐子破摔而不想活了的个体是永远存在的，但是集体剧烈爆发则是很少见的。农民阶级的意识觉醒在历史上没那么早，几乎所有的农民运动都是需要更先进的阶级和人员进行动员、鼓动、裹挟甚至利用的。
当时的社会虽然已经下沉式发展很久了，但也仅仅下沉到了士族阶级这个份上。即便是时至今日，社会发展的基本盘也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所以说，当时的自发式农民起义是不具备条件的。思想文化、武装资源等，农民阶级是基本接触不到的。
其次，陈胜和吴广的农民身份本身是存疑的。虽然在史书之中，这俩都被定性为长工这样的务农者，但是咱们要考虑一个问题，陈胜在给人种地的时候就志存高远地说出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苟富贵、勿相忘”等不太可能出自一个农民之口的话语。
咱并没有看不起任何人的意思。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是没错，但也有一句话叫“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其实对于大多数没有接受任何教育、没有什么太多见识和远大志向的社会底层来说，拼尽全力地好好活着才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要务，至于什么鸿鹄之志，那就只能当成是一束白月光了。当时在给人当长工的陈胜能这么深度地去思考人生？能说出那么有一定水准的话来？
大致推断一下，吴广因为没有史料支撑就姑且不论，陈胜大抵是楚国灭亡后，受到政治和待遇制裁的原楚国士人之一。
最后，从大泽乡的发展逻辑来看，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有着各种先天性缺陷的农民可以干得出的事情。
比如一个农民能想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极具煽动性的、直击人心的政治口号？比如一个农民为了给起事造势能用鱼腹藏书、装作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这种迷信手段去蛊惑人心？比如一个农民知道政治借势地蹭上为长公子扶苏和楚国名将项燕复仇这样的政治热度？
上述这些事情，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可能并不是啥让人奇怪的套路。但是，要知道当时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末，而且之前是没有任何经验模板可供陈胜、吴广他们参考的，陈胜他们连照着葫芦画瓢的条件都没有。所以，咱不太相信他是一个见识、觉悟较低的农民。
实事求是地讲，大泽乡起义在时机选择、利用矛盾、打造旗号、宣传口号等各方面都是做得可圈可点的。
比如时机选择上，秦朝在一路暴政之下，国家机器那口高压锅其实已经到了爆炸的边缘了。刚好大秦的定海神针秦始皇也刚刚去世了，而继任的胡亥以及他背后的赵高得位不正，秦朝的内部政治矛盾也相当尖锐。
比如矛盾利用上，尽管秦朝当时的律法并不是只要失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斩首，但秦朝的严刑峻法是深入人心了，而普通人并不了解秦朝律法的细节和真相，他们只是克服不了死亡的恐惧而已。所以陈胜说咱们难逃一死还不如揭竿而起，才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比如打造旗号上，被逼冤死的长公子扶苏那个未在史书上露面的母亲大概率是楚国公主，楚国名将项燕在临死前曾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已经把楚国和秦国的政治矛盾上升到了“怎么弄死对方都不为过”的高度了，所以打着楚国的旗帜去造反是最能事半功倍的。
比如宣传口号上，大家跟着你去拼命，随时都有掉脑袋的风险，那总得有点念想吧？所以，陈胜同志提供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永不过时的政治口号。兄弟们，咱们干就完了，万一干成了，咱们就都是王侯将相了。你们是不是王侯将相不好说，但我肯定是能先过一把王侯将相的瘾的。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必须承认和接受“人算不如天算”的事实，人家秦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别的能力没有，枪打出头鸟的能力还是有的。其实我们纵观历史上所有的武装起义，基本是第一支冒头的队伍大概率就只能充当炮灰。
秦朝虽然已经衰败，但毕竟是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拥有庞大的军队和资源。尽管主力都分布在北方和南方戍边，但是聚集力量去镇压还是星星之火的起义也是没多大问题的。陈胜吴广的起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为秦朝最后一个名将章邯登上历史舞台在铺路。
大家还记得某电影中那句经典台词嘛？“二十一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其实在任何时代和社会，人才都是最重要的。陈胜、吴广这支草创团队的天然短板就是人才短板。要军事人才没军事人才、要行政人才没行政人才、要体系人才没体系人才，难道真的凭借一腔热血就能推翻一个巨无霸的政权？
真实的历史中，陈胜的起义队伍是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叫周文的圈内人来统领军事的。这个周文曾是楚国春申君的门客，自称懂得兵法。
一般地，这种底层社会的武装起义因为事发突然，国家政府始料未及，刚爆发的时候基本上都能吃上阶级矛盾的红利，蓬勃发展出气势如虹的态势。比如周文就带着一帮悍勇赌徒一路向西席卷到了函谷关附近了。
只不过，这种纪律散漫的起义运动很多时候就跟旱灾背后的蝗灾一样，看起来挺吓人的，但只要政府和军队打起精神来针对性应付，基本上就会立马现出原形。比如在荥阳（战国时代，函谷关是荥阳的辖区），起义军面对已经反应过来的荥阳守将李由（李斯的儿子）就根本就啃不动。
但是，当时的秦朝政府已经把国内的主要军事力量都派到北边和岭南去戍边去了（北边是30万精锐防匈奴，南边是50万精锐打百越），国内除了荥阳这样的军事重镇外，基本上都是军事真空地带，所以才让起义行动一下子成燎原之势的。
就在大秦危在旦夕之际，时任少府（九卿之一，管工程制作的）的章邯组织起了骊山的十万劳改犯开始了战略大反攻。
这个时候，双方的差距就体现出来了。章邯的手下虽然聚集了大量民工，但是他的部队里还是有拱卫首都咸阳的“郎中令军、卫尉军、中尉军”三军充当骨架的，相当于他的部队是半生半熟的状态，且能在战斗中升级，逐渐变成一支成熟的正规军的。而起义军因为完全散装的基础，很长时间内就注定是一群乱匪。章邯很快就把起义军打得节节败退了。
周文被章邯迎头痛击之后，逃出函谷关之后，又在曹阳聚拢了残兵，准备反败为胜。而首战大胜的章邯并没有急着扩张，而是主动暂停了两个月对自己的内部系统、资源配置进行升级。
两个月后，感觉自己已经升级得差不多了的章邯才正式打出函谷关，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在曹阳再次击溃了周文的部队。周文逃到了渑池，但被章邯给追杀了，最后城破人亡。起义军这一支主力军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干掉周文之后，章邯又率部解了荥阳之围。原来围困荥阳的是起义军领袖吴广已经被自己的手下田臧干掉了，而田臧还没来得及快活几天就死在了章邯的反攻之下。
至此，陈胜迫不及待地建立起来的“张楚”政权已经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随后，在章邯兵团继续东出平乱的过程中，张楚的势力清一色地一击即溃。孤守陈邑的陈胜甚至都没来得及反抗，就被自己的车夫砍下人头当投名状了。
一度闹腾得动静挺大的大泽乡起义仅仅持续了六个月时间，就彻底灰飞烟灭了。
其实，我们回过头去审视一下大泽乡起义，除了一点抗争精神的吹哨意义外，其他是乏善可陈的，也是让人唏嘘的。
第一、陈胜、吴广这样的发起者其实是因为社会待遇的巨大落差而心里充满怨恨的落魄士人。他们其实是利用秦末日益尖锐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进行赌博式的过把瘾就死的豪赌。用广大农民阶级的生死来成就的自己臆想中的功名富贵。讲句不好听的话，后世大多的底层起义都是这个味道。
第二、起义军那种原始、散装的组织结构，其实是注定干不成这种大项目的。没有军事、行政、后勤、统战、装备、战略等各方面的专业人才，纯粹依靠煽动社会矛盾而聚集的乌合之众是没法形成真正的战斗力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军，一拥而上地割韭菜问题不大，但只要碰上了啥硬仗，绝对会一哄而散的。比如东汉初年的绿林军、赤眉军等。
第三、底层起义一般都会在战略层面浑浑噩噩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和意识去搞清楚“为谁而战”的问题。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造反就是为了报复、快活和暂时安全。至于为什么要推翻秦朝？如何去推翻秦朝？推翻秦朝之后怎么办？这些关键问题，他们是一个都没整明白的。
第四、底层起义一般都会受制于阶级局限性而草草了事。农民起义通常缺乏先进的生产关系和政治理念，陈胜吴广建立的政权实际上就是打着诛杀暴龙的旗号先让自己成为暴龙，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根本需求，久而久之导致支持者流失。还有缺乏政治远见而把个人享受摆在第一位，进而引发各种搞笑的内部矛盾，这些也是底层阶级最典型的劣根性。陈胜不是刚起步就称王了吗？吴广不是跟部下闹矛盾被杀了吗？
第五、成大事所必需的大见识、大格局、大智慧、大手腕，陈胜吴广他们是一样都没有。他们跟后面重演他们的剧本的刘邦相比差太多了。熊孩子放鞭炮都知道点火后要赶紧跑远点躲一下，你们咋就那么大的勇气直接攻向咸阳呢？先立个山头，巩固一下自己的基本盘，然后到处去联络同道中人，一边壮大自身实力，一边等待更合适的机会……这样做才对嘛。刘邦后面不是边走边学，然后不断自我升级，集齐了萧何、张良、韩信、郦食其等冠军拼图、争取了彭越、英布、陈平等最强助力之后，才开始腾飞的吗？
第六、干大事最不值钱的就是勇气，而陈胜他们除了勇气一无所有。当时的秦朝只是矛盾激化，并不代表人家的实力孱弱，人家秦国武运昌盛了上百年，秦锐士那可都是见血就兴奋的主，你们一支孤军就敢冲出去？结果是不是被章邯的杂牌军给吊打了？要学会打持久战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没了，勇气有个毛用。
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之中，很多不满于既定现实的朋友想改天换地的同时，一定要有循序渐进的思维、要有系统思考的意识。很多事情，并不是对方不行就代表你自己一定行。
历史上，造反也许大多是有理的，但大多数时候也是并不合理的。切记！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