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意大利思想家、美学家维柯的《新科学》在欧洲思想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著名比较文学学者奥尔巴赫和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研究都受到《新科学》的影响。维柯在《新科学》中对世俗与神圣领域之关系的探讨为我们重新思考世俗化理论和世界文学话语提供了契机。
《〈新科学〉、世俗化与“世界文学”》是一部从世俗化理论角度出发研究世界文学话语、从世界文学研究的角度介入当代世俗化理论讨论的著作。民族和语言历来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比较”框架，本书作者结合对维柯《新科学》的分析和对奥尔巴赫、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研究的考察，揭示出“世俗”、文字和作者等主题在世界文学话语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完善比较文学研究视野的重要意义。本书重新审视了萨义德的“世俗批评”思想，提出世界文学研究并不“世俗”的观点。书中提出的论点在中英文学界都具有原创性，为学界提供了理解、思考和想象“世界文学”的新视角。
《〈新科学〉、世俗化与“世界文学”》
张燕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5544-3
59.00元
★创新的视角：从世俗化理论角度出发研究世界文学话语，结合历史比较研究和文本解读的方法，考察维柯的《新科学》和奥尔巴赫与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研究，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世界文学的复杂性的独特视角。
★创新的理论：通过对维柯《新科学》的深入解读，本书提出了对世俗化理论和世界文学研究的新见解，书中论点在中英文学界均具原创性。
★跨学科融合：将历史比较研究与文本解读方法相结合，促进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
★学术意义：在后世俗时代与后人类世纪，重返《新科学》，省思世俗化理论、历史人文主义和“世界文学”，对我们理解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张燕萍，任教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人文中心博士后，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世界文学、美学与批评理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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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新科学》、世俗化与“世界文学”
第一部分
“‘世俗’批评”？——《新科学》《摹仿论》与奥尔巴赫的伤疤
一、“如果……歌德不是歌德……”：奥尔巴赫的伤疤
二、“历史世界”、语文学、“关于神圣神意的理性公民神学”与黑格尔的幽灵
三、但丁、《喻象》与“世界文学”的救赎
第二部分
从创世文字到解构“解构”——论维柯的“文字世界”与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
四、创世文字：维柯的“文字世界”
五、契约、起源与“作者之生”
六、诸神黄昏之后：达姆罗什的“世界文学”与“文字世界”
参考文献
后记
世界文学论争
“世界文学”和“文学”的存在一样古老，但世界文学话语的兴起是在十九世纪，其中最著名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德和马克思的先知性呼吁——“世界文学的时代已来临，每个人都应努力加速它的到来”“从众多的民族和地方文学中，出现了一种世界文学”。通常认为，世界文学话语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话语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而出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伴随着福柯在《词与物》中提到的“人的概念”在十九世纪的出现与昙花一现而进入话语史的。爱德华·萨义德——一位汇通了福柯、葛兰西和对维柯人文主义创造性解读的后殖民批评家——对此再清楚不过。当他1969年把埃里希·奥尔巴赫（1892—1957）的《世界文学的语文学》一文译成英文，从而宣告“世界文学”进入比较文学学科主流话语之时，他在译者前言里所强调的，除了国族之外，便是“人性”。萨义德借奥尔巴赫之口表达了他对处于冷战意识形态下日益扁平化的世界的担忧，这种担忧九年后汇入他赫赫有名的后殖民理论奠基作《东方主义》（1978）之中，二十年后获得了它的漫画式表达——福山的备受争议的“历史的终结”（1989）。
当代世界文学话语的复兴可以追溯到千禧年前后。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1999）、弗兰克·莫莱蒂的《世界文学猜想》（2000）和大卫·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2003）的相继出版或发表悄然宣告了后殖民理论的死亡，后殖民理论“圣三一”被新的“圣三一”所取代。复兴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看似和后殖民理论处理的问题并无二致——国族、语言、文学生产和流通中的权力关系，等等。把过去二十年来关于世界文学的论争看作是复兴的世界文学话语与试图复活的后殖民理论间的论争并不为过。面对后殖民理论的死亡，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在《一门学科之死》（2003）一书中索性宣告了比较文学学科的死亡。但比较文学也可以生——斯皮瓦克在此书中重申了她的“星球性”概念，她认为，“星球性”值得被探索，“因为它是一个未知的量子，几乎没有被暗示过，还没有穷尽我们希望它承载的意义”。
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可以被看作是对崛起的世界文学话语中“世界”的抵抗与挑战。但“世界文学”中的“世界”还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其意义远没有被穷尽，甚至可以说尚未被探索。充满悖论的是，斯皮瓦克试图夺回后殖民理论话语权的尝试反倒拓展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研究——《一门学科之死》引发了艾美·埃里亚斯和克里斯丁·莫拉鲁所谓的“星球性转向”（2015），“星球性转向”的代表人物——耶鲁大学英文系的宋惠慈教授——将障碍研究和生态批评带入国族文学研究。此后，唐丽园和珍妮佛·温佐等学者进一步拓宽了“星球性转向”的空间与伦理维度，而“星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唐丽园和温佐都是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
斯皮瓦克并非唯一对新兴的世界文学话语发起挑战的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学生谢平在《什么是世界？论作为世界文学的后殖民文学》一书中，尝试对“世界文学”中的“世界”做时间性的解读，从而提供一个“改变”世界文学话语的“规范性基础”。谢平的理论是基于他对世界文学话语的特定的解读之上的，他认为，“圣三一”世界文学话语是一种关于空间的、与资本主义全球化同谋的话语。他的理解带有强烈的后殖民理论色彩。但谢平似乎没有注意到，卡萨诺瓦、达姆罗什和莫莱蒂对世界文学的论述根本上都是文学史叙述——“时间”本来就是世界文学话语中不可忽略的维度。
萨义德的学生阿米尔·穆夫迪和谢平一样，试图给圣三一世界文学话语注入他认为其所缺乏的伦理规范性。在其《忘记英语！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一书的书名中，“东方主义”和“世界文学”都以复数形式出现，穆夫迪继承并放大了萨义德对世界文学消解民族文学的可能性的忧虑。艾米丽·艾普特的《反对世界文学：论不可译之政治》（2013）也将圣三一世界文学话语与全球化政治相联系，艾普特试图通过“不可译”的概念突出她所理解的“世界文学”的语言与伦理困境。和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一样充满悖论的是，艾普特的“反对世界文学”最终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一种以“不可译性”为纽带建立起的世界文学理论模型。
后殖民理论对世纪之交出现的世界文学话语的逆袭给我们几点启示。一方面，它提醒我们注意世界文学话语所具有的多重面向与其作为话语的强有力的涵盖性与周延性。如果说斯皮瓦克的“星球性”概念被“世界文学”的吸收与再造说明世界文学概念具有仍待被开发的空间与伦理潜质，那么谢平、穆夫迪和艾普特对世界文学话语的挑战则从不同角度提醒我们注意世界文学话语中易被忽略的时间维度、复数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逻辑。另一方面，后殖民理论对世界文学话语的逆袭也让我们意识到，世界文学话语在根本上处理的是和后殖民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不一样的问题。国族、语言、身份、性别都已被建构与解构，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世界文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问题本身不需要世界文学话语，世界文学话语所做与能做的是在废墟上建构关于“世界”和“文学”的新的模型。达姆罗什、莫莱蒂和卡萨诺瓦都谦虚地把各自的世界文学话语说成是“问题”“方法”和“尝试”，三位学者都不同程度地、不约而同地吸收并改造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但三位学者都不把自己的世界文学话语称为理论。
三人中看似最具理论野心的莫莱蒂是一位痴迷科学的出色的文本细读者。他的卓越的想象力为数字人文研究指明了方向，但他自己的数字人文研究却似乎永远处于起步阶段。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莫莱蒂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为思考“世界文学”提供了富于创意与实验性的建设方案，这也是他创立并担任指导的斯坦福文学实验室的主要贡献所在。学界对莫莱蒂世界文学话语的研究历来强调的是他对进化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运用，但或许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莫莱蒂的“远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社会学形式主义，将时间化为空间、空间化为图表，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俄国形式主义、诺思洛普·弗莱的原型批评和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小说理论。
卡萨诺瓦的《文学世界共和国》同样是一部充满了想象力的建构作品。卡萨诺瓦以布迪厄的充满争竞的人性为基础，以竞技场为原型，以年鉴学派的长时段为依托，建构起一个有首都、公路、疆界和格林尼治线的不平等的“文学世界共和国”。达姆罗什则横贯古今，以一篇“散文”达姆罗什把《什么是世界文学？》定义为一篇尝试定义“世界文学”的散文，尝试定义“什么是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没有“科学精准性”的“椭圆形折射”，是埃及象形文字的限定形态的双头兽图案。
也许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学话语仍处于想象力丰沛、潜力充盈的童年阶段。它能处理的问题已超越了民族国家、身份政治、地域空间，但它对自身能处理的问题还没有足够的自觉。它能处理、已经处理却还没有被充分理解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世俗化”。“世俗化”的拉丁语词源意义之一便是“世界”。
制作：王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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