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湖州，有好吃的青豆和锅巴，烧汤笃砂锅的美味丁莲芳千张包；还有救了妹妹小命的九八医院；更多的记忆还是个“军”，关于部队的记忆。
1960年到1967年，爸爸在湖州白雀的20军。白雀在湖州北面的郊区，我们跟姆妈从上海去探亲，那时没火车，坐长途到平望转车。到平望车站，姆妈去买到白雀的票，我看着妹妹和行李。
我住白雀最长一次是1962年，过了个暑假。那时，我在静安区机关幼儿园已从托儿所毕业，暑假后升小班。天热，晚上我吵得四邻不宁，赵侃伯伯吓唬我：再吵送你回上海。
十多年前我去父母家。姆妈拿出《铁军》杂志问：还记得白雀隔壁的钱处长吗？爱人是前锋小学的校长，“前锋”是20军的别称。姆妈翻到一篇文章说，这火箭总设计师是钱处长的儿子。看来我那时没吵得他睡不好觉，没影响火箭上天。
最后一次到白雀是1966年底，我上小学不久。爸爸住处在修，我们住军部招待所。一天，他带我和妹妹到警卫连宿舍，看战士们过冬情况。白雀近山区，冬天寒冷。战士们只有一条4斤重薄棉被，再加一件军大衣。爸爸要我们向解放军学习，不许我和妹妹用热水袋和汤婆子；不做温室里的花朵，要做暴风雨里的雄鹰。从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注入革命军人不怕苦不怕牺牲的血性。
去白雀多次，只有那年在部队拍了全家福，爸爸在照片后记下拍摄日子：1966年12月28日。我们参加了军部大礼堂的新年联欢会，进门的大厅让人倍感亲切；大厅在盛夏阴凉并有穿堂风，外公常带我抱着席子来午睡。坐在剧场里，第一次见爸爸在台上合唱。这歌我至今记得：“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那）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呀）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我读中学时又去湖州，那是1974年，爸爸这时在宜兴川埠59师。去湖州南郊的钱山漾，参加机关支援部队农场的“双抢”。7月26日从川埠出发，乘师通信营车先到白雀，送东西到军通信营。车过阔别8年的湖州，我在日记中写道：“湖州现在的容貌真不错，宽大整洁的街道，新式的建筑物，排列在街道两侧的繁荣商店；人们的穿戴不亚于杭州人。可惜不能细玩！”那时我客居杭州。
从白雀到钱山漾，行驶在两旁长着高大芦苇的大堤上，一路颠簸厉害。到农场已是上午10点，下午3点割稻。之前我学农割过稻，要领没忘：弯腰，右手握镰刀，刀口斜向下；左手逆时针抓把稻，镰刀往稻根上方约2寸处，从外往里一刀。左手顺手把割下的稻子横放身后。但我割不过叔叔们，落在后头。
农场指挥部对我们很照顾。第二天上午在晒场打稻，不一会停电，机器不能工作。电工说要停4小时，我随爸爸和师电影队小张去临时广播站，那儿管理和设备的都是电影队。在广播站，看了师侦察连送来的广播稿，我这个文艺青年在日记里写道：“有几篇文字、语言组织得很好。”
下午，我跟车送稻到湖州粮库，没想到部队也交公粮。到粮库，叔叔们扛粮包爬上高高的谷堆，我快速剪开系包麻绳，让稻谷从他们肩上的粮包里流出来。剪着剪着，指关节磨出了血泡；细皮嫩肉，缺乏锻炼。
第三天，上午先与李干事、潘干事把稻谷装包、过磅。后没人装车，我与杨管理员两人装车，这下子累得够呛，看来还是缺乏锻炼。下午又跟车送粮，这次去湖州粮油蒸谷厂。到了厂里，我这次与李科长在车上卸车，把粮包放在别人肩上。
晚上，师电影队陈文斌、赵怀玉从川埠赶到钱山漾放电影，放的是纪录片《全军运动会》。放到一半下起大雨，但军人穿雨衣老百姓打伞仍坐看电影。他们很少看电影，可是我们却弄不到新片子给他们看，惭愧。
我们住仓库打地铺，天不亮就起来，抢在日出前下田。洗澡在河里，换衣裤在河边桑田。那桑树专供养蚕，只一人来高，结的桑葚不如家里院中的大桑树多。空下来，我学会部队盛行的一种扑克打法叫“153”，现在记不得怎么打了。
到部队度假不止我一个学生，但去参加“双抢”却只有我一个，不免对爸爸这新四军老兵心生埋怨，一心要把我培养成个战士。后才明白，在部队长期做文化工作的爸爸，知我爱写作，但一个学生的生活面窄，需要扩大和增加积累。我果真受益，在1974年第3期《杭州文艺》（今《西湖》）发表处女作《农场战歌》诗二首。那年，我这个中学生16岁。那是在湖州钱山漾得到的一份来自军队的收获。
原标题：湖州的记忆有个“军”
栏目主编：陈抒怡 文字编辑：陈抒怡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来源：作者：袁念琪
